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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活力

——文艺理论家谭好哲访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15日10:45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明军

  促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李明军: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学研究格局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存在。中国现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有何规律?你是如何看待其历史发展的?

  谭好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既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上文化艺术实践现代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宏观而言,中国现代文艺学是在中国古代文论、欧美现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三种系统的结构性关联中展开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艺学经历了由古代文论到西方文论(主要是欧美现代文论)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样一个由一元至多元、又从多元到新的辩证综合的发展过程,理论综合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现代文艺学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在更广泛地接受欧美现当代文论并汲取中国传统文论有价值成分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理论综合和创新。应该说,在前后两个阶段的理论综合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数情况下都扮演着居主导地位的主体角色,最终形成为与现代社会进程和艺术文化思潮相应的主流文论话语,并取得了诸多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不能无视甚至抹杀;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为中国新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具体实践与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导,这个历史的功绩,也应充分肯定。

  李明军: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有时非常富有活力,有时则显得落寞沉寂。这既有历史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中国当代文艺界一直存在一种忽视文艺理论发展和文艺理论队伍建设的倾向。有些人对文艺理论即使在口头上重视,但在实际上却是基本不重视,有时甚至相当忽视。不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在萎缩,而且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队伍也在凋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克服发展瓶颈?

  谭好哲:的确如此。就其自身状况而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近百年的发展无论在总体格局上还是局部时段中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其在中国不断传播、不断扩展影响直至占据主流地位并大致形成自己的理论边界与研究范式的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今,是其在中国不断巩固和强化主导地位、不断圈定和扩展理论边界的时期。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所致,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成绩与问题并存。仅就后一个时期而论,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化边界的阶段,固化的初衷和目的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新观念、新理想、新标准,并以此指导新中国的文艺实践,当时所形成的以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理论架构的文艺反映论理论范式在指导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和批评方面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边界固化最后的结果却是走向了僵化和教条化,以至于将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被政治斗争所利用。从1980年代至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扩展边界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走出以往僵化和教条化的痼疾,逐渐在观念和方法的探索上进入一种自主、多样的状态和格局,展现出了开放的时代特征与气象。然而,毋须讳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历史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从理论“边界”的扩展走向了思想“主义”的泛化。在相当多的学者那里,似乎西方现当代的各种理论观点都可以拿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嫁接。泛化的结果,一是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界限与区别,二是也相应地淡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义”色彩即其特有的思想和价值取向,致使理论对于具体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的解释、评判和指导能力日渐削弱与匮乏。199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声音在整个文坛上十分微弱,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陷入了生存危机,除去当时的各种客观因素之外,“主义”的泛化与淡化恐怕也是生成原因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几年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界理论创新的自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较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低谷期,重新进入到一种比较活跃的局面。这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有许多论著在对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当下的状况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问题、文艺本体论问题、文艺价值论等重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重新引发学术争鸣,文艺生产与消费、大众审美文化、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全球化与民族化等与当代创作与批评实践紧密相关的时代性理论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视域中使话题不断翻新,新论不断涌现,如此等等,致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站到了时代和文艺大潮之前,置身于思想创新的前沿位置。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给人一种前景可期的鼓舞。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实现自身的历史转型

  李明军: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国当代不少作家与时俱进,进行了艺术调整。这些作家深刻地认识到作家不能始终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咀嚼一己的悲欢苦乐,而是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同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把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在人民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在积极总结这种文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有何期待?

  谭好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对未来理想的期待始终存在。自从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文艺领域亦不例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先是在1950年代末期由周扬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主张,进入新时期的1980年代中期之后又有一批文艺理论家提出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的理论主张。近些年来学术界更多人喜欢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提法,并且将此一提法与“西方文艺理论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并列,作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转型和发展的三大理论工程来看待。应该说,这些不同的提法虽在理论主张和具体内容的界定上存有一定差别,但无不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性质与中国特色,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基本原则相一致的。这些提法和主张过去对文艺理论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引导作用,今天依然不失其价值和意义。

  在肯定上述提法和主张的积极作用和意义的同时,也还需要指出,如同社会历史的进程一样,未来孕育于过往和当下之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前景的展望也不能完全脱离开对过往与当下的反思与总结,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着眼于未来理论发展的提法和主张也必须赋予新的内涵,有时候提法和主张本身也需要重竖旗帜、重新“正名”。站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上思考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未来前景,应立足新的时代语境,面向新的理论综合,追求主体思想创新,实现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转型。在这里,我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转型问题,并将其视为新时期以来展开的第二个理论综合阶段应该实现的目标和任务,这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有其深刻的历史基础和严肃的主体诉求。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上提出的建设目标,在那个时期,中国文艺界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以理论的引进、学习为前提,以运用引进的理论并在以引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基础上发展理论为目标诉求的。在经典的以及国外其他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的今天,这样一种目标诉求显然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文艺发展的客观实际和理论自主创新的主体需要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也必须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实践和历史转型背景,在中国审美文化发展和文学艺术实践的全新语境中创造出呼应时代潮流、表达精神追求、凝聚审美理想的学术理论和思想观念,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思想链条中注入中国的因素,显示出中国的特色和主体性。与此相应,文艺理论研究也应该有新的历史定位与诉求。

  李明军:中国当代社会正从以模仿挪移为主的赶超阶段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造阶段。在这个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代,理论创新是关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内容与目标诉求的确应该与时俱进,沿时而变。您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两个不同提法来揭示和标志其历史转型,请问这两个提法之间有无联系,又有什么区别?

  谭好哲:我把以上两个提法作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不同阶段的口号和任务来看待,它们分别对应于上述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综合创新的两大阶段。中国文艺理论走向综合创新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展开于前一阶段积淀的思想成果基础之上,所以两个提法之间必然有其共同追求与内涵,这就是理论创新之“主体性”的一致,这个“主体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从理论的“精神”或“主义”属性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从其与国外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比较来看,又都是具有“中国性”或“民族性”的。但是,由于这两个提法是相对于不同理论综合阶段而言的,因此二者在内涵上又必然具有差异性。就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而言,前者着重于经典理论的继承与应用,后者着重于继承基础上的当代拓展与创新。就其与文艺实践的关系而言,前者更偏于以经典理论观念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等而下之者只是以具体实例来证明经典理论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性,实践是中国的,理论是外来的;后者更偏重于从中国新的审美文化实践中发现、总结、提炼和提升理论观念,将当代新的文艺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和出发点,在新的理论创造中实现与具体文艺实践的有机互动,实践以中国的为主,理论也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就两者之中的“中国化”而言,前者的“中国化”是国外原创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功用性诉求和归宿,是理论在中国的演进之化,更多强调的是理论为中国的实践所用;而后者的“中国化”是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和起点的理论转化,是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与升华,更多强调的是理论的中国原创性。

  当然,上述历史转型能否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从方法与路径来说,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在古今中外不同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多重对话基础上走综合创新之路。同时,如前所述,这种理论综合又必须坚持和追求“主体思想创新”,是在中国性民族文艺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中进行一体化综合的,否则就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创造了。此外,这种转型还必须牢牢立足于新的时代语境,包括国内外社会、文化、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研究的总体时代状况,首先是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处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消费欲望的膨胀、生态危机的加剧、大众文化的崛起、社会价值的多元,当代世界的这些时代性变化,正日益造成中国当代文艺审美价值的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发展,拉动文艺生产与文艺消费格局的版图变化,致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必须革故鼎新,甚至理论言说话语本身也需要应时而变。

  做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一种时代责任

  李明军:在中国当代文艺界,有些人在反对“左”的文艺思想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放弃了坚守和丧失了兴趣,以至于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定力,在纷纭复杂的文化环境中迷失了方向。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不能丧失时代责任。你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时代责任?

  谭好哲: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在经历了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之后,走向融通、综合乃至合流成为新的趋势。就美学而言,发生了所谓“美学的艺术哲学转向”,就文艺理论而言,寻求和阐发文艺的审美特质几乎成为多数研究者的理论常态。这种合流趋势在中国的体现就是文艺美学研究学科的创生。近10多年来,作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之一,除去文艺美学学科建设学术组织方面的工作之外,我也在《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等论著中就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审美呈现等方面提出并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为文艺美学这门纯由中国文艺理论家命名并发展起来的理论学科贡献了一份力量。文艺民族性和审美现代性问题也都曾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热点。针对学界对民族性问题的种种理论质疑和片面化理解,以及学界有的学者受西方审美现代性理论影响,简单地将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对立起来的提法,我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等论著中提出须从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视角审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及其价值追求问题,并对中国审美现代性和文艺民族性观念的发生发展与理论内涵做了回到历史语境的定位与阐发。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联系与冲突如影随形、同存并举的当今时代,学术研究中这个双重视角的确立是极其必要的。

  当然,在思想认识深处和实际研究中,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位置摆得更重。我一直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谓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基础工程,它决定了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取向,这个基础工程做得不牢靠不扎实,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大厦就难以建构起来,其对于中国文艺事业健康繁荣发展的引领域和促进作用也就难以很好实现。因此,一个有思想抱负和时代责任的学者,应该有志于这项基础工程的开掘与突进。就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而言,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1990年左右,我跟随文艺理论家狄其骢写作《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并编写《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选读》,这段经历促使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整体展开系统性的思考,此后十几年便进一步有了《文艺与意识形态》和《艺术与人的解放——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题学研究》两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含了诸多理论关系与理论问题,其中最为重要者包含三个方面: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在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发展中的作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解决了文艺的本体归属也就是文艺所由何来的问题,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解决了文艺的社会性质也就是文艺所成何是的问题,文艺在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发展中的作用解决了文艺的价值功能也就是文艺所为何用的问题。本体归属、社会性质、价值功能都是文艺研究中重要的基础性问题,而在这三者之中,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又具有重中之重的核心性地位。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实质上解决的是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及文艺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的所处位置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性质和位置,致使文艺在社会生活中不是第一性的存在,而是由生活派生出来的第二性存在,社会生活才成为文艺的存在之本、生成之源,而不是相反;也正是由于这种性质和位置,决定了文艺对于其所由生成的社会生活、对展开于生活其间的人生人性的改良、进步和趋于理想之境的自由发展必然负有其基于价值定向的社会功能或社会作用。基于上述理解,我把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基元性问题,并且为此用力甚多。

  除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外,上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其他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新时期之初,我曾针对“写真实”大讨论中有的学者把“写真实”与“写本质”对立起来的主张,发表了《论“写真实”与“写本质”》一文,主张现实主义创作应该把写真实与写本质有机统一起来。后来我又就文艺创作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辩证关系、文艺典型创造的整体性,以及当代文艺创作中价值的迷失、缺失和价值重建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认为,在经过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侵袭之后而喧嚣浮华的当下文坛上,真实、本质、典型、倾向、价值这些字眼,都是文艺创作更需加以珍视的审美品质,也是文艺批评应该大力倡导与弘扬的。关于文艺对人的解放的作用,我也极为重视。新时期之初,针对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性所提出的质疑,我曾与狄其骢先生合作撰文,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理论所以能够统一成一个体系,不仅是由于贯串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神原则,而且还由于理论体系中形成了统摄一切的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马恩艺术哲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或灵魂,它构成和显示出理论的整体统一性和逻辑连贯性。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理想不是如德国古典美学所构想的那种审美独立王国,而是社会理想、人的理想和艺术审美理想的有机融通,它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最终得以实现。在《艺术与人的解放》一书中,我又进一步从历史演进和思想取向的有机统一中,将现代各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分为科学型、政治型、社会批判型和文化分析型四种理论形态,而将人的解放作为各种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共同思想主题。我认为,沿着审美理想和人的解放这一思想理路继续前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将会具有巨大的理论延展空间。

  李明军:近年来,关于文艺是否审美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文艺理论界发生很大争论。您的论著《文艺与意识形态》对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作出系统、深入理论的阐发,被视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特别是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您能否进一步地申论文艺是否审美意识形态这个问题?

  谭好哲:这场论争其实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很多方面,这里我只想就论争中的主要问题申述三点意见:一是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释读,我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作为哲学范畴,它不仅具有实践性、批判性的功能,具有否定性的含义,还具有描述性、认识性的功能,可以具有肯定性的含义,所以不应仅从批判、否定的角度加以理解,这样就会造成对文艺意识形态性质的否定性判定;二是我认为不应从狭义之美的角度解读“审美意识形态”的术语,而应将“审美”一词恢复其在西方美学理论语境中固有的“感性”含义(审美的“感性”含义包括了狭义之美的含义,但不止于此),说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即是说它是以感性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三是各种关于文艺社会性质的理论诸如文艺认识论、文艺本体论、文艺生产论、文艺价值论等等,都从某个方面切入进了文艺社会存在的内面,各有其理论重心与合理之处,而且内涵互有交叉,不必非此即彼,妄加臧否,但就文艺的基本社会性质而言,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论比之其他各论更加切近文艺的社会实质,也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度。

  在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中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活力

  李明军: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和历史转型需要许多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学术努力和思想智慧。你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已历30余载,为什么会有这种持之以恒的学术选择?有什么研究感受?

  谭好哲:在《艺术与人的解放》的后记里我曾写道:基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论发展格局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是一个当代美学和文论研究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养,而研究它并在新的理论创新语境下发展它,使之当代形态化,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研究工作者应该自觉肩负的时代责任。不是只有研究弗洛伊德、研究海德格尔才叫做学问,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也是做学问,而且也是一门让人钻之弥深、令人受益无穷的学问。”这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种态度,这其中包含了学术选择的动力支撑,也包含了我的研究感受。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很多人热衷于追“新”(所谓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等等)逐“后”(所谓后现代、后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等),而不愿安心于基础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想也不能就基本理论问题打阵地战、攻坚战,心态浮躁,兴趣游移,观点多变,什么时髦弄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犹如当下消费文化语境里的追星族,缺乏应有的主体立场站位,也缺乏追求学术真理的持久定力,这种状况难以产生沉实厚重的思想创新成果,值得警惕与反思。

  李明军: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能沉静下来潜心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确实太少了,这与文艺理论与批评队伍之大不成比例。不过,纵观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由于受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少研究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自说自话,与时代的关联甚少,这种“不及物”的理论是没有活力的。你近年来接连发表了多篇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创新的时代维度问题,希望理论界同仁以怎样的理论姿态面对时代的需求?

  谭好哲:时代是理论不能逾越的地平线。理论的创生动因与具体内容无不拜时代生活所赐,其思想活力和社会价值也总是深深植根于它与时代生活紧密、能动的关联与互动之中。理论越是能够满足时代需要,越是具有有效地回应和解决时代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其活力便越强,其价值也越大。所以,重视理论创新的历史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一个传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而且历来都是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揭示时代进程中的客观矛盾及其运动,作为衡量理论价值大小的客观依据。美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艺理论家詹姆逊也认为真正的理论创新总是来自于所处时代的特定处境或语境,强调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出发对现实文化和文艺问题加以理论应对和聚焦。这样一种理论传统和特色应该发扬光大。正因如此,前面我将“立足新的时代语境”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转型的前提、起点和落脚点。作为一种艰苦的思想创新活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既要求对于思想“主义”的坚守,要求对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也要求在与时代的思想撞击中焕发创新激情、充实研究内容、更新理论观念。关注时代,研究和表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每一个文艺理论研究者应该具有的认识上的自觉。

  在认识自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想真正确立思想创新的时代维度,切实建构起与时代之间的精神关系,从而恢复和焕发思想活力,我认为还要在源于时代、介入时代、引领时代三个方面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

  首先,要源于时代。社会生活与艺术审美文化的现实是当代文艺理论思想创新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生长点。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回到自身的现实语境和艺术实践经验中来,关注时代生活与艺术审美的新现象、新思潮、新问题、新变化,从民族自身的历史创造和艺术实践中,从研究主体自身的生存体验、审美经验和理性思考中感悟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问题”。舍此,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主体性就永远也建构不起来。

  其次,须介入时代。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解释现实,更在于改造现实,所以理论对现实的姿态不应是纯科学性的认知,还要有实践性的介入。据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应该把认知性的历史理性与规范性的价值理性有机统一起来,不能仅仅满足于以现成的理论对当代文艺现实的认识和解释,还需要以自己的思想创新和具有思想底蕴的价值评判介入现实,发挥引领与指导当代文艺现实的作用,在与具体文艺实践的有效互动中同构当代文艺发展的精神版图。

  最后,应引领时代。基于价值理性不可或缺的理论认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还应该重新思考与建构艺术与理想的关系,努力把社会理想、人生理想与艺术审美理想有机统一起来,并将之凝聚为具体的艺术理念,转化为艺术审美的价值规范与标准。在信仰失落、价值虚无、欲望膨胀、娱乐至死成为流行趋势的当今时代,以价值理想的张扬建构起一个超越现实的意义维度,树立起一种可以据以量度、用于评判的精神标尺,是极有必要的。只有善于从时代性问题的寻求和建构中发现历史的未来之光,以富有人性和自由的理想点燃文艺的精神之火,文艺才能成为引领时代与民族前行的精神火炬,文艺理论才能具有对现实文艺实践活动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从而具有现实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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