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现在之间(张定浩)

　　几乎所有的现代批评大家都反复教育读者要先信任作者，先怀抱热爱，才能有所收获；几乎所有现代批评杰作都是对优异的辨识、召唤、理解乃至欲求。但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具体境遇中，一个怀揣这样批评教养的阅读者，往往会陷入某种由热诚、焦灼和愤懑所构成的困境中，他尝试怀抱热爱，但每每失望；他企图发掘优异，但触目处皆是平庸；甚至，他沮丧地见到，假想某位当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多种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好，已经成为时下诸多所谓文学批评家和文论写作者的主要工作。

　　类似这样的困境，我相信有不少人都会有所感知，但除了逃逸到另一个更为喜爱的空间之外，在我想来，作为一个还乐意尝试文学批评的、诚实的写作者，更为切身有益的解决之道，是再度把视线投向自身。

　　首先也许要首先改变一些通常的认识，抑或某种奇怪的误解，即预设当代文学批评只能针对当下的文学作品，只能将我们周围这几十年里刚刚出现的新作品作为它的探讨对象；进而认为文学批评只能遵照批评对象的场域来进行划分，遂将之割裂成古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西方文学批评，等等。正是这种自我预设和割裂，才使得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始终没有摆脱某种孱弱附庸的角色，这种附庸角色有很多的化名，它们有的好听，比如诤友、牛虻；有的难听，比如判官、苍蝇，但无论何种称谓，它们都不能仅仅归于作者和读者的善意或恶意，它们都首先和批评者的狭窄认知和定位有关。当我们在指责和哀叹当代中国文学的平庸乃至更为深广的文化断裂的时候，我们仿佛是这个星球上热爱文学的族群中唯一的受害者，但倘若我们去读一下诸多批评大家描摹他们当时文学境遇的文章，比如艾略特的文论，或许就会发现，举凡共同的古典教育基础和传统教养的消失、共同的文学认识和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种种所谓的文学低劣化倾向，这一切并非唯有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乃至这几十年的中国文学才遭际到的特殊困境，这种困境，同样存在于别处；或许，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意识到，艾略特作为批评家的意义，他所值得人们尊重的地方，并不在于从旁观者的角度泛泛指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他没有停留在只作为一个在过去和现在的裂缝边缘评头论足的局外人，通过对诸如十七世纪诗人的重新发现，通过积极地找到古典在当下的生命可能，他纵身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永恒裂缝之中，令自身成就为一种填补裂隙的创造物。用自身的存在去尝试联通那些被割裂之物，在一团混乱中努力认识和理清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关系，这才是一代代批评家最为光荣的任务，也是职责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套用克罗齐的句式，我们不妨说，一切文学批评都是当代文学批评。一切过往的乃至异域的好文学，它对于当下的意义都不仅仅在于作为某个标准参考物，用以蔑视或抬举当下的文学，而是说，透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阻隔，它依然有能力在当下发生作用，依然有活力影响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才成为一条长河，如此才得以处于生生不息的流转当中。因此，我觉得，倘若批评一定要冒犯一些什么人，那么它所致力冒犯的对象，既不是糟糕的作者也不是文雅的观众，而恰恰是那些从事批评写作的同行；批评家要着力改变也有可能改变的生态，不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的生态，而是他身在其中的批评的生态。这或许是批评家最终要承担的重负，它既是沉重的，却也有可能是轻盈的，因为这个承担重负的人，这个有愿望令自己上升的人，始终面对一片比双足所立的方寸之地更为广阔和浩瀚的天空。

　　张定浩，1976年生于安徽，《上海文化》杂志社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业余写诗和文章，著有《孟子选读》、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即出)，另译有《我：六次非演讲。论文《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获第十届《上海文学》理论奖；获“2013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