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水，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情结——陈启文访谈

　　水是人类最早认知的元素之一，看似寻常，又非同寻常。在人类诞生之前水就诞生了，没有水，也就没有人类，没有一切生命。水是生命之源，水也是有生命的，甚至有着强烈的生命意志。只有追溯生命之源，人类才能接近生命与存在的真相。上善若水任方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沉思，人类能否在江湖之上重建一个新的价值世界？

——陈启文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是一部题材宏大、题旨重大的作品。这部长达63万字的作品，全方位地揭示了中国水危机形势的严峻。这部作品的出现，源于陈启文对水利和水危机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黄河断流，海河干涸，大西南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没想到在走向天命之际，竟会遭遇了这样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逼迫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些正干得冒烟的江湖深处。”他历经数年，奔波于江湖，上下以求索，足迹遍及中国七大江河水系，用眼观察、用心思考，向读者真实地报告中国水危机的境况和自己的忧思。该作品在发表、出版后，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在传播国情水情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7月28日，国家一级作家陈启文应邀接受了本刊专访。

水，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情结

——陈启文访谈

　　陈启文原是一位有着鲜明风格的新乡土小说家，此前曾推出了在自己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河床》，被誉为一部“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的“中国第一部生命小说”，被视为中国新乡土小说的标志性作品，曾入围茅盾文学奖，入选“建国以来(1949-2009)优秀长篇小说500部”和中国作家协会“新中国60年文学成就展”。近年来，他将笔触转向报告文学，由《南方冰雪报告》到《共和国粮食报告》，再到《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共和国国情系列”，从“民以食为天”的粮食，到“国之命脉”的水，无不体现了一介公民心系国家的责任。在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陈启文着重介绍了他对水的体会与思考，表达了他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追问。

　　《中国节水》：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您是因为什么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国的水情？

　　陈启文：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情结吧。我生长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一片河床上，是喝着这大江大湖里的水长大的，在数以千万计的洞庭儿女中，我也是她血脉相连的一员，用母亲河(湖)或生命河(湖)来形容长江和洞庭湖，这对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血缘的真实。在我三十岁之前，从未担忧过江湖中水少了的问题，而是水多了，从小到大我是在洪水的忧患中度过的，感觉满世界都是水。然而，在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洞庭湖愈演愈烈的干涸开始揪紧了我们这些水乡人的神经。最初的一段岁月，我和我的父老乡亲们还以为这只是偶然现象，随着干涸缺水旷日持久的延续着，直至引发2011年长江中下游(包括洞庭湖)的跨季节大旱，一个残酷的事实已摆在人类面前，干涸缺水已是洞庭湖的常态，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常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据长江水文网的水文预报和水情及雨情综述，自6月下旬以来，长江干流附近及以南地区普降小至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中，鄱阳湖流域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洞庭湖城陵矶水文站和鄱阳湖湖口水文站是在长江防汛测报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控制站。由于受强降雨影响，两湖水系多条支流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不高，很快又回落下去。以我比较熟悉的城陵矶水位为参照，据2014年7月15日11点水位公告，城陵矶水位为13.25米，而城陵矶的防汛水位是31米，警戒水位是32.5米，危险水位是33米，保证水位为34.4米。哪怕一个对水文一无所知者，看了这一连串数字立马就知道城陵矶的水位有多低，从而就知道了洞庭湖和长江还剩下多少水，连正常水位的一半都不到，而此时正是长江和洞庭湖的主汛期，而且是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的背景下。从地理常识看，长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水资源总量9616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为黄河的20倍，在世界仅次于赤道雨林地带的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扎伊尔河)，居第三位。但从残酷的水文数据看，这个常识至少要打一大半折扣了。若要了解中国极度干涸缺水的现实，其实不必去看黄河、海河等干涸缺水的河流还剩下多少水，看看长江就一清二楚了。设想一下，如果长江流域长期处于这样的低水位，南水北调又哪里有水可调。

　　《中国节水》：对于节水的认识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您都经历了哪些？

　　陈启文：我在长篇小说《河床》中曾描绘这样一个细节：“在我们这个地方，水多得可以用来刷洗整座房子，甚至整个村庄。我七岁那年的春天，父亲又开始为他的第五个孩子降生做准备了。这个准备就是洗刷房间，我们家突然变成了池塘，我和三个妹妹在房间里相互泼水，大门紧闭着，水还在不断地上涨，房间里所有的垃圾和我们都快要浮起来时，父亲突然抽掉了门栓，水就席卷着垃圾冲了出去，我最小的妹妹被冲出了大门，又冲下了台阶，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笑呢。”——这不是小说家言，而是我们水乡人的真实生活细节，当你生活在这样一个满世界都是水的地方，也就无所谓节水意识。十七岁那年，我通过高考走进城市，对于一个进城的乡下人，第一个根本变化就是从自然之水走向了一个水龙头。换句话说，我的城市生活是从一个水龙头开始的。我记得那时还是老式铸铁水龙头，锈迹斑斑，每天一大早拧开水龙头，先要放出很多暗红色的锈水。这种水龙头经常坏，尤其到了冬天，还时常爆裂，一个小小的水龙头，不知浪费了多少水。可见，节水不止是一种意识，还有赖于科技和工艺的进步。回想我这三十多年的城居生活，水龙头从老式铸铁工艺到电镀旋钮式的、塑胶材质的、不锈钢单温单控的，到现在，很多家庭已经用上了不锈钢双温双控水龙头和厨房半自动水龙头。透过一个水龙头的更新换代，也能看出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更新换代有多么快。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如今人们选购水龙头，都会从材质、功能、造型等多方面来综合考虑，而节水也是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当然，除了技术、工艺上的更新换代，养成自觉的节水意识尤为重要，但自觉是一方面，也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人类的这种意识。粗放型的价格，决定了粗放型的资源浪费。如今人们已普遍形成了节电意识，只因电价在家居生活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设想一下，当水价像电价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必须精打细算的支出，人们就会像节约用电一样养成节水意识，也就不会让自己的水龙头放任自流。

　　《中国节水》：言胜于行。是怎样一种信念和力量促使您开始用文字来记录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的行动？

　　陈启文：这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我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吧。从人生经历看，我从乡下进城后，又从湖乡城市岳阳走进山城张家界，再到珠江三角洲的发达城市广州、东莞，可以说，从资源性的水危机到水质性的水危机，我都经历过，有着切身体会。在张家界时，当我深入那些干得冒烟的湘西大山区，看到那些一水难求、枯槁如同焦炭的山民，那种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绝望之感，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那是典型的资源性水危机；而在广州、东莞等发达城市，守着水量充沛的珠江、东江，缺的不是水，而是干净水。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一条河流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看着那一条条直接伸向河道的排污管，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在水里投毒，而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我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和冲动，脑子里下意识的就会迸出一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如今，我已年届天命，变得越来越冷静和理性了，那种情绪化的悲愤和冲动虽说慷慨，却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如何从青少年开始，在提升公民综合水素养、培育节水意识上多做一些普及工作，以“必备的水知识、科学的水态度、规范的水行为”等为内涵，唤醒人们对水的热爱和珍惜，加入到保护水环境的行动中来。我是一个写作者，这是我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是我的行动方式。我已不止一次说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一个职业虚构者，当我从不惑走进天命，我感到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无法虚构的现实，我选择了报告文学这一更直接的、更有承载力的文体，来承载我业已认定的使命。如《命脉》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我自觉担当的一种使命。但愿读者能够看到，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并非单纯站在人类立场上看水利，同时也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对自我的认知、对生命的追问。河流也是有生命的，甚至有着强烈的生命意志。只有通过河流，人类才能接近生命与存在的真相。

　　《中国节水》：《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是怎样的一种创作过程？在创作过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有何感触？

　　陈启文：关于《命脉》一书的采写过程，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本书后记，我已有详尽交待。在本书的采写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或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在体制上对水的管理机制上存在诸多问题。长久以来，国人在理解和认知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水就是水利部门管的事，由此而把水危机以及水利方面发生的所有问题都一咕噜的推给水利部门，归咎于水利部门。我也是在长时间的采访和调查后才矫正了这一认知上的误区。事实上，在现有体制下，对水的管理不仅是水利部门的事情。譬如说，当下水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资源性水危机。在水资源管理上，尤其是用水总量控制上，涉及中央、地方以及社会用水行为之间的博弈，关乎到各省市、上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尽管水利部门在各大流域设置了相应的流域管理委员会，如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等，作为水利部派出的管理机构，依法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责，但这些流域管理机构同流域内处于强势的地方政府相比，一般只能起到协调作用，其管理职权难以有效发挥。如何理顺和加强对流域的统一管理，有没有可能对水资源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在现行的水利或水务管理机下，如何在全流域内逐级建立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制定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强制性的节水标准以及节水技术的改造与科技创新等，这一系列问题，非一地政府或某个部门能够单独管理，均需要以整个社会的协同为前提，才有可能让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其次，当下水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是水质性危机。我以为，最大的节水空间，就在于对水体的保护，让其免遭污染，没有比污染更大的浪费。这关乎江河流域的生态环保、污染治理等诸多症结，这其中又有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现有管理体制下，无论是生态环保和水土流失治理，还是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对于水利部门而言都是不可能独当一面来完成的。生态和水土流失问题，是国土、林业部门的职责，而控制入河排污总量的决定权实际在环保部门。如何达成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要求、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加快对污染严重江河湖泊水环境治理以及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等等，均需完善各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让社会各方面形成合力，把水利问题变成整个社会的行动，才能在共同推进中有效化解水危机。

　　《中国节水》：作为一名优秀作家，通过笔触肩负节水公益宣传重任，谈谈您在生活、工作中是如何传播节水理念的？

　　陈启文：我不敢妄称是一名“优秀作家”，但应该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写作者，身为湖南人，这种使命感，也是湖湘文化在血脉里传承的一种宿命吧，“胸怀天下，坐而起行”、“学者务积功于实事”，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使命感，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另一方面，我也是一个全凭稿费和版税为生的自由写作者，这不止是我的身份，也是我的生活和工作，更是我的立场。我的身份与精神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一个民间的自由写作者，注定只能以民间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一次漫长而艰难的写作。我也只能以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卑微之躯，努力地保持一种特立独行、直面严峻现实的姿态。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轻的一介小民，虽是小民，却又从未忘记我们这个国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中国节水》：节约用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节约保护水资源是一项持久行动，您对今后参与节水公益活动有什么计划？

　　陈启文：首先，感谢贵刊对我的信任，作为一名中国节水志愿者，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在完成《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这部作品后，我还积累了大量素材，由于一本书的篇幅十分有限，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都未能用上，也难以全面反映中国水利、水危机的全貌。去年，我就拟定“中华江河丛书”这一重点创作计划和可操作性提纲，大体上按中国七大水系分为七卷，总计近两百万字。这一系列丛书，将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华江河文化源流史和形象史，也是一系列中国江河地理、历史与文化的科普读物，力图展现出一部完整的、全景式的中华江河谱系，而节水，既是题中之义，更是重中之重。

　　陈启文，1962年6月出生，湖南临湘人。当代作家，国家一级作家。被媒体誉为新生代重要作家、60后代表作家和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花城》《山花》《作家》《天涯》《大家》《北京文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20余部，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三届、四届“三个一百”国家原创出版工程图书奖、《中国作家》第一、第二届郭沫若散文奖(蝉联)、第三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第四届老舍散文奖、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等国家图书奖和多种文学奖，另获过香港、澳门、加拿大等地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现居广东东莞，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