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胜杰 抖响现实主义包袱儿

　　师胜杰 1953年生于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继承了侯派相声的特点，又形成了文雅清新质朴自然的表演风格。198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代表作品《郝市长》《小鞋匠奇遇》等。

　　在相声中融入东北式幽默

　　记者：作为天津人您是如何结缘东北的？

　　师胜杰：严格意义上讲，我是天津人，我生在南市的胡同。我原籍是杨村，父亲师世元是杨村人。解放后东北需要艺术人才，全民国营，给的待遇也好，结束了流浪艺人的生涯，生活有了保障，父亲就在哈尔滨安家了。我跟着奶奶在天津，6岁半到东北找我爸爸。那时哈尔滨的相声阵容也很强大，也有很多艺术家。

　　我就在这种环境里耳濡目染，开始喜欢相声。不是认真地去学，就是解决温饱。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家里面冷，到了相声大会的园子里，都是回头座儿的老观众，看到我就知道师世元的儿子来了。那时园子里什么都有，观众常常给我点糖炒栗子、花生、糖墩儿、烧鸡，吃饱了，也听会了好多段相声。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吗？

　　师胜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上台票了一段，就成了园子里最小的票友，不到7岁。那时园子计时收费不卖票，你进场时开始计时间，20分钟算一段，离开时结算时间和费用。演员下来分份儿钱(工资)，有人拿整份儿，我就拿破份儿，就是不足以与别人拿一样的工资。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有人天天来听我说相声，我天天上台。开始拿整份儿工资，养家糊口了。那时白天上学，晚上演出，也没耽误上学，有时候跟学校请假，跟父母到长春、大连、沈阳等很多地方演出。我7岁时拜的第一个师傅是天津相声名家朱相臣，举办了很隆重的拜师仪式。

　　记者：您的父亲师世元也是相声大家，您从小耳濡目染，您如何看待师老先生的艺术造诣，他对您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师胜杰：我父亲开始学的不是相声，不是科班的。他学的是手艺，是学织洋袜子的。袜子是舶来品，和洋火、洋蜡一样。他总在天津三不管、地道外、鸟市儿、谦德庄那块儿听相声，听大鼓，听太平歌词。特别是太平歌词，我父亲特别喜欢，慢慢变成了票友。那时家里很穷，我父亲从杨村到了城里，人家还没演出，他先唱一段太平歌词，说一段单口相声，行话叫“捡板凳头”。就这样，赚一点儿钱养家糊口。

　　后来我父亲干脆不干手艺了，拜在一个叫熙醒生的相声老前辈门下，这样就有了门户，开始作艺。我母亲高秀琴是孤儿，从小学老旦，跟着一个姓高的琴师，所以也姓高。后来嗓子坏了，就给我爸爸捧哏，结为夫妻。我母亲和天津相声前辈魏文华亲如姐妹，我们两家是世交。对于东三省的相声植入、生根和发展，我父亲功不可没，算是开拓者之一。从沈阳到吉林再到哈尔滨，他把这门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艺术像播种机一样从北京带到东北。

　　记者：您的很多代表作都在讲东北的故事，很多“倒口”用的都是东北方言。在大家心目中，您是最早把东北幽默文化带到京津两地的。

　　师胜杰：我身上流着的是相声的血。在相声作品中融入东北幽默文化我可能不是第一人，但是我的作品中使用得比较多，更多地展示东北文化、风情、人物性格以及当地发生的真人真事。比如《郝市长》，郝市长的原型就是原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后来到哈尔滨当市长，那个相声是根据他的真人真事改编的。为什么观众到现在还爱听这样的相声，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在呼唤“郝市长”这样的干部。

　　闭门造车异想天开写不出好相声

　　记者：您的《郝市长》《爱缺点爱优点》等经典相声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师胜杰：当年的相声和今天的相声完全不同，必须深入生活，不能闭门造车，异想天开，或者从网上扒段子。比如《郝市长》，我们不仅见到了人物原型，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光座谈会就开了好几次。比如专门到公交车站找到公交车司机，调查“郝市长”怎么坐公交汽车。那时候老百姓吃豆腐困难，我们深入调查市长怎么解决百姓困难。那时的创作初衷不是为了哄领导开心，到今天为止，观众也不知道我说的“郝市长”是谁，就单纯觉得这样的干部很可爱。

　　所以，那时候创作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展现的相声貌似传统，实则东摘一段西摘一段，特别是专业队伍的门槛较低，观众“原谅着听”，这样把从事这门艺术的年轻人惯坏了。为什么观众现在对这门艺术不满意？主要是现在相声有点儿迷惘，不注重创作，不注重深入生活。如果不反映社会，这种艺术形式就会越来越萎靡。

　　记者：当时您创作完这些相声，在当地有什么反响？

　　师胜杰：有反响，比如《小鞋匠的奇遇》那个人物原型，是大庆监察局的一个科长叫魏兴柱。作者原建邦住在我家楼上，有一天他拿着《黑龙江日报》介绍魏兴柱的文章来找我，我看到魏兴柱的事迹非常感动，但是这不是相声题材啊。怎么能把它写成相声呢？我就去找魏兴柱，可是他不见我，他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做的这些工作在50年代都是普通人应该干的事儿，如今我却成先进了，成优秀共产党员了。我自己有点不能理解。”我听过之后非常感动，现在这种行为叫“低调”，当时觉得他特别质朴。

　　他不肯见我，我就找他的邻居、他曾经的单位同事和他帮助过的人开座谈会。这些人讲了很多魏兴柱的感人事迹，绝不是杜撰。我很感动，写出的作品幽默之余也很感人。这个作品经过几番修改，在1987年中国首届艺术节获得了金奖。我也深受启发，如果不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很难创作出大家认可的作品。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样的作品叫“又打内，又打外”。

　　记者：当年，您和姜昆老师有很多新创作的相声都受到观众喜爱，您觉得未来相声应该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还是应该多出一些创新型的作品呢？

　　师胜杰：1976年，作为知青，我被调到佳木斯兵团，兵团让我挑演员参加黑龙江省的曲艺调演。我选中了姜昆，那时候他表演了一个化装相声叫《小砖窑》，表演得非常好。我告诉他咱俩要说相声，我是逗哏，你是捧哏。姜昆不是一般的聪明，学习能力非常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重要的是他喜欢相声，我俩一拍即合。兵团代表队到了哈尔滨，我们的演出引起轰动。后来，我们代表黑龙江进北京调演，有四十多个代表队观摩。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继承，继承不一定是继承传统的段子。要继承传统相声表演的艺术特点，要突出相声艺术的特色。相声应该严格区别于小品，不能混淆和游离，相声就是以语言为主，就是说学逗唱。在继承的基础上，所谓相声的发展，就是要赋予它新的内容、新的生命，社会上大家认同的、有目共睹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都可以用相声这种形式来表现，这样才能引发社会共鸣。

　　前不久，西安青曲社苗阜、王声的相声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没有摘录别人的东西，而是完全运用了“三翻四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些传统相声的创作手法，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就是很可乐，有一定的艺术效果，这就足矣了。如果再严格要求一点儿，有一些内涵，就更锦上添花了。

　　相声演员必须是杂家

　　记者：此次您来参加天津的“纪念马三立百年诞辰中国相声群英会”，您是如何理解马三立大师的艺术成就的？

　　师胜杰：我觉得他和我师父是相声行业的神。就像京剧界推崇李少春一样。我不认为他们在说相声，他们就是相声的化身，谁也学不了，学不像。他们太自然，太出神入化了。马三立先生是我爷爷辈儿的，在我眼中他特别睿智，他的嗓音并不好，但这反倒成为他的特色，他的好，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理解不了的。

　　记者：北京相声以侯宝林为代表，天津更多关注的是马三立的相声，您感觉京津两地相声有哪些差别？

　　师胜杰：很多人都提出“侯派相声”“马派相声”这种说法，我觉得这不好区别。相声和京剧不同，比如京剧里裘派就有明显的裘盛戎的特点，艺术风格太浓烈，所以容易区别。而相声不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过谁的相声真像侯先生，一个都没有。而当时师父也要求我们不要学他，因为每个演员的自然条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对于作品的理解都不一样，要神似，要学他的神，学他对于艺术的处理，没必要学一招一式。侯先生对我的教育和要求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于相声也是这么理解的。天津是海纳百川的水旱码头，天津观众不排外，只要你有绝活儿他们都欢迎。北京相声稍微温一点儿，天津相声更火爆一些。

　　记者：这几年天津的大学校园里活跃着很多由学生组织的相声剧社，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喜欢相声，加入相声专业队伍，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师胜杰：我觉得这非常好，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我小时候在天津和东北都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学教授、医生喜欢相声。因为相声不仅仅是娱乐，有好多知识。很多人说，“相声演员的肚儿是杂货铺。”拿我师父侯宝林先生的要求来说，相声演员必须是杂家，什么都要去研究和考量，你才能在台上侃侃而谈，你才能说服观众。过去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喜欢相声，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这并不是新鲜事儿。过去老艺术家结交的朋友也是知识界的。

　　印 象

　　永远的

　　天津老乡

　　夏末的一天，我们走进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先生位于北京的家中。这是一处普通的居民社区，社区花园里老人在悠闲地散步，孩子们快乐地游戏，居民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中住着一位相声名家。

　　印象中，师胜杰先生是相声演员中的偶像派，俊朗的外形、富有磁性的嗓音，让很多人为了他的相声着迷。在歌颂型相声流行的年代，师胜杰先生很多作品脍炙人口，人们不仅记住了那些作品相声里的包袱笑料，更记住了一个时代。有时候，在重新聆听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随着笑声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已经随着他的相声作品，成为我们的珍贵记忆。

　　有人说，师胜杰他们这一代的笑星同今天的相声演员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的作品距离生活很近，比如他们的语言结构比较严谨，比如他们的内容故事性强，他们在作品中包袱的设计和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相声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让相声的门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在采访中，师胜杰先生反复强调他对于相声的理解，和很多艺术形式一样，在他的眼中，好的相声一定不能是脱离生活的，好的作品也都是源自生活的。他不希望让这个行业的门槛降低，更不想看到从网上找几个段子就能拼凑成的一部作品，他始终提倡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没有真实生活的相声作品，一定不会长久流传。

　　如今，已经退休了的师胜杰每天在家中最多的时间还是在“琢磨相声”，他总是把生活中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段子写下来，他说，这些想法和段子可以用到作品中。

　　他说自己是天津人，再过几年一定要落叶归根回天津生活，“我想要常回家看看，为天津的相声艺术出一份力。”他觉得天津人骨子里都是幽默的，有着适合相声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有一次，他和赵忠祥一大早开车来天津参加演出，当车开到天津时，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很有礼貌，敬了个礼后找他们要驾驶证，当交警发现开车的是赵忠祥时，就微笑地点了一下头说，您好赵老师，欢迎您来天津。赵忠祥也跟着点头微笑，交警问：赵老师，我们天津黑吗？赵老师连忙说，不黑啊。交警又说，不黑，那您开大灯干嘛呀？一句话，把他和赵忠祥都逗乐了，赶紧跟交警致歉。

　　师胜杰说，“这是多好的‘包袱’，多好的段子啊？这就是天津城市中的幽默。我很喜欢我的家乡，我也特别想通过家乡的报纸告诉观众，师胜杰永远是天津老乡。”

　　师胜杰口述 

　　我与恩师侯宝林

　　中国相声界老一辈艺术家都有交集，都互相知道彼此的信息，互相尊重。比如你到了东北某个园子，一报字号、师承，就可以在这儿票一场；如果家里有困难，有病人，其他相声演员可以“义演”。现在叫“义演”，那时候叫“搭桌”。在我看来，这个行业的人是很义气的。我为什么喜欢这门艺术，是因为我也喜欢从事这门艺术的人。

　　比如，我父亲和侯先生就是如此，他们年轻时就知道彼此。我父亲“文革”时熬不住，自杀了，业内的人都知道，但彼此都不敢联系。

　　1976年，我和姜昆代表黑龙江进北京调演，有四十多个代表队观摩。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赵连甲看我从小长到大，他到后台找我，跟我说，“胜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跟他走到外面，看见一个人穿着涤卡灰色中山装蹲在墙根儿抽烟。我一看，是侯宝林，十分震惊，我小时候的偶像啊！我下意识地给他鞠了一躬。侯先生站起来说，“小将，你好！”那时候都称呼年轻人叫小将。赵连甲说：“这是师世元的儿子。”侯先生说，“你父亲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都这么大了。”说着说着侯先生眼圈儿就红了，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1981年，相声《郝市长》得奖后参加国庆晚会，侯先生在电视机前看到了我的演出。后来师娘跟我说，师父对我那天的表现赞不绝口，夸我表演丝丝入扣，台风老练稳健。1984年，我到青岛参加全国相声新作演出评比，我表演《肝胆相照》。侯先生是那次活动的艺术顾问，在第二天举行的研讨会上，侯先生对我赞誉有加，并表示想要收我为关门弟子。

　　当时我不在场，有个记者把侯先生的话告诉了我。我那时年轻啊，研讨会结束我就跑到侯先生的房间，轻轻敲开了房门。心里想了很多话，见到侯先生，我特别紧张，也不知说什么好，就问了一句：“您还没睡呢？”侯先生一听就乐了：“刚什么时候我就睡呀？饭还没吃呢。”我说：“我刚才听说了您要收我为徒。”侯先生说：“你都知道了？”我立刻就给侯先生跪下了，叫了一声“师父”，便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侯先生也很激动，说：“我希望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把相声传承下去，这样相声就会有希望。我收你为徒，不仅仅是咱俩的事儿，也是相声界的大事！”

　　当时青岛正在举行全国相声新作比赛，本来就聚集了全国各地的相声名家，最让我感动的是，侯先生的夫人也从北京专程赶来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也特别从天津专程赶到青岛！拜师仪式上，我向师父、师娘鞠躬、献花，师父交给我他的论著、音像资料，更难得的是，他把一枚戴了多年的戒指摘下来，套在我的手指上。那个仪式，不敢说绝后，但可以说是空前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拜入了侯氏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