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戏剧家、文学评论家童道明：美是暂时的 对美的渴望是永恒的

童道明与话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演员合影。

童道明部分著作和译作

　　为童道明选择职业头衔，已经变得越发困难了。中国最权威的契诃夫文学研究者、戏剧评论、散文、剧本创作再到已初见眉目的诗歌写作，童道明在年近八旬之时，以自己的广泛涉猎为生活与创作频频开启新的窗口。

　　最近，童道明剧本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出版，新剧作《一双眼睛两条河》也在京正式上演。借此之机，记者对童先生做了一次深度访谈。

　　评论家的时代已经远去

　　当今中国戏剧界，童道明称得上大名鼎鼎。身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对契诃夫小说和戏剧研究有独到造诣的童道明以资深戏剧评论家闻名。

　　这位78岁的老人时常暗自思索：“若不是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于是之慧眼识珠，我和中国戏剧的缘分又当几何？”

　　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的年代。“文革”中，被“四人帮”打到臭水沟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被中国戏剧界重新奉为圭臬。上世纪50年代曾在莫斯科大学“契诃夫戏剧班”进修的童道明认为，当时戏剧界人士崇尚斯氏的“体验式表演”，不谈实质，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外国戏剧》(1979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名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非谈》的理论文章对斯氏体系的利弊进行了剖析。

　　从此，编辑部的约稿不断。在上世纪80年代，童道明写出了《梅耶荷德的贡献》《论文学艺术的假定性》等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文章。一事当前，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想问一问：童先生对此持何看法。

　　1989年，童道明曾问过一位戏剧杂志的编辑，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约我的文章。对方告诉他，于是之先生在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非谈》后，曾对杂志社的编辑说，“有个童道明，你们可以请他写写文章。”

　　“从精神层面上，于是之先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个人之一。”童道明说。

　　在童道明眼中，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戏剧评论的黄金时代。“京沪两地导演艺术家论坛”、“全国表演艺术研讨会”等重大活动，包括他在内的剧评家都是座上嘉宾。那个年代凡是想在戏剧上求新图变者，都会征求剧评家的意见和观点。

　　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导演中心制的逐步确立，社会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导演能够直接到国外去学习最前沿的戏剧理论知识，他们不再急切需要评论家的指导和意见，评论家的地位逐渐衰微。

　　“今年是中国小剧场话剧三十年。大家都讲小剧场创新。但作为评论家，我们已经不能起到当年的作用了。”童道明喟叹。他对当今中国戏剧界的现状并不满意。“我一直说，我们戏剧生态是不平衡的。小剧场里80%以上的剧目都是以搞笑为目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竟然没有一部现代悲剧。即使有悲剧，也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作为一个戏剧大国，这是不能想象的缺憾。”

　　1996年，契诃夫《海鸥》一剧问世100周年之际，童道明动笔写了平生第一部剧本《我是海鸥》。

　　剧里的主人公是两位将要表演契诃夫《海鸥》的两位年轻演员，他们都对“另一种生活”充满了渴望。但他们的“渴望”却并不相同，由此造成了戏剧性的纠葛。

　　“既然评论家的话少有人听了，那我就靠剧本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当时就想好要写一部悲剧。”童道明笑了笑。

　　1996年剧本完成，搬上舞台已是2010年，时值契诃夫诞辰150周年。

　　别说我是翻译家

　　“原来想去理个发，现在白头发留得多了一点。”童道明笑了下。刚在饭桌上坐定，他就从手提的布袋里掏出一个精美的大本子。“我刚刚做完了一件工作，翻译了契诃夫的书信集。”童道明翻开本子读起了第一页的一段话——“2014年8月2日，我收到这个精美大气的本子，就用做读书笔记。从今天起我要重读契诃夫书信，随手记下所思所感，这意味着阅读和翻译契诃夫书信是我接下来半年每天必做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当我写满一本，我的工作就做完了。”童道明补充道。

　　契诃夫在童道明的生命里占据了重要位置，有的人喜欢在形容童道明的时候，加上“翻译家”三个字，但童道明总是反对。“人家老要称我是翻译家，我老不愿接受这个，别说我是翻译家。”去年推出剧本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时，出版社想要在书的前勒口印的作家简介里加上“翻译家”的头衔，童道明拒绝了，“我不是翻译家。”

　　和童道明住一幢楼的李文俊听说童道明拒绝“翻译家”称号时跟他讲，“老童，你要知道，翻译家这个称号，在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最吃香，所以人家非常看重。”但童道明说自己不是翻译家是有原因的，他说自己只翻译过契诃夫和梅耶荷德，翻译他们是因为他做这样的研究。“我不会平白无故翻译一样东西，我更愿意自己写点东西。”

　　蜘蛛网存活得比蜘蛛更久长

　　说到写点东西，童道明就来了劲儿，他继续从布袋子里掏出一摞打印出来的文稿，那是他从去年开始写的60多首诗歌。75岁才开始写诗，是因为有个朋友看了童道明写的东西后跟他说，觉得他是可以写诗的。写诗之前，童道明试着写过小说，但是觉得并不成功。写小说的经历让他觉得，在所有的文学品类里，小说给形式提供的创新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剧本没问题，形式创新的可能性最大，每个剧本都可以写得不一样。”

　　写诗的时候，童道明希望做到的也是创新。他认为，现在中国诗歌创作的重要缺陷是太关注辞藻，搞些奇怪的词，但是违背整个诗歌的意思。“诗歌总是要说点什么的，可以不直说，但是要简洁高深。”童道明读起了他手中文稿里的第一首诗——“小时候，站在屋檐下看蜘蛛网，两天后，蜘蛛不见了。蜘蛛网就还在眼前飘荡，儿时想，蜘蛛到哪里去了。现在想，蜘蛛为什么离开自己编织的网。”这首名为《小时候》的诗，灵感来自布罗茨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蜘蛛网存活得比蜘蛛更久长。”

　　还有一首诗叫《自白》，内容是这样的——“我是一条小河，我的河水流不进海，我是一条小路，岁月将它拐了几个弯。”读这首诗之前，童道明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摄于今年8月8日，他去参加《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的观剧，结束时他和盲人演员上台合影。另一张老照片，是1953年8月，他和母亲在北海公园拍的，童道明当时还是16岁的青涩少年。“我把这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喃喃说出几个字——道明一甲子。那时候翩翩少年，现在我77岁，垂垂老矣。我们这一代人生于抗战，成长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人生道路也不平坦，《自白》这首诗里就是说，尽管我们的人生拐了几道弯，但都在曲折中前进。”

　　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就是为童道明非常尊敬的诗人冯至所创作的一部话剧。在这部话剧里，冯至在临终前，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冯至说：“我想写诗，以前我想写一首诗来描写‘死’，但写不出来，这次真正体会到了‘死’的滋味，可惜又没有力气了……”这段台词全部引用冯至原话。“人家临终前都会说房子小了，孩子在外地，冯至真是不得了，他说他要写诗，这些都是真的。”

　　“假如童道明去世10周年的时候，能演这个戏就好了。”童道明在背诵完《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最后的一段台词后这样说。“我觉得文化人到年老时肯定有这样的思考，思考身后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一个老先生拼命伏案写作，是希望写个更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他必然是一种自由的心态，他也会进入一种真正创作的状态。”

　　童道明显然也在思考着自己身后会留下的是些什么。“实际上我觉得我身后，大概还能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首先是剧本。散文可能会留下一篇，《惜别樱桃园》，其他的都不会留下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摸了摸下巴，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一只手抱着另一只手的手臂，另一只手摸摸下巴，眼神飘向远方。

　　生命投入的感觉

　　童老近日越发忙碌：继剧本集《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出版后，他创作的剧本朗读剧《一双眼睛两条河》在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演，他的新剧《一双眼睛两条河》和《三滴水》也结集出版，一同收录的还有他的散文和诗歌作品。话剧《一双眼睛两条河》以剧本朗读形式在蓬蒿剧场二轮上演。开演前举行了童道明新书的义卖会，所得书款全部捐给南锣鼓巷戏剧节。活跃于台前台后的童道明身上，丝毫未见古稀老人的苍老或是迟缓。甚至在新书发布时，他还坦言，近年来的剧本写作让他找到了一种“生命投入的感觉”——将自己的经历、优缺点都融入剧中，与剧中人一起体验。

　　将蓬蒿剧场视为其戏剧出发点的童道明，将每一出戏的首演都放在毗邻中央戏剧学院的这间民营独立小剧场，此番也不例外。一颗年轻、谦逊的心，是与童老交谈中令人感受甚深之处。

　　“我看过一些小剧场的戏，那是青春的海洋，没有同龄人。但我的戏不是，观众有年龄比我还大的，他们并不追求‘一定要笑’，很多人跟我说，难得有这样安静、干净的戏。”

　　为知识分子写戏

　　今年8月份，童道明创作的剧本《一双眼睛两条河》在蓬蒿剧场上映。话剧《一双眼睛两条河》的故事由午夜时分一栋居民楼里传来莫扎特《安魂曲》的钢琴独奏开始。弹琴的是女孩白露，这天正是莫扎特的忌日，她以这种方式悄悄祭奠着这位伟大的音乐家。面对其他住户的投诉，同楼只有一个人支持她。这个人名叫黄雨，是研究普希金的学者。两个渴望艺术的灵魂，因莫扎特的音乐结缘，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童道明的剧作大多关注知识分子的心灵困境，在《一双眼睛两条河》中也不例外。剧中的白露和黄雨对艺术有着相似的见解，他们惺惺相惜，但谁也不越雷池一步，而是将这份相知之缘珍藏在心底，继续往昔的生活。全剧多数时候两个主角都在风轻云淡地谈天说地，也没有一般戏剧中的矛盾冲突。“美是暂时的，对美的渴望是永恒的，好多冲突都是这样来的”，童道明说。

　　人物介绍

　　童道明： 1937年出生于江苏省杨舍镇(今张家港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他山集》(1982年，论文集)，《戏剧笔记》(1991年，专著)，《惜别樱桃园》(1996年，随笔集)，《俄罗斯回声》(2000年，随笔集)，主编有《世界经典戏剧全集》(20卷)，并有译著数种。他在评论方面颇有建树，上世纪80年代，曾与杜清源、林克欢合称为“杜林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他的戏剧创作始于十多年前，直至近些年，作品才开始相继上演。童道明的剧本将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投射在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