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声：画中国画，要有“笔墨思维”

吴良镛先生画像 李延声

　　人物名片

　　李延声，原名李延生，1943年生于延安，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中国国家画院院委、艺委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部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专家。

　　几天前见到李延声先生时，他刚刚随中国国家画院“草原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工程考察写生团归来。虽然他年逾古稀，手脚不像年轻人灵便，旅途劳顿，休息不好，他还是兴奋不已，接触了沿路的一些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画了不少人物速写。

　　采访那天阳光和煦，一如李延声——见过他的人，大抵都会难忘他的和蔼和笑容。窗外的阳光洒向他满头银发，这位老者像小孩子般欢心地向我们介绍着他的作品和得意之物，这种单纯的快乐，使得围绕在我们周身的空气，仿佛都充盈着跳跃的分子。他见过领袖、关过牛棚，下过煤矿，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让他自信、自足、从容、儒雅。

　　美术文化周刊：你生于延安，后来在武汉、广州、杭州、北京读书，还在太原西山煤矿工作8年，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你的艺术创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李延声：像我这一代的艺术家，应该说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我1943年在延安出生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是抗大的教授，母亲是抗大的指导员，我母亲喜欢画画，但战乱时代，她没有条件。我很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玩具，母亲就给我一根木棍，让我自己在地上乱画，以画取乐，奇怪的是我就画出兴趣来了。1956年小学毕业，我考上了7年制教育学校武汉的中南美专，关山月当校长，我从那时开始正式学习绘画，后来这个学校迁到广州，成为广州美院附中。

　　1962年广州美院附中毕业之后，我考入浙江美院国画系学习。1965年作为浙江美院的学生代表，参加全国第18届学生代表大会，到北京见毛主席、周总理。1966年，“文革”开始，潘天寿等一批老先生全部被划为了“牛鬼蛇神”，我也被划为“小爬虫”，当时我23岁，也被关进牛棚。我们一起被游街批斗，老师们在前面，我在后面。经历过这样一种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我开始有所思考。

　　后来响应国家的指示号召，参加上山下乡运动，那个时候想法也很单纯，我报名去了山西，在煤矿一待就是8年。1978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当时我还在工作队，就请假到北京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当时我最崇敬的那些老师都在中央美院，我如愿考上了，高兴得几天都没有睡着觉。

　　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我被分到了现在的中国国家画院，当时叫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我崇敬的几位老师：李可染、蔡若虹、黄胄、叶浅予都在，我感觉自己待在艺术的天堂，天天和这些艺术上的大家在一起讨论艺术。当时黄胄任常务副院长，我是他的秘书，前后跟黄胄相处20多年，亦师亦友。我一生有机会上了3个美术学院，让我能够充分地在艺术上、技巧上向这些大师们学习，这是时代给我的机遇，从关山月到潘天寿，从蒋兆和到黄胄都对我学艺之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术文化周刊：广美、浙美和央美在中国画教学上有哪些不同？

　　李延声：在广州美院附中时，我主要学素描，徐悲鸿的素描是从法国学习过来的，但是徐悲鸿当时走得太早了，他这一套教学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那时中国和苏联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所以苏联专家来教我们苏派素描，苏派素描讲究分面，面面俱到，而法国素描讲究提炼，讲线和结构，法国的素描可能更适合中国人学习。在浙江美院，主要学习浙派人物画，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都是我的老师。浙派人物画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把人体结构和笔墨结合得很好，这对全国的美术学院都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中央美院则比较全面，徐悲鸿、蒋兆和在人物画上是有开创性的，现在来看“徐蒋体系”不仅是讲写实技巧，更重要的是注重人文精神。他们的作品关怀国家兴亡，具有很强烈的艺术表现性。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人物画写实、工细的作品比较多，但很多作品形象不鲜活，比较欠缺写意的精神，原因是什么？

　　李延声：我认为中国画创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笔墨语言需要研究。人物画在笔墨研究上，比山水、花鸟画要弱。我13岁考上中南美专附中的时候，关山月对我说，如果喜欢画中国画，一定要用毛笔写生。那时候我还小，并不懂，但后来我按关老的意思，用毛笔写生画一棵棕榈树，六一儿童节登报了，当时很高兴。我在山西煤矿时也画过一些毛笔速写，但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研究生毕业以后，黄胄跟我说，自己画了这么多速写，但毛笔速写画得太少了，因为中国画是毛笔为主。如果人物画家平时都用铅笔、炭笔写生，创作时才用毛笔，画家的笔墨思维是第二位的。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坚持画毛笔速写，现在就比较自如了，但我认为还要有所思考。李可染晚年刻了印章“七十始知己无知”“白发学童”，我现在也是白发学童，峰高无坦途，还要拼搏。

　　笔墨精神就是“笔墨的思维”。人物画很大的问题是形画不准，这需要练功，要不然很难画好。人物画的笔墨要向山水、花鸟借鉴很多的东西。笔墨传神有三个要点：一是对对象要熟悉，对客观知识有理解。二是对对象的情感，对主观知识有理解。三是笔下有神。最后所有的认识融汇到笔端，笔下有一种内在精神。现在的一些人物画作品，确实写意精神比较弱，没有人文关怀，很多是抄照片，不可能画出深度来。画人物画，要关注人。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社会快节奏，诱惑力大，不像当年的艺术家能够深入到社会、人民中去。这个传统现在更需要多提倡。

　　美术文化周刊：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你创作了很多矿工题材作品，是这类题材的开创者。最想表现矿工的什么精神？

　　李延声：在煤矿的8年工作中，我画了大量的矿工图，这一题材古人没有画过。一开始我并未设想要在艺术上有何成就，也是跟随着那个时代的潮流往前走，但现在回看那8年，对我仍有特殊的意义。那时我30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天天和矿工们待在一起，在艺术的审美上就形成自己的面貌，强调阳刚之美。矿工体现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他们默默无闻，常年和黑暗打交道，燃烧自己，把光和热给人间。跟他们长年接触，也使我对艺术创作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是在学校里面感受不到的。我常对学生讲：“人物画想要画好，最好还是要有点生活的激励。”

　　现在用“采风”这个词值得商榷，采风不应该走马观花。画中国画，得“下马观花”，深入了解才行。另外，还应该“蹲点观花”，试着去种花，这样对花才熟悉。这个方面今天的艺术家做得还不够。

　　美术文化周刊：你擅长写意人物画，兼涉翎毛、花鸟、山水，书法也很有特点，尤其画鹿很精到。现在的年轻画家一般主攻一科，你是如何做到涉猎广博、全面发展的？

　　李延声：古人总结“厚积薄发”，这是很有道理的。任伯年、陈老莲他们，都是人物、山水、花鸟全能。我们的时代特点是山水画在艺术上达到高峰，人物画是衰弱的，所以人物画的艺术语言要向山水、花鸟画学习和借鉴。

　　说到画鹿，我走过山西的一些农村，画黄河边上牛、羊、马，后来看山上放鹿，我就画鹿，画了之后有很多人喜欢。后来黄胄跟我讲“一门精”，他画驴就是不断、反复锤炼笔墨技巧，这样笔墨技巧就上去了，这是黄胄给我的启示。我经常去观察鹿，走访了很多的鹿园，印度、长白山等很多重要的鹿场我都去看过，现在我在凤凰岭也养着几只鹿，画什么就要熟悉什么。我想通过画鹿，在笔墨上有所锤炼，然后把自由的语言和人物画结合起来。

　　美术文化周刊：你的中外名人写真画“智者系列”、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神工系列”，受到广泛好评。当初是怎么想到创作这两个系列的？

　　李延声：1995年我画《魂系山河》长卷时，要画林则徐，我发现林则徐没有照片。我就想先画画身边的文人，蔡若虹、黄胄、关山月、启功，我先给他们画一些人物速写，后来老师们都称赞我画得好，我很高兴，就想再画一些我崇敬的人，比如巴金，后来画冰心、沈鹏，慢慢就画了几十位，2007年结集出版。后来陆续又画了几十位，包括南怀瑾、金庸、星云大师等。“智者系列”我想画100位左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画了108位，第二本还打算画108位，现在已经画了60多位。

　　60年的实践，我总结了两句话：一是“笔墨当为时代立传”，一是“搜尽万象写意传神”。石涛当年讲“搜尽奇峰打草稿”，我的目标不光要打草稿，还要写意传神。这个“万象”，不光是气象，是要画一万张人像。我想趁现在还有精力，凡能用毛笔画的速写都用毛笔，就是锻炼“毛笔思维”，像山水、花鸟画一样，能进入一个比较自由的天地，在人物画艺术上可能还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实习记者 胡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