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电影的“人文精神”(杨光祖)

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1931)

　　技术时代的电影，更考虑技术的完备，视觉感官的刺激，而忽视了人类灵魂的苍白。正应对了海德格尔的话： “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暗。”

　　《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大独裁者》都将永远是经典。在这些电影里，卓别林通过喜剧的形式挖掘、张扬人性的善良与光明，人的尊严与对艺术的执著。电影里充满着底层人的悲欢，充满着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对人的尊严的渴望。通过电影，我们真的看到人性也能如此博大与宽容，如此美丽而光耀。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但技术的时代，正好是杀戮诗意的。荷尔德林早就预感到，技术的发展，会抽掉整个人的生存的根基和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据，人不但会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流落异乡，而且会因为精神上的虚无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尼采说，虚无主义站在门槛上。

　　世界电影正在不断高科技化，电脑特技、 3 D等花样翻新的技术，一个接一个，如大海浪潮。加拿大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 《阿凡达》等大制作都是典型的炫技，是技术制作的视觉的盛宴，我曾说，这是技术的胜利。卡梅隆不愧是一位技术的天才。这类电影刺激了观众的感官，让他们有一种疯狂的情绪，也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但你看完了，也就完了，不会在你的心灵上留下多少余味。在人文精神上，它们都是缺失的。而电影初创时期的卓别林电影，到如今还会给我们很多余味，让人终生难忘。那是一种能让人的灵魂高贵、纯洁起来的东西，让人思考很多，提升人的灵魂质地，让人知道如何去做一个人。

　　如今，技术时代的电影，更考虑技术的完备，视觉感官的刺激，而忽视了人类灵魂的苍白。正应对了海德格尔的话： “技术的白昼，是世界的黑暗。 ”

　　人文素养：厚积而薄发

　　娱乐至死，消费第一，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看看中国大陆最杰出的导演张艺谋电影的变化，我们就明白资本狂欢会带来什么。早期的《红高粱》 《菊豆》 《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无论怎么说，有着强大的思想冲击，对当时中国的解放思想，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的思考，和不懈的探索。就是今日再看这些电影，还是让人激动。但是从《英雄》 《十面埋伏》 《满城尽带黄金甲》里却看不到那么有质量的“人文精神” 。张艺谋早期电影，有思想，有生命，有血肉，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因为他的资源来自文学，他基本上是先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然后改编拍摄完成的。电影《红高粱》后面就有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他后期的大部分电影似乎疏远了文学，他似乎再没有了早期的那种文学热情。他开始相信技术，青睐资本，盯着市场，让观者明显感到其作品中思想深度的减弱和人文素养的欠缺。中国电影人中存在的这种趋向值得警示。

　　思想的深度来自厚重的学识，视野的宽阔源于积极的互鉴。中国台湾导演李安说： “许多年来，我们承继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美、欧、日等各地涌入的现代文化，多种元素混杂变化，但都在一个较为渐进的形式下进行，个中带有一种舒缓、亲切的特质。 ”后来，李安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学习， “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看法。 ”所以，他才可以连获三次奥斯卡奖。众所周知，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涉及了音乐、舞蹈、写作、戏剧、视效等因素，李安恰好兴趣广泛，写过小说、剧本，学过芭蕾、素描，还专门拜师学过声乐。

　　李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通过《卧虎藏龙》 《饮食男女》 《推手》等作品看出来。李安也是懂欧美文化的，看看《断背山》 《理智与情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尤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对神性的探讨，直抵人心，写尽了人的孤独、绝望。

　　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李安本人，也不断反思，探索。比如，他对电影语言、对对白的摸索，就值得肯定。他在拍摄西片的过程中，发现了华语片的不足。他说： “老实说，我觉得以现代眼光来看，中国古典的东西的确有不足之处，必须借助西方的知识及手法来补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反思是必须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需要拍喜剧等类型的导演和多种类型的电影，一个民族都那么深刻也很恐怖。但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我们总得有那么几位导演，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标高。通过他们的作品，让世界知道中国还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度，我们的电影里不仅需要娱乐，也需要哲学，需要深厚和博大。

　　功夫明星李小龙为什么那么成功？我们要知道，他是华盛顿大学哲学专业出身，是苏格拉底、笛卡尔的追随者，尤其深谙东方道家思想的精髓。他认为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像水一样的柔软” 。

　　借文学的桥，走电影的路

　　一般地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具备人文精神，从小说改编的电影，先天地就具有了一定的优越性。当然，这里导演的眼力，还有改编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面对杰出的文学作品，导演如何能超越，并找到自己，不做人家的奴仆，是极其重要的；而有些三四流小说，里面却藏着非常优秀的东西，只看导演有否一双慧眼。希区柯克说：“我不能改编《卡拉马佐夫兄弟》 ，因为我拍不好。 ”因为他知道，一流的文学不是情节供应商。他的电影好多改编自而三流小说。在这里，他才可以施展自己点铁成金的魔力。

　　电影与文学的联姻，其实是一个世界现象。有人甚至认为，文学是电影的生命线。但这个“文学”应该是内化的，不是让电影服务于文学。毕竟，电影与文学是两回事情。美国电影界有一个流行说法：“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部好电影，或是忠于原著拍部烂片。 ”我在《小说与电影的分与合》里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也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国人老纠结在电影是否“忠实”了小说，这是对电影和电影人的隔膜。

　　李安的电影很多都改编自小说，但他说： “我觉得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体，改编时常常从里子都得换掉，以片子好看为主。它如果是本烂小说，何必要忠于原著？如果是本好小说，其为文字里行间之妙，岂能以声影代之。反之，最好的电影必是笔墨难以形容。那么忠不忠于原著，也都无所谓了。 ”

　　希区柯克说：“以电影的方式表达同样的东西，就必须用摄影机的语言去代替话语。 ”摄影机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客观的，它的眼睛其实就是电影人的眼睛。同是拍摄一座山，有人可以拍出山的神圣，有人却只是一个风光片，有人却什么都拍不出。你的心灵，你的文化修养，外化到你所拍摄的影视作品里，丝毫不爽。

　　第66届(199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科内雅雷斯所著的《辛德勒名单》改编而成。当时，斯皮尔伯格被辛德勒的故事震惊了，甚至对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提出疑问，他说： “是什么驱使一个男人倾其所有去挽救那些无辜的生命呢？ ”在这部电影里，斯皮尔伯格没有用多少特别的技术。他基本采用了黑白风格的纪录片的拍摄方式，所使用的工具很有限。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导演这部片子。他最后拒绝接受这部电影的酬劳，他的理由是要是接受了那就成了“血钱” 。

　　有论者认为， 《辛德勒的名单》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震撼力和如此深沉而令人痛苦的艺术魅力，是与斯皮尔伯格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液，童年时代亲身体验过犹太人遭受歧视的痛苦；以及他源于乌克兰的大家族中竟有17位成员在波兰纳粹集中营中被谋害；以及他的内心深处对辛德勒——这位犹太人的大恩人怀有虔敬感恩的心态等一系列无法逃避的事实分不开的。

　　有了技术，拍精神富足的电影

　　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号》 《阿凡达》 ，也是近年来杰出的作品。但我看完了这两部片子，就我个人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相对来说，我可能更热爱卓别林的黑白电影，那种哑剧式的默片。因为那里不仅有技术，更有艺术，有情感，有人类最深厚、最伟大的情感。我曾经撰文说： “从他那里，我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品质，什么是高贵，什么是艺术。 ” 《摩登时代》 《城市之光》《大独裁者》都将永远是经典。在这些电影里，他通过喜剧的形式挖掘、张扬人性的善良与光明，人的尊严与对艺术的执著。电影里充满着底层人的悲欢，充满着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对人的尊严的渴望。通过电影，我们真的看到人性也能如此博大与宽容，如此美丽而光耀。

　　我们观看卓别林电影，他的技术是高超的(这种技术，是一种朴素的技术，是他哑剧演员的技术。这是需要多年的锻炼而来。 )但是它们能作为伟大的艺术被全世界的人所喜爱，却不仅仅因为他的演技，而更是想象力与情感。作为集导演、主演、编剧、音乐等于一身的卓别林，他的想象力是超人的，而作为艺术家，他的情感更是丰富而厚重的。他真正在为人类创作。他说了他是世界公民。他为底层人服务，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服务，他反对强权，反对战争，他为自由而创作，而战斗。

　　当代中国的影视创作，尤其新世纪以来，急速地技术化、娱乐化，从业人员的人文素质也是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不少人都成了技术崇拜论者。虽然票房大卖，出现了一些不错的电影，但优秀之作还是太少了。

　　特吕弗说：“影评人倾向评价一部电影的情节和文学性，而不是它的电影特点。 ”或者说，电影这门艺术，它需要技术之外的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文修养、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