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载人 以人说事 以事论艺

——《中华人文艺术史》后记

　　人生旅途中都会遇到拐点，有人成功有人失意，抑或又有人在求索过程中迷失了终极目标，这就看你在拐点处是否遇到了高人。我很幸运，每次在人生的拐点都会遇到高人。当满怀敬仰投拜到洪丕谟先生门下，以老师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成就作为我的人生榜样。我开始有计划地撰写研究洪丕谟的系列论文并得到老师的批阅指点。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研究中，我逐渐积累专业知识并掌握了写作此类论文的必要元素，终于在某日省悟到用研究老师的方法可以研究艺术史上的一切人物。

　　当史前的某位先人在穴居的洞壁或在巨石盘踞的山头画下或刻凿下一幅非文非画的图案时，中国书法绘画史即同时发端。从文献及考古材料来看，周代之前的基本记志性符号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刻画方式构成的定型化刻画符号，另一类是以绘画形象表达的定型化纹样符号。这些符号经历了原始陶器上的几何纹阶段而衍化成以殷商青铜器纹饰为代表的纹饰模式，成为中国早期造型艺术中的纹饰类型。尽管跨越的年代久远，但在文字记载中只是弹指之间。我在书法研究中探索了文字起源，但在绘画方面省略了秦汉之前的审美评说。直接从见诸正史第一位的画家曹不兴写起，在片言只语的史料中撷取相应的文字，结合考古发现和合理的推论，将这位面容有些模糊的画家作品和生平写得生动有趣。我深入研究了创制中国书法各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的书法家；绘画史上早期的几位大家——如行业神一般的画祖顾恺之、留下画龙点睛成语的张僧繇、带来中亚画技并将其与中国绘画理念相融合的曹仲达等；又研究秦汉玺印和文人参与治印的零星记载，直至文彭出现何震崛起。

　　通过研究艺术史让我了解到，自唐宋以来，画家对于国画的创新一直延续至今，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风格。此后在艺术史上记录的各流派不仅代表着各时代绘画的最高水平，而且还在师古与创新的探索中薪火相传，直至近代海派的形成。近现代的画家们在继承传统风格和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并到自然界写生，师自然造化，创作出了富有生活气息的绘画作品，并在画作中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

　　在长期的审美选择中，我渐渐喜欢上了文人画。文人画泛指旧时中国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深远。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我喜欢的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文人画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中，采取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方法，并在运动中去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物象的创作中去，而不是做局外观，或局限在某个固定点上。它渗透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从而使绘画具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作用，又起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教育作用。即使是山水、花鸟等纯自然的客观物象，在观察、认识和表现中，也自觉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中华人文艺术史》延续了我在研究书法与篆刻时的文本写作风格——以史为经，以人物、艺术事件和艺术作品的审美为纬，编织着中国艺术史上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在叙述中以史载人，以人说事，以事论艺，将重点放在艺术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以每一位于传统艺术作出贡献的艺术家和事件为切入点，纵鉴正史野史，列举悬疑，陈述观点，探幽发微，择善而从，力求展现博大精深、绚烂多姿的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我尝试过数种对书法、绘画和篆刻艺术的解读方法，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表达的文本形式。想艺术史中那些最打动我心弦的——楷书创制者钟繇的痴迷、东床袒腹的王羲之、张僧繇的神笔、画圣吴道子的潇洒、胸有成竹的文同、天下一人宋徽宗、赵孟頫的精神世界、吴镇的渔夫情怀、蓝瑛的醒悟与追求、画僧石涛的进与退、海派巨擘任伯年的萧条身世、吴昌硕暮年的引领创新……每一次艺术境界的跃升都伴随着痛苦和喜悦，每一位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独特而非凡的人生，每一位成功的艺术家都具有启人心智的励志故事。这应该是我求索的写作文本的主题。

　　春华秋实，桃李成蹊。每日伏案写作是辛苦的，但我辛苦并快乐着。

　　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没有师友的点拨和激励，欲写这么一本有一定人文美学含量的艺术史专著，那大概是不太可能的。有“一定人文美学含量”也仅仅是自我感觉。艺无止境，学亦无止境，值此拙著出版之际，恭请各位方家学者不吝赐教。

　　在此诚挚地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