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头》和“农民三部曲”

　　近日，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8月27日在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新书首发式。作为关仁山“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该书以现代中国北方农村为背景，对当下中国农民的出路、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度探寻和思考。有学者认为，该书是一部深刻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力作，它将传统写实与乡村魔幻巧妙融合，书写了传统农耕文明逐渐瓦解的过程和新文明建构的艰难，关注和书写了改革开放中的乡土中国，富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深刻性。日前，本报记者在京与关仁山就《日头》及其“农民三部曲”展开了一场对话。

　　《麦河》落选茅盾文学奖

　　记者：2011年夏，《麦河》曾经参与当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虽然顺利入围前十名，但最终还是以微弱劣势与茅奖失之交臂。请问，这种评选结果，是否打扰了您的写作心态与创作方向？此后，您如何安排自身的文学创作呢？

　　关仁山：这是一个敏感话题，还应该坦诚面对。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作品获大奖，但是，评奖就像体育比赛，注定有人得冠军，有人被淘汰，而且原因很复杂，作家不能为了奖而创作，这涉及写作“为了谁”的问题。我就想，永生永世为那些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写作，尽管他们不买我的书。可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天高地厚》时，收到贵州农民从田间地头寄来的鼓励信，这种奖赏更令人欣慰。那年《麦河》落选，我觉得，还是作品写得不够好。我马上调整好心态，继续写《日头》的创作大纲，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完成了“农民三部曲”的第三部《日头》。

　　记者：作为“农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日头》这部小说对《麦河》有怎样的参照和突破？在读者阅读方面抱有哪些期待？同时，您又遇到了哪些美中不足的细节呢？

　　关仁山：说到《麦河》，它真是这部《日头》的参照。一个作家的创作，无论是广度和深度上，还是艺术创新上，都必须对上一部作品有所突破，否则就没有写作的意义。《麦河》是以一个唱“乐亭大鼓”的盲人视角写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重点写了今天的土地流转。土地是小说的灵魂。《日头》选择了两个人交叉叙述，小说中有两个“我”，即两个叙述人，一个是敲钟人老轸头，一个是天上的毛嘎子。两种语气叙述，前者在地上客观参与，一个在天空抒情议论，这肯定是一个挑战。其难度是实和虚的处理，弄不好会让读者以为是两部小说，产生割裂感，无法有机地成为一体，成为故弄玄虚的败笔。毛嘎子被赋予了一个特殊能力，他飞回村里，只能落在树林里的一棵菩提树上，老轸头与毛嘎子之间能够对话，智者的对话，众人听不见，这让小说产生了有趣的形式感，也让哲理思考自然呈现。

　　因为老轸头是一个老农民的叙述，必然口语化，本土化，他亲历日头村的变迁，一方面是权桑麻的亲家，一方面又与金沐灶有着特殊关系，可以说是“准岳父”。他是敲钟人，身份决定了故事的传奇性和野逸风格。毛嘎子的语调优美抒情，长长的句式，让其富有哲思和美感。因为我们通常把精神和心灵的愉悦称为美感。有了这样的审美目标，这个天上的叙述只能是精神或灵魂叙述了。即便是昙花一现的幻影，也要出现生命美感体验，那是忧患之美，纯洁和高尚之美。描述的故事不再是目的，他只是借助对故乡的怀念和质疑，对人类的生存发问，是想让作品来抒发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心声，蕴含其中的古怪的激情和精神疑难，让读者体悟鲜活澎湃的生命感。毛嘎子还有一些特异功能，他有在天上的云顶，根据星宿的闪光给人解梦的功能。实际上给予了他全知全能的视角，对老轸头讲述故事的局限做了补充。

　　当然，这部作品也难免美中不足，就是想象力没有尽情发挥，毛嘎子应该思考人类的命运。

　　记者：您的“农民三部曲”，依次包括《天高地厚》《麦河》《日头》。请问这三部长篇小说在艺术题材和小说创作上，具备哪些异同之处？在具体的创作当中，您碰到了哪些较难解决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关仁山：我创作《九月还乡》《大雪无乡》等作品时，对农村安抚灵魂的道路描述是单向的，在《天高地厚》这部小说中，开始追问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但不能全景，难以壮阔，叫人不满足。后来，我把叙事放在尽量宏大的背景上，开始了多向度的写作，开始更为复杂、更为深入、更为超拔地讲述冀东平原的动人故事。“农民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变。《天高地厚》生活气息浓厚，写得比较瓷实，缺少一些飞翔的东西；《麦河》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以一只鹰的两次蜕变为隐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一些；《日头》更注重虚实结合，魔幻的东西更多，虚幻的东西和哲理意味更足一些。

　　《日头》是一座“分水岭”

　　记者：我个人认为，《日头》是您小说创作的“分水岭”。所谓“分水岭”，就是在《天高地厚》和《麦河》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仁山：《日头》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这个提法很新鲜。我想，如果说《日头》是我的重要作品更为恰当吧。

　　有一次，我浏览河北作家网，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你的创作不错了，但还有遗憾，不能总按领导的意思写，要写真正的好作品。这个留言给我触动很深。过去歌颂土地多了一些，这一篇再也不能与农民的苦难擦肩而过了，要加强批判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这部作品能够遵从内心，遵从艺术，勇于探险。写农民的书，怎样才能做得好？有人说，农村小说只有写得不像农村小说了才有可能出现好小说。《日头》跳出了农民种地打粮的传统模式，抛弃了原来用过的精神资源，带着忧患意识去写一种新的形态。农民的生活伴随着苦难和眼泪，小说必然是沉重的。这类小说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现实，所以说，作家必须是勇敢的。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来自内心的强大。这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在写提纲阶段，不断对自己说：这是“农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书，要面对良心说真话，以良心的名义。所以，在风格上就尖锐一些，大胆地探索一些问题，写出时代的漩涡，写出新农民的精神裂变。其实，小说解决不了所有的精神问题，但金沐灶仰望星空的姿态，代表时代的良心。我想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如果真正为中国农民着想，就应该认真地去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一时还不能做到位，也要将此作为长远目标来努力。以此看来，说《日头》是我小说创作“分水岭”也有道理。我以后的创作，可能会在精神探索上更深入一些，走得更远一些。

　　记者：创作《日头》这部小说前后耗费了您多长的时间？其间写作状态如何？在艺术上的探索表现在什么地方？

　　关仁山：这部小说从搜集素材开始，到构思，到写作初稿，三遍大改，共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写作过程很痛苦，其间，确实出现过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人搅着事，事推着人，农民在生活中探索性地往前走，这本身是故事，作品有了逼真的写实，这是不够的，作家要超越现实。显然，这需要作家的想象力，将现实打碎再加以重塑。我想应该在隐喻和象征中建构传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层传奇色彩，让他们部分地异于常人，异于常理。然后又在玄幻、诡秘和神奇中回归常人，回归常理。靠什么？魔幻是我所偏爱的手段之一。一提到魔幻，我们往往就想到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别是想到《百年孤独》，但是，我所要做的是让中国式的魔幻自然地走进作品。从《天高地厚》的蝙蝠开始，到《麦河》中的盲人与鬼魂对话，再到《日头》里神话传说中的红嘴乌鸦和古槐流血，这些都是冀东平原的民间传说。特别是红嘴乌鸦，我在迁西的景忠山上亲眼见到过。

　　好的小说家除写作技巧之外，还要学很多东西，比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谣和民俗等，这对丰富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很重要。仅有传说还不够，一部厚重的作品必须要有文化的提升。小说的文化气息，需要“国学”根底作支撑，我去北大听过国学老师讲课，还学习过基督教的知识。当然，文学作品表现的文化不能单一，应让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然文化、神秘文化等交织在一起。

　　记者：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文学的多面性和丰富性。与国外的作家作品相比，中国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文化意识缺乏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当代作家来说，究竟应该怎样弥补文史缺憾，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投入到创作之中呢？

　　关仁山：好小说应该是写文化。说到文化，我自然先想到燕赵文化，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

　　对于文化，乐观与悲观，都不是简单的判断。面对乡村文化的崩溃，金沐灶从药王庙的道士杜伯儒那里接受了道家文化，但是，刻骨铭心刻在他心底的还是佛教文化。他母亲信奉佛教，他的父亲和爷爷，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但是他父亲却死在天启大钟前，他随身带着沾着他父亲血液的拓片《金刚经》。佛家讲“因果”，金沐灶身上的宽容、大爱得益于佛教更多一些，但是，道家、佛家和儒家以及后来槐儿带来的《圣经》，几乎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其实，宗教在入口处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最后都归结于善和爱。你感觉金沐灶完美了一些，因为他寄托了我的理想。但是，从故事中还是能看到我对他的不满，对他还是有批判的。比如，他整合宗教的荒唐，他的某些偏激，他的鲁莽，他的绝望。他把轸木撅折一半扔向天空，一半扔到河里，最终悲壮地消失，这些细节说明他绝望中有希望，希望中有向往。他注定是这样的命运，他的来与他的去，建立在模糊浑浊上，是一种自然生长……

　　“农民三部曲”与现实主义创作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为主，身为作家，您为什么像农民种粮一样，坚守农村题材的写作？

　　关仁山：我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有浓厚的兴趣。农村题材的经典著作太多了，如《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人们很难逾越。不过，如今农村题材小说，明显衰弱了，就像一穗“老玉米”，很难啃出新意来。我感觉，在这篇变迁的土地上，创作还能够冲破旧有模式，依靠新鲜的生活，书写农民的命运史和精神史。对于现实主义，有人强调它的批判功能，批判功能的确很重要，但是批判功能不能简化生活的复杂性。我们呼唤一种开放式的现实主义，不仅生活气息浓郁，而且还有概括功能、典型人物塑造、叙事的综合能力等等。

　　我在《天高地厚》的后记中说过：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文学万万不能不关注农民生存。我写农民的小说出版后，赢得了一些赞誉，也听到一些批评。把我划进写现实题材的作家，特别是写当代农民的作家行列，我感觉没什么不好。

　　记者：面对现实乡村，作家很痛苦，原因是找不到新的精神资源，找不到与今天大众的精神连接点。请问，旧有的传统经验还可不可以用？小情感、小圈子是不是可靠？是否会遮蔽更广阔、更鲜活的世界？

　　关仁山：文学本身是一种困难的事业。一切都在克服困难、突破自我、突破前人中行进。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要想全景深入地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不可能达到目的，就必须纵横交织地全面体验生活。

　　《日头》区别于上两部作品的最重要内容，是两个人物形象的确立。权桑麻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真实写照，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涵盖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权桑麻死了，但他的阴魂不散，他的脊骨保留在儿子权国金身上，也象征着权桑麻专制体制的实质性延续，改革的路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既是制度的、也是人的和文化的。农民问题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

　　记者：在农村题材这个范畴，国内作家的整体状况如何？您如何适应这种“各领风骚”的创作环境？此外，河北作家存在哪些普遍性的不足？

　　关仁山：农村题材小说划分已经不科学了，有人说，把农村小说写成不像农村小说了，那小说就成功了。辩证地看，也有一定道理，现代农业发展目标是减少农民，少数现代农民留在土地搞现代农业。在城镇化潮流中，大量农民进城，农村小说与城市小说也悄悄融合。中国有写农村题材小说的重镇如陕西、山西和山东等，东北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深受老百姓喜爱。河北作家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是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我们的作家有生活根基，有些青年作家，已经培育起了艺术创新的自觉，比如，继“三驾马车”之后，文坛又涌现出“河北四侠”。

　　我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时，我怀疑自己写长篇的能力，这个能力指的是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的力量。既然是小说，是写爱恨情仇的，其情感深度代表作品深度，作品深度靠思想力量。好小说最缺的不是故事，是哲学，是思想，所以必须埋下问题，浮起追问。金沐灶是个民间思想者，借助他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这样方能带领读者去思考。没有思想的手术刀，哪能剖析农民贫困的根源呢？

　　记者：如今，您的“农民三部曲”已经出齐，将来您还会继续关注农民的命运吗？商品社会对阅读也有冲击，农村题材受到青年读者冷落，此后，您如何规划安排自身的文学创作呢？作为省作协主席，您认为河北整体的文学创作在全国处于怎样的地位，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关仁山：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中，河北的作家胡学文、张楚和大解获奖。从这个情况看，河北的创作在全国不弱。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作力作还不多。河北作协很重视青年作家培养，近几年每年都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今年还要召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表彰成绩突出的十佳青年作家。为青年作家出版丛书，研讨他们的新作，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向青年作家倾斜。一句话，我们要为青年作家服务，为他们的好作品问世提供脱颖而出的平台。

　　多年来，几代青年读者一直都非常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如果我们写出好作品，青年读者也会喜欢的。如今，“农民三部曲”已经全部出版了，此后的写作却不能停止。我对自己的创作没有长远规划，适合什么就写什么。是生活感动了我，我才有激情写作。《日头》写完后，农民和土地我还会继续关注的，还要尝试写一些城市生活的小说。

　　《日头》节选

　　关仁山 著

关仁山

　　仰了脸儿瞅，雪纷纷扬扬。

　　雪花将古钟糊住了。古钟挂在状元槐，槐枝嘎地响了一声，不知是钟太沉，还是雪太厚。老槐树枯着，竟然没折，家雀呼啦啦飞了。灰巴巴的槐树枝，一律快活地动着，弹出雪粉。槐树下的麦秸垛也气吹似的胀起来，隐隐有些抖动。

　　常日溜达的老人和孩子，一个也不见。

　　雪越下越疯了，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歇不住。雪和泥搅成一团，踩在脚下，揉搓出干燥的摩擦声，哧啦哧啦的。路很滑，我走得不紧不慢，却跌跌撞撞的，只一个孤独的影了。

　　我就是会讲故事的敲钟人老轸头。

　　我踏雪敲钟来了。我在槐树下站了好久，雪粉从枝杈上掉下来，奇怪的是这雪粉竟像烙铁一样烫人。

　　我开始用轸木敲钟了。

　　咣！咣！钟声跳着，滚着，响远了。

　　我叫汪长轸，是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我须发花白，脸上的褶子很深，牙掉得没剩几颗。我穿戴邋遢，却满面红光。到了这把岁数，难免有些怪异，神神道道。我种过庄稼，守过大车店，当过饲养员，杀过猪，宰过羊，卖过鸡蛋，还是村里最后一个敲钟人。在村人的印象里，我老轸头是和古钟、槐树、红嘴乌鸦、血燕连在一块儿的。尽管耳朵被钟声震木了，我还是乐意敲钟。钟声就是村里的日子。每逢节日，我就敲钟，要是赶上日月同辉的日子，村里就会出现异象，还得敲钟警示村人。眼下人人都焦虑，想钱想疯了，日子难免过得鸡飞狗跳。钟声能给人警醒，给人安详。我推着慈悲木开始敲钟，双手触摸慈悲木的一瞬间，手竟有些抖。悠扬的钟声在大雪天里响起，顺着老街荡出去，滚过大平原，爬上披霞山，满世界都是天堂的声音了。钟声的余音，野外都能听到。隆隆的声音犹如遥远的雷鸣，给小村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