陈德宏：那些远去的身影

　　回想起来，“文革”前、包括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虽然读了不少文学名著，但仍是一个文学青年，充其量也只能算文学发烧友，对作家及作家协会像仰望星空一样，感到神秘、神奇而又遥不可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因几篇不像样子的评论文章，被甘肃文联的领导错爱，调进了草创时期的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加入了“文学从业人员”(王蒙语)行列，并因此结识了许多文学名家、大家，其中包括曾在《文艺报》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光年、冯牧、唐达成。通过他们，原本有些缥缈的文学界在我的心中变得具体、真实、可感、可亲。

　　1991年8月8日至19日，中国作家访问团从兰州出发，沿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前往敦煌参观访问。张光年亦在团中。作为东道主我全程陪同，有了与这位大诗人、老革命可遇不可求的十数日朝夕相处。

　　张光年为人低调，对人平和友善，在作协机关甚至在全国文学界，从不让人称他的官衔，上上下下一律叫他光年，在会议等正规场合顶多在光年之后加上“同志”二字算是尊重。我第一次见光年是接站，因不懂“规矩”叫了一声“张老”，立刻被他严肃地制止。我的脸涨得通红。光年见状，立即补充了一句：“我还年轻，同巴老相比，我还是小伙子呢！”他的幽默引起哄堂大笑，也化解了我的尴尬。

　　上世纪的90年代初，兰州的旅游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夏季，宾馆非常紧张，我们提前一个月联系，想把作家访问团安排在省委所属的宁卧庄宾馆未成，后经省委办公厅协调，考虑到光年的资历、职务及影响，只安排一套间给光年，其他团员只好安排在条件一般的农垦宾馆。接站时说明情况，立马遭到光年的拒绝。他说：“我是作家访问团的一员，怎么能脱离大伙单独住呢？”我急忙解释：“农垦宾馆没有套间。”“没有套间就住标间。”光年态度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还好，农恳宾馆了解情况后，从别人预订的套间中调剂出一套，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赴敦煌的行程中，每有题辞赠诗，光年总在落款的“中国作家访问团”之后“张光年”之前加上“随团”二字。许多朋友大惑不解，问我何故？我将我的理解告诉他们：光年是在中国作家访问团名单确定之后才提出要参加的，故自视为非正式成员。“随团”二字既记录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掌故，又彰显着他为人的谦虚低调。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资历、职位、成就与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在团内受到大家的尊崇与拥戴，在沿途受到知情者的厚爱与追捧，所到地、巿及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班子集体出席欢迎会，为的是一睹《黄河大合唱》词作者的风釆。

　　我与冯牧的交往，由少而多而繁，由浅而深而亲密，以至于发展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首先得益于吴坚、程士荣、武玉笑、杨文林、谢昌余这些老领导，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老延安”，有的还是冯牧的“鲁艺”同学，由于他们与冯牧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才把我这个“小字辈”人物带到了冯牧面前。其次，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纽带，是我供职的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

　　《当代文艺思潮》是全国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应运而生。《当代文艺思潮》实际上是从《飞天》分蘖而出，紧锣密鼓的筹备期是1981年，冯牧正在甘肃“养病”，谢昌余、杨文林等甘肃省作协领导，多次向冯牧谈及创办新的文艺理论刊物的设想，获得了他的支持与指导。实际上，《当代文艺思潮》在创办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冯牧的认知、经验、思想及智慧。而冯牧对《当代文艺思潮》的支持与关爱，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上。创刊号1982年1期就刊出了冯牧的重头文章《关于理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一些随想》。这篇文章是1981年9月16日在兰州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而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又是《当代文艺思潮》筹备创刊的通报会及全省文艺队伍的动员会、约稿会。因此，我们一直把冯牧的这篇文章当作他对刊物的期望与要求。再者，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冯牧与甘肃的情感之深厚——8月2日刚刚结束数月的“养病”从兰州返京，时隔一个多月的9月16日，又行色匆匆地为一个座谈会往返奔波。以文章支持刊物，不辞辛劳地参加活动，冯牧对《当代文艺思潮》可以说关爱有加，有求必应。

　　1984年6月我从偏处西北一隅的兰州到北京约稿，第一次见到唐达成。当时《当代文艺思潮》因刊载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而陷入“现代派风波”的旋涡。在此背景下，编辑部策划出一期国庆35周年特大专号，配合形势，亦证明自己。为此，编辑部为我开了长长的约稿名单：荒煤、冯牧、洁泯、唐达成、阎纲、顾骧等评论家，王蒙、李国文、刘心武、梁晓声等作家。这些都是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能见到他们吗？他们会应约写稿吗？我心中无底，甚感惶恐。可我的担心与疑虑，皆因见到唐达成而烟消云散了——他不仅一口应承写稿，而且当他得知我与要约稿的大多数评论家、作家并不熟悉后，帮我一一进行了电话联系，为我顺利完成任务帮了大忙。我不敢妄言通过这次短暂的接触了解了唐达成，但他的诚挚、热情、友善，他的乐于助人及宽厚如兄长般的风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之后不久，唐达成担任了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职务，担子重了，地位变了，工作自然更加繁忙，但诚挚友善平等待人一点也没变，不论在何种场合见面，总是主动打招呼，询问刊物的情况，问候文友安好。有几次唐达成来兰州，我退避三舍，佯装不知。说得堂皇一点，是遵守纪律，谨守本分；说得坦率、直白一些，是保持知识分子的一点清高与尊严，以避攀附之嫌。而我的这种“小肚鸡肠”似乎也为唐达成洞察，所以他每来兰州总托人带话，告诉我所住宾馆及房间，希望见见面，聊聊天。1986年夏天的某日，又接到了唐达成的“带话”，约我晚饭后前往他下榻的宾馆见面。我如约而至。束沛德亦在。他们似乎是在西宁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返程路过兰州，稍作停留。达成说，今晚(甘肃)文联、作协领导请吃饭，饭前写字，趁机给我、谢昌余及《当代文艺思潮》各写了一幅。说着，他将墨迹已干墨香尚浓的三幅宣纸展开，让我及束沛德欣赏。给我的横批是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给谢昌余的条幅是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而给《当代文艺思潮》的条幅则是“海阔天空开拓浪，高瞻远瞩改革魂”。这题词赠诗，如在平时，至多只能算作文人之间的酬酢，而放在当时错综复杂的语境下，便陡然增加了它的意涵。

　　论年龄张光年长我30岁，冯牧长我20多岁，唐达成长我14岁，按国人的传统算法10年为一代，我与他们中间隔着一代至数代，可他们从未把我当小字辈看待；在长期的通信中，张光年、冯牧称我“德宏同志”，我感到亲切、温暖、庄重，甚至暗暗地有种自豪，惟有唐达成称我为“兄”令我惶恐。

　　1995年夏，我的文艺评论自选集《文艺观潮》编成，准备出版，何人作序，颇费周章。1990年秋，冯牧在敦煌发生车祸，我去处理善后并接冯牧回兰州休养，谈及出书事，冯牧主动表示，编成打个招呼，他愿为之作序。此时冯牧正病重住院，旧事重提，不仅不合时宜，简直就是罪过。求助于光年同志，迟迟得不到回音——事后得知，他根本未收到我的信。不得已，只好给达成写信求助。我的信是7月15日发出的，8月3日达成就寄来了洋洋洒洒文采斐然的序文。序文的第一句话就称我为兄——“德宏兄的评论自选集要出版了”，令我如坐针毡，愧不敢当。我立马回信要求把“兄”字改掉，并强调如若不改，将“折煞我的阳寿”。很快收到了达成的回信，他说：“序中称兄是文友应有的称谓，通常也都如此，你不必过意不去，如改变称呼，一来不亲切，二来也有居高临下之嫌，所以我以为不改为妥。”

　　什么是光荣传统？光荣传统就是优良作风的薪火传承。当年，走进北京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那因陋就简的抗震棚，时常看到张光年、冯牧、唐达成和蔼可亲的笑容；而今，跨进《文艺报》的办公大楼，仍然享受着文字的温暖与温馨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了张光年、冯牧、唐达成那些远去的可亲可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