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情实感去融化冷漠才能给艺术带来持久的感动人的力量

　　司徒乔——一个几乎被忘却的名字。当年鲁迅这样论述他：“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历史确实太容易遗忘，因为每一个时代有基于自己需要的选择，所以，历史的遮蔽就成为无情之手常常翻乱史书的章节，甚至会颠覆曾经的荣耀。1925年孙中山逝世，司徒乔带着画板在孙中山的灵前画速写，并送给宋庆龄，后来挂在孙中山故居几十年。1936年鲁迅去世，他又用自制的竹笔蘸墨汁画下了鲁迅的遗容，并为鲁迅葬礼画了鲁迅的巨幅遗像。可以说，这位冼星海的同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为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一直关注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并不断地将他们表现出来，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脊梁。

　　正如鲁迅所说，司徒乔一如既往地用画表达了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关爱，他的情感表达立足现实的人文关怀，他的心每有所触动，他的画笔就紧随之。1940年，司徒乔在马来西亚期间看到侨胞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所激起的感动促使他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油画代表作《放下你的鞭子》。这种感情的传达，加之情感驱使下的语言的契合，使这幅画成为20世纪中国油画的代表作之一。而1946年创作的《义民图》，司徒乔在5米多长的横卷中描绘了30多个受战争灾情影响的社会下层人物，他们中有经历五省逃难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双腿却突然瘫痪的壮年大叔；有在战争中父母双亡的十几岁小男孩；还有一家14口人只剩一个的大婶；一家9口死了8个的疯子；享受不到残废军人待遇的残废军人跛子；逃难半路还把眼弄瞎了的男人；丈夫病着，母亲太老，儿子太小，逃难前有所房子、现在一无所有的女人；孤儿寡母中有逃难到独山，孩子的爸给日本鬼子捉去了；丈夫霍乱死了，孩子的颈骨被车子碰断。每一组人物都是一段人间悲剧，司徒乔在画中的每个人物旁边以寥寥数语记录了悲惨的故事。而司徒乔所发出的“希望啊你在哪里”，成为他们的代言。这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也是一个时代中艺术家的真情实感。

　　司徒乔在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对下层人民苦难的关怀并非是个案，国画还有方人定的《雪夜逃难》(1932年)、黄君璧的《渝市延烧图》(1940年)、关山月的《中山难民》(1941年)、蒋兆和的《流民图》(1943年)、蔡迪支的《饥饿》(1945年)等；版画有胡一川的《流离》(1930年)、马达的《饥之奔流》(1935年)、黄新波《失去土地的人》(1936年)、李桦的《辱与仇》(1940年)、杨纳维的《难民群》(1944年)、汪刃锋的《家破人亡》(1946年)等；油画有吴作人的《重庆大轰炸》(1940年)、符罗飞的《地狱》(1947年)等。这些作品所串联起来的一个时代里画家的情感，成为这个时代中美术作品的魂魄，具有感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情感更觉珍重，而与之相关的这些作品的审美力量像酒一样，越陈越醇。

　　司徒乔笔下的民众，饥馑、痛苦、受难、不幸，充满爱怜和同情，他“含泪画下去”充满呐喊的画面，现在有多少人能够含泪看下去？更难以想象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含泪画下去？回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家，激情、激愤，和着时代的旋律；看看当下那些为着自己的画家们，冷漠、淡漠，簇拥着合唱队唱诗班的旋律而对自己应有的责任熟视无睹。无边的风花雪月，遍地的莺歌燕舞，艺术缺少感动人的内容，审美更难有打动人的力量。所以，今天来看司徒乔和他那个时代的画家更值得敬重。无疑，历史是一个参照物。在过往历史的对比下，人们常说的当代中国美术创作缺少精品力作，实际上缺少的是作品所反映的深刻而多样的社会现实，而画家表达的情感也只是局限在自我的世界中，难以与社会发生关联。被组织起来的写生队伍像旅游一样，而猎奇的眼光更不可能发现生活中打动人的内容，尤其是市场化影响下的所谓的创作更是把那种不痛不痒的枯燥乏味的图像贡献给社会，因此，徒有语言和形式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无力。对生活的淡漠，对现实的冷漠，隔绝了艺术家的人文精神，也严重影响到当代美术创作的文化品格。

　　当以城市为中心、小资生活为情调的审美成为今天的主流，城市贫民、大杂院、农民工、建设者，以及散落在街头和胡同里的下层民众，需要怎样的人文关怀，需要如何的艺术表现，是需要艺术家付诸情感去思考的，是需要艺术家深入体验的。问题是，艺术家们普遍过着优越的生活而与普通民众隔绝，他们所看到的都是欢声笑语，因此，美术创作也就难以反映普通民众真实的生活和实际的希冀。至于更为广阔的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的现实生活是否都如年画般的幸福吉祥，也有待于艺术家们真实的表现。看看那些打动人的表现贫穷和落后的摄影作品，其震撼人的力量就是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家情感的真切。

　　对于美术创作而言，市场的现实难以接受这类表现社会基层的作品，这也从一个方面阻断了创作的动力。如果画家不能在自我的方面倾尽心力去深入生活，那么，发生在当代美术创作深层的问题将决定这是一个莺歌燕舞的时代。还有没有人像司徒乔那样含泪画下去，或者用自己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理想去表现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让他们获得更广泛层面的社会认同和关怀，从而维护他们的社会尊严，并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同样处于欢声笑语和莺歌燕舞之中？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艺术家投入了情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过去缺少的感人力量。风花雪月般无关痛痒的创作现实消解了当下美术创作中的人文精神，这个时代要出精品力作，艺术家就一定要付出真情实感，一定要加强人文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