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晖：《马家军调查》意义与价值

　　如果从晚近30年报告文学发展史观之，赵瑜无疑是属于跨越三个年代、硕果仅存的重量级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强国梦》横空出世，到90年代末以《马家军调查》震动文坛，再至21世纪初以《革命百里洲》一举摘得鲁迅文学奖，赵瑜以他并不高产但绝对具有震撼力的写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艰辛旅途带来生的希望和足以与小说比肩的辉煌。数年以前，我曾经发表过对赵瑜报告文学的看法，我以为，赵瑜文本所给予报告文学文坛的最大震撼就是，无论何样的书写，他都能以其“反调”和“异论”冲击带有误区的惯性思维，他对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采取的极富预见性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对封建文化与传统体制的尖锐反思，他对现实所进行的强度介入，他对祖国与民族“第二种忠诚”式的深深的焦虑与热切的期盼，都不能不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和触摸到报告文学文体本性和原创精神的复归。的确，他的文字，曾经遭到来自官方与当事人的批评、媒体的商业炒作、不明真相的流言以及某些编辑们的后怕。[1] 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赵瑜及其报告文学文本历经20余年的风风雨雨，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仍旧挺立文坛。今天，当我重读赵瑜的这些文本，我仍然为之感喟、为之感奋、为之感佩！从早期专注于人物或事件的具体反思与批评，到后来对体制弊病的指斥，再至对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民族、国家和人道问题的思考，它们充分显示并代表着当代中国现实关怀型报告文学文本的历史变迁与显著进步。我想，赵瑜报告文学的真正价值也许正是在这里。从题材范围上看，赵瑜的报告文学主要倾情于两类书写，一是对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表现，这主要指其对家乡山西的描述，《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还有就是在《革命百里洲》中对湖北长江流域农民历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另一类则是对中国体育问题的现状描述与思考，这主要包括《强国梦》、《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即所谓“体育报告三部曲”。可以说，“三部曲”成就了赵瑜，其中，《马家军调查》又可谓他的集大成式的颠峰之作。当然这也是90年代、乃至晚近30年报告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其不仅标志着赵瑜作为跨世纪作家的存在意义，也将给予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史、甚至20世纪中国文学以深刻启迪。

　　一

　　《马家军调查》发表于1998年，至今已整整十年。在北京奥运会即将揭幕之时，在中华民族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主办全球最高规格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重温这部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意味深长。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发表当初就遭遇“地震般的强烈反应”的作品，重新认识它的意义、重估它的价值，就不仅是应该，而且也是必须的。十年前，在《马家军调查》刚刚发表之时，陈建功曾言：“它不仅仅是马家军调查，也是中国体育界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调查’，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调查’，更是不能不使每一个人都深长思之的人生调查和人性调查。……这篇作品，是对报告文学乃至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新贡献，是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20周年的最好礼物。赵瑜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思考与发现，坚持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充满了对中国体育事业关心关注的激情，也充满了对马俊仁教练作为一个诤友畏友的友情，还充满了作家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与反省。”[2]我以为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马家军调查》的意义和价值的恰当总结。此言虽时过境迁，但今天看来它仍然字字玑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这一文本看成是迄今为止赵瑜报告文学创作的集大成式作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这一文本中，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赵瑜报告文学写作的核心特色所体现出来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的每一个局部元素密布于《马家军调查》之前赵瑜的各个文本中，诸如《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第二国策》、《但悲不见九州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等，而独创性之和，也就是每一局部元素之和却在《马家军调查》里显露无疑。独创性之内涵，黑格尔在谈及真正的艺术作品时就已有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独创性是和真正的客观性统一的，它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3]“要表现出真正的独创性，它就得显现为整一的心灵所创造的整一的亲切的作品，不是从外面掇拾拼凑的，而是全体处于紧密的关系，从一个熔炉，采取一个调子，通过它本身产生出来的，其中各部分是统一的，正如主题本身是统一的。”[4]从黑格尔的论述出发，我们便可以看到《马家军调查》正是通过作家的创作理念、文本内涵以及艺术表现等诸个元素的有机融合，显示出具有赵瑜文本特色的独创性。从创作理念上看，赵瑜主张报告文学应回归理性精神，应直面现实矛盾，应提高品位、捍卫尊严，因为“在少数作者那里，报告文学的神圣精神、正义品格、严肃风尚、无私行为，纯洁感情等等，已经变得十分苍白乃至丧失。取代这一切的只是赤裸的功利宣传。”[5]在此，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赵瑜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智性和洁性的要求很高，这无疑显示着作家内在心灵的目标与追求。这种非功利的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贯注于《马家军调查》之中，就使得作家能够依据自己的独立眼光而不是他人的眼光去探究马家军的一切，去表达马家军的一切，充分显现真正的对象描述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赵瑜还将创作主体与客体整合为一体，变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居高临下式的书写立场为平行视角的、甚至是“融入野地”式的书写立场。“《马家军调查》应该也是那种‘大’报告文学，但与作者写于80年代的《强国梦》那类作品已很不相同了，他也从‘制高点’跳下来了，又没有降到‘零度’，而是站到了他和马俊仁、马家军以及你我共同站着的这个地面上，这个既粗糙又无法离开的地面。他跨出了‘他者’的立场，以一种内部视角，实现了一次对于‘自己’的书写。这个‘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因此，与其说这部长著是在评说马家军的功过，不如说是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自己，所作的一次有深度的长考。……《马家军调查》以一种坦然的心态书写自己，是一种成熟和进步，其实也是面对世界一体化趋势所应有的一种现代心态。”[6]从文本内涵的角度说，对题材的超越性，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深刻性。对一般报告文学而言，题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优秀报告文学而言，对题材的超越性则是应有之义。此犹如希利斯·米勒所言：“文学作品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词语来模仿某个预先存在的现实。相反，它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附属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hyper-reality)。这个新世界对已经存在的这一世界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补充。”[7]我在重温赵瑜的“体育三部曲”的时候，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他书写的是体育界的人事，但又感觉不完全是，他在“模仿现实”，更在“创造新世界”。他的文本由语言层到现象层再至意蕴层，显示出一种变异与逾越，即他往往会从体育问题(题材)的表象出发，最后抵达他所需要的非体育语境能够概括的具有人道关怀、社会体制、国家盛衰、文化传承和民族生存等内涵的全新意蕴。而这正是赵瑜通过他的文本所实现的对题材的超越性。这种感觉在赵瑜文本那里并非一蹴而得，而是一个渐进过程——即从《强国梦》到《兵败汉城》、最后至《马家军调查》逐渐强烈和清晰起来。在《强国梦》中，作家主要还是主写体育体制问题——他用“盛事”、“超人”和“强龙”三部分的描述，锋芒直指“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将体育与政治勾连，将体育看成是“民族忧患意识”的转移，将金牌体育看成支撑民族自尊的最好最直接的表现。此时，作者已开始意识到人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忽视竞技运动就失掉了国际比赛中的金牌；那么，我们忽视全民体育就会失掉整个民族的健康！”在《兵败汉城》里也有对于体育体制的批评——“个性的压抑，民主空气的稀薄，封建主义的作祟，正是这旧体制赖以生存的土壤，它滋生了只能是这样而不会是别样的体制。这体制的顽强存在，又以它稳固的形式极大地限制着土壤的翻新。”但更突出了对“人格”的思考——“我进而想到，展示个性力量张扬个性魅力的体育本身，正有助于对传统人格、萎缩人格的改造和重建。此正是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最终含义。要拯救正在衰落的中国文化，体育在民众中的普及那意义就不是一般的了。”[8] 而《马家军调查》，则已经由前两个文本中对以“金牌战略”为症候的体育问题的关注，全面上升到对人、人性、人道、小农意识、国民性、民族文化、封建意识形态等元素的深透观照上。在文中，作者以1994年12月发生在大连马家军训练基地的“马家军兵变”为切入视角，详细再现了被誉为“民族英雄”的马俊仁教练所指导的马家军由盛及衰的过程。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谁重创了马家军”这样一个浓重的问题意识，通过全方位展示作者与马俊仁、马家军主力队员王军霞以及上至省体委官员、下至队员父母的访谈和有关文献、日记，力图勾勒马家军从辉煌到暗淡的复杂历程，力图回答“重创马家军”的那些云山雾罩般纠结不清的因素，力图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马家军”的全息图像，力图将“马家军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那些带有反思体育体制和体育运动目的的深意揭示出来。不仅如此，作品还别出心裁地将西北黄帝陵功德坛上寓意“天人合一、法乎自然、圣地无双”的“天鼎”、“地鼎”和“人鼎”借用为全书三大部分的标题，暗喻马家军的盛衰同顺应还是逆反“天时地利人和”规律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赵瑜的报告文学中，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有着一种对底层平民，对弱势群体的天然热情，在他每一部报告文学中，虽然题材不同，但赵瑜的关注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要表现人的价值。从《马家军调查》出来以后，在一定程度上赵瑜达到了他对人道主义理解的一个新的高度。”[9]可以说，以大悲悯的情怀来书写人生的悲喜剧，以人本的立场来批判非人道的言行，是这部“体育题材”作品获得题材超越性的最为重要的体现。作者在描述马家军女队员们被马俊仁痛打、体罚之后曾发出这样的议论：“马家军的核心内部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深刻的变化，人格曾有多少扭曲，姑娘们就要追回多少坦荡；人性曾有多大压抑，姑娘们就要换回多大释放；人道和正义被摧残到什么程度，姑娘们就要匡扶到什么程度；劳动的价值曾经失去多少，而今就要讨回多少；自由被秩序所剥夺，而今就要破坏秩序还我自由；人的尊严被贬损殆尽，责任者也将要尽失尊严；世上曾经有多少虚伪，迟早就会有多少真诚——谁也无可回避了，人格，人性，人道，正义，爱情，自由，尊严，真诚——天啊，这些至高无上亘古久长的深重命题，如今在这帮小姑娘身上竟然体现得如此集中强烈，如此切肤直感，如此刻不容缓！”[10]在这里，赵瑜高扬的正是“人道主义”大旗，以及尊严之于人、甚至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性与人生理念。除此之外，作者还在作品中反思和批评了由“马家军兵变”所引发开来的多个问题：一是通过写马俊仁的迷信观念以及梅花鹿大仙崇拜等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展开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有人说马俊仁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个人英雄主义意识，这话应该有一定道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迷信色彩同时也贯穿着老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梅花鹿大仙——这苍老的中国母亲的形象，渐渐成了马家军全体成员心中至高无上的图腾。”“对神灵的崇拜、对梅花鹿大仙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和统一了对姑娘们的管理……”；二是表达对国民性的思考——“马家军的不幸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马家军的悲剧，竟是我们中国的悲剧，在马俊仁身上，在马家军十几位姑娘身上，包括在她们的家长身上，在马家军周围的诸多人士身上，同时显现了我们民族的许多致命弱点和许多千古尘埃，……我们的敌人不啻就是我们自己啊！”；三是思考东西方文明之冲突——“中国尽管已经处在世界大体系之内，但仍然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封闭的文明体系。……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马家军参与国际体坛竞技，其成功是世界性的，而队伍的家族式管理人化礼治和运动员的精神建造，对人的设计方式，却仍然是东方化的、中国式的，对外按照国际规则办理，对内按照祖宗那一套办理。成功与失败，尽在其中。”四是对体制的反思——“此时此刻，冲突已如此尖锐，马家军病入膏肓，即便是有一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手在队员当中开展深入细致的化解工作，你说能不能奏效呢？仍大可质疑。大改革时代的风云骤变，运动队体制的僵化锈死，是一切悲喜剧启幕落幕的根源所在，外部大开放而内部打死结，外部变化快而内部老一套，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谁能把日积月累的问题化解掉？文化低而法度弱，专制强而家长凶，虚假多而实惠少，民主废而监督差，宽厚缺而私恨满——冰山沉重自非一日形成，外部的太阳要化解冰山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日。一个运动队是如此，一个大单位，一个大行业，一个传统的大中国，不也是如此么？”对上述这样一些方面的反思，无疑就使得《马家军调查》的言说空间和思想内蕴更加丰富、深刻、厚重，破除了“小”而呈现为“大”。韦勒克和沃伦曾说：“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11]他们在这里虽然指的是小说家，但我想对于致力于再现经验世界的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在超越题材所设定范围的同时，通过文本表达自身更为广博的理性认知和感性体验，也应当是十分重要的。也许只有这样，文本的深刻性才会得以充分实现。

　　《马家军调查》显现赵瑜文本特色的独创性还体现在艺术表现上。从结构上说，这一文本汇集人物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全景式报告文学等后文革时代报告文学所经历过的、也是赵瑜自身报告文学写作所有结构类型的探索及优长，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融人物、问题、事件三元素为一体的文本结构。赵瑜的作品既有传统的以连贯叙述为主的人物或事件型文本，如《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也有以问题、现象为主线索的集合式文本，如《中国的要害》、《第二国策》、《强国梦》，直到以时空交错叙述为主的全景、人物与集合特性交融的《马家军调查》。在这里，叙述结构的变化以及由单一趋向综合的态势，既是文体所述对象的制约(譬如一个内涵繁复的人物“马俊仁”、一个“兵变”的故事和一个“谁重创了马家军”的问题，三者的相互缠绕促使作者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作家对文体创新的主体性追求，赵瑜曾言：“我比较关注报告文学的文体变革，一直希望对它的叙事方式有所拓宽。作家写作的追求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追求更多人阅读，这方面应当比较看重选题，比如《马家军调查》，主要是抓焦点；另一方面是创新，创新也是报告文学的生命。”[12]现在看来，这种以全景式事件叙述为主，综合人物及问题元素的文本结构，对报告文学把握复杂人事、深究问题本质、凸显内在张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也无疑是赵瑜20余年报告文学文本结构艺术的一个出色总结。从语言上讲，这部作品也显示着赵瑜独特的语言体式。作为一个精心于报告文学语言体式锻造的作家，赵瑜对其语言风格的追求是自觉的，也是颇具特色的，他善于根据描述对象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语体”。在以山西本土为对象的《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等文中，作者的叙述多为口语化的，有时还带有反讽意味。而在“中国体育三部曲”中，作家设置的“语体”又是以庄重、沉稳而又富于哲理思辨火花的政论式叙述为主，以此来传达出客体的危机情形及创作主体的忧患倾向。赵瑜还在《马家军调查》中开始借鉴章回小说的形式风格——如章节提示语的对偶性、章回体惯用语等，这种方式直接影响到后来他和胡世全合作的《革命百里洲》。此外，作者进入作品、成为作品一个部分的“内叙述人”视角，通过“象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13]展示极富个性的非叙事性话语等，都显示出其致力于报告文学文体创新的品格与个性。

　　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从创作理念、文本内涵以及艺术表现等诸个方面的融合，《马家军调查》鲜明地显示了具有赵瑜文本特色的独创性，这不仅使其成为赵瑜20世纪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真正标示出一个跨年代并跨世纪作家的存在意义。

　　二

　　《马家军调查》不仅是赵瑜的集大成之作，它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李炳银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评价：“在近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马家军调查》是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作品。这部作品在问世以后，因为各种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原因，未能得到文学界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总结，这是文学的一种遗憾。文学界，特别是报告文学界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长久地保持沉默。认识总结《马家军调查》的成功因素，对于发展报告文学创作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事。……在这里，赵瑜把报告文学的功能都发挥到了很高的水平。真正做到了题材重大和表现生动的统一，做到了认识问题的深刻和描写事件人物的真实形象的统一。在其整体上，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足可以供人们很好地研究和总结。”[14]今天看来，这个评价仍然是恰如其分的。我以为，《马家军调查》作为一种“范本”能够给予当代报告文学发展史的启示有许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其对于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三性”的坚守和实践。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主要表现为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与跨文体性等三方面。非虚构性即是指一种不以主观想象为转移的、与经验世界中特定历史或现实时空所发生的事实相符合的特性。它还包含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等三个要素。中外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及其他们创造的文本都离不开其田野调查的深入与成功。赵瑜为了写作《马家军调查》，采取了完全的“田野调查”方式，深入大连、鞍山、沈阳、辽阳等地50余天，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无缝隙接触与采访，收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甚至还“肃然捉刀”帮助文中人物起草合同书、做调解人，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亲历性、直击性和真实性，从而又为实现其作为历史性文本的文献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在此情形下，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真实的“马家军”形象便夺目而出，使之在成为新闻焦点之后，又成为了文学的焦点，从而保证着作品非虚构性的完整实现。而若从文化批判性上观之，《马家军调查》也完全可以进入近30年、甚至是20世纪以来中国最具反思与批判性的报告文学之列。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来看，代表非官方的知识分子以及底层社会弱势群体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的这一文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以批判权威意识形态、反思传统与现状为已任的“左翼的文体”、“在野的文体”，基希所谓“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其实正是对报告文学这种与生俱来的、对权威体制颇富对抗性与监督色彩的文化反思与批判性的形象化概括。《马家军调查》这一“作品最重要的开拓，就在于冲击了报告文学界颇为流行的那种非黑即白或非白即黑的叙事模式，或那种只追求‘片面真实’的半虚假描写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家军调查》所写的不仅仅是‘马家军’的人，而是或主要是人的精神、或人的精神环境及人的精神状态。”[15]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的解放，是《马家军调查》的关键词，也是它给予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启示，它承继着上世纪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予以深切关注的传统，但却舍弃了诸多报告文学中见事不见人、或只重问题的陈述与批评而缺乏对人的描摹、或将人仅仅只是作为例证的做法，而着重突出人本立场，突出对当代中国人人性现状的剖露和描绘。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主要从艺术表现的维度进一步确证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闻与其它文学艺术文体——诸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影视，甚至非文学文体相互兼容而成的交叉性文体的本质。《马家军调查》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使之成为当代报告文学中最具艺术气质的作品之一。在小说那里，“作家就是骗子。骗子最不会做的事，就是直接要人凭空相信他，那就玩不下去了。作家作为骗子，必须采取另一种策略。通过操纵词语的各种‘精微巧妙的’过程，作者必须设计出一个文本，诱使读者相信一个与现实没有明确对应的虚构物。”[16]而在报告文学的叙事中，作家是不必扮演“骗子”角色的，因为他所通过词语展示的就是现实。但同时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文本叙述与现实进行无缝对接的话，那么超越题材的藩篱就有可能会落空，结果当然会使得文本过实，而失去文学的灵光。因此，与小说等虚构文体相比，作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命中注定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作为一个勤于探索的作家，赵瑜认为“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不能成为人们的枕边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短期行为的创作追求，加上那种陈旧的报章式语言和所谓主流话语。”[17]因此，他极力要突破叙事方式与技巧层面上的文体桎梏、力求“生猛新鲜”的做法——“报告文学的前途，是往宽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严酷前提下，认真地向小说和其它艺术取经求宝，以拿来主义，以杂交优势，以优势互补，赋予报告文学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们面对着极鲜活的当代现实生活，却要用极古板的艺术形式去承载，就很不好办。……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一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18]有这样的理念支撑，赵瑜在写作《马家军调查》时，一方面恪守非虚构性原则，讲究叙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调动所有除虚构、夸张、变形之外所有文学样式的艺术手段为作品添光添彩。在作品中，有小说式的悬念设置、语言表现和描绘，有诗的呈现，有诸如文件、辞职报告、日记、合同书、新闻报道、访谈录、家信、录音文字等非文学文体的加入，有极富作家个性的非叙事性话语的纵横捭阖，有人物的原生态话语的生动复现。可谓杂花生树、气象万千。对跨文体性的生动实践，使《马家军调查》的艺术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而正是因为有了对报告文学“三性”规范的出色践行，才使得《马家军调查》成为凝聚着近20年来作者自身以及中国报告文学艺术探索全部历程的一个重要标本。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赵瑜的《马家军调查》的文学史意义也是不可小觑的。这部作品现在已经进入权威文学史的叙述序列[19]，这表明对其的经典化过程也已经开始。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变迁来考察，如果从这一文本所涵盖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它的艺术表现来检视，《马家军调查》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中具有某种史诗性质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以至90年代，“当小说界的悲凉之雾越来越浓之时，报告文学界却兴起了勇敢暴露现实的忧患、为进一步推动改革而大声疾呼的空前热潮。被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这一股浪潮显示了那一代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良知和历史使命感。但换个角度看，那些报告文学中反映的尖锐社会问题也相当清晰地凸现了许多历史的积弊和现实的忧患——这些积弊和忧患正是人道主义长期缺失的证明。”[20]而深刻体现人道主义的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中，《马家军调查》应是突出一例。此诚如谢泳所言：“这是一个很难让大众动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各种艺术都趋于圈子化的时代。那么在今后的文学史家看来，想要在这个时代里真正找出一本能说明那个时代价值的文本来，无论是文学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都可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因为在整个90年代，似乎还没有一部报告文学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赵瑜的这次选择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显示，未来的文学史家不应当忽视赵瑜的这部作品。”[21]

　　从体育的上看，《马家军调查》的意义和价值又在那里呢？我想，对于至今持有“体育即金牌”理念的人们来说，它应当是一支清醒剂，而不是兴奋剂。对于承载了过多意义的中国体育来说，《马家军调查》告诉人们的就是，让体育回到体育本身，让体育成为美好人性的象征、强健身体的象征、自由灵魂的象征、世界和谐的象征。

　　如果从更为苛刻的角度讲，《马家军调查》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性，从叙事的简洁、语言的规范、节奏的抑扬以及文字的精炼等方面，它都并非尽善尽美。另外，《马家军调查》现在面世的还是一个被人称为“残本”的删节本，[22]在该作发表10周年之际，不知能否看到它的全貌？

　　在即将结束全文的时候，我的眼前又一次电影般浮现出关于《马家军调查》的林林总总，我想起了10年前或者10年以来各色人等对于它的善言和恶语，我想起了被誉为“文坛硬汉”的赵瑜一次又一次地对文坛的震撼。我想再次提起艾青的那首诗，用来写照我重温《马家军调查》时的万千感慨——“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008年5月22日于南京

　　[1] 1998年5月29日《南方周末》上《〈马家军调查〉来龙去脉》一文曾刊载有这样的一些文字：“某大型杂志社一位编辑说：我们曾经为赵瑜出过《强国梦》，那一次险些引来干预。这一次赵瑜没有找我们杂志社，但我看完了全书，我担心赵瑜的老毛病又犯了。”“某国家级出版社发行部负责人说：我们听说有过这部书稿，我们社长明确表示‘不能出’，社长没说明理由，他是新闻记者出身，也写过许多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也许他感觉这部作品介乎文学和新闻之间，反正是坚决不同意。”

　　[2] 陈建功：《〈马家军调查〉是文学界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礼物》，见谢泳、柴然、默波编：《赵瑜研究资料》，山西文学院2006年，第163页。

　　[3]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3页。

　　[4]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5-376页。

　　[5] 赵瑜：《〈赵瑜报告文学选〉自序》，见《赵瑜散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6] 成一：《坦然书写自己》，见谢泳、柴然、默波编：《赵瑜研究资料》，山西文学院2006年，第220-221页。

　　[7]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8] 以上所引《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中的文字均请参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赵瑜体育报告三部曲》一书。

　　[9] 谢泳：《赵瑜创作历程：忧患与参与》，见陈勇：《赵瑜调查》，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本段及以下所引《马家军调查》文字，均见《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

　　[11]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

　　[12] 赵明：《赵瑜谈当前报告文学》，《北京青年报》2004年1月21日。

　　[13] 赵瑜：《赵瑜自述》，《报告文学》2001年第1期。

　　[14]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267页。

　　[15] 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184页。

　　[16]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17] 赵明：《赵瑜谈当前报告文学》，《北京青年报》2004年1月21日。

　　[18] 赵瑜：《风雨同舟》，见《赵瑜散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245页。

　　[19] 在由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暨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报告文学的跃动”一章，设专节论及“何建明、赵瑜的报告文学”。在董健、丁帆和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报告文学的兴盛”一节中，也有对赵瑜“体育三部曲”的另两部作品的评论文字：“赵瑜的《强国梦》、《兵败汉城》以内行的眼光观照当代中国体育界的误区，在对体育界培养机制、运动员精神素质的透视以及与国外体育界差距的比较中，揭示出漠视知识、排斥科学、人才滞留等种种问题所在，抨击了体育界的官僚主义。”

　　[20] 樊星：《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研究》，《文艺报》2008年5月15日。

　　[21] 谢泳：《赵瑜创作历程：忧患与参与》，见陈勇：《赵瑜调查》，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2] 在《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刊载的《马家军调查》全文结束时，有这样一个“编者附记”称：“《马家军调查》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在发表时删去了部分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