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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我对真实探秘乐此不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4日13:57 来源:中国作家网 舒晋瑜

  作家赵瑜闲时常逛旧书摊。有一次在山西长治的旧书摊上,他发现了一本《长治50年诗歌选》。随手一翻,居然发现自己的名字。这首题为《在静静的考场上》的诗歌,抒发了当年恢复高考时赵瑜在高考课堂上的感想。

  赵瑜一看就乐了:我还写过这玩意儿?

  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打心眼里挚爱诗歌,至今没变。他也爱小说,羡慕小说家叙事中灵动的神思和活力四射的语言,并曾经试图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以为如此报告文学方可驰骋疆场。

  实际上,在不断地尝试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之后,赵瑜的叙述回归最原始的朴素。在最新出版的《野人山淘金记》(作家出版社)中,赵瑜用相机和文字架构起一部跨国“摄影报告文学”。

  30年创作,他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不断变化,在他的30年作品经典《独立调查启示录》(陕西人民出版社)中清晰可见;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好奇。否则,无法解释他何以从青葱少年写成了“山西老汉”,无以解释他何以因为听着“稀罕”便敢冒着生命危险,背起行囊义无反顾去了野人山。

  说作家赵瑜,不如说探险家赵瑜更为确切。可是,他不同一般的任何“家”。因为他的理念是,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最好的社会学调查,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绝不虚构素材的同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使读者与我们一道,同悲哭,共欢笑。

  为了达到“生活本质的美”,他不惜揭露黑暗,不惜背负各种不理解不认同的质疑的眼光。

  赵瑜不理会这些。他深信,自己的善意早晚会被认知。他的眼光与笔触超越事实表相的纷争,抵达社会最尖锐、最敏感、最不为人知的真相,告诉我们某些浮华和繁荣的背后,灾难与毁灭的可能。

  他不是杞人,亦非虚妄之语。他的描述平静客观,有时用照片告诉你事实。但是,如同静海深流,诸多的反思和扣问,恰恰来自这深不可测的平淡。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家注意到您的创作风格发生变化,过去“煞费苦心”,现在叙述越来越平实。您认同吗?这种文风的变化,是刻意为之还是顺其自然?

  赵瑜: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在《野人山淘金记》中,文字是为了和图片进行互补佐证,不需要用文字代替图片,文字必须更洗炼一些。不论非虚构还是虚构,最难的,除了结构以外就是氛围。一般的文学作品依赖语言塑造形象或氛围,比如对森林的描绘就需用文字营造一种氛围。但是因为摄影艺术的介入,语言则可以精减。

  读书报:这么处理,是否会削弱作品的文学性?

  赵瑜:文学艺术所创作的美和真实不是全部的真实,是非固定的真实。鲁迅在日本上学时看到幻灯片,不但看到了要被砍头的中国人,还看到了麻木不仁的看客。鲁迅因此痛感国民性的愚弱,弃医从文。摄影是一门相当客观的凝聚生活瞬间的艺术。文学性不在于表现形式,而在于内涵。文学最大的内涵还是以人为轴心。

  读书报:《野人山淘金记》被认为是“第一部长篇摄影报告文学”,在表现淘金这一主题上,摄影是必须的吗?

  赵瑜:对于书写对象,有的读者能想象,有的读者无法想象。比如种玉米、收庄稼、大草原,读者都能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影像弥补文学作品的情境, 从而和作者发生沟通。淘金汉却非常少,从事的工作具有神秘性,读者在延伸自己的想象时被阻断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淘金的情景,我也很难想象那种情态。动身之初,我感到有可能需要借助摄影的形式,因此对照相机的倚重大于以往----作家不需要用摄影来对付通常的情景,而《野人山淘金记》这种罕见的题材, 更需要也更适合摄影和文字结合。此类作品在国际上屡见不鲜,在我们国内尚少, 但肯定会越来越多。读图时代, 纪实写作急需赶上去。

  读书报:在作品的开头,您就提到故事好听书难写。难在哪里?

  赵瑜:采访环境的艰辛是一个方面,但比这更艰苦的地方我也去过。关键在于未知数太多,使作家无从考量。你能否走进淘金者内心,他们能否把你当作弟兄,人群和社会的隔膜,社会结构的难度……一般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喜怒哀乐、矛盾争端,曾经有美国记者在那里去世。比如, 你被缅政府军防卫前哨的士兵关在军营里, 就特别无奈,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困境。你面对困难,有时候可能会陷入一种喊天不应呼地不灵的困境。去之前我也很茫然,带了一堆中国证件,包括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收藏家协会的证件,以防万一。

  读书报:作品公开一些人名和照片,比如淘金者老霍、兼营偷渡运客的小熊,是否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赵瑜:昨天, 老霍看到书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下咱也有了纪念碑了!他不以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而会说:咱们的生活还有人记录,这是夸咱有冒险精神呀。

  读书报:我注意到您在写作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包括看了沙汀的《淘金记》和彭见明的《淘金者之谜》。

  赵瑜:是做了很多功课。但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沙汀描绘了民国时期四川金矿的生活,彭见明写湖南乡土金客的命运。前者写山里采金矿,后者写河畔淘金砂。纪实方面,有民国黄金大劫案,有山东八路军给延安送去30万两黄金的故事,有武警黄金部队生活等等。过去主要是小生产者的手工操作,今天, 我们会看到野人山中的机械化化操作。

  读书报:作品纵横捭阖,时而历史,时而当下,其中也有一些议论,您认为这种议论对作品有何帮助?

  赵瑜:报告文学的优长包括议论的优长,就是在一定时候需要直抒胸臆。我反对思想大于形象,所谓多维政论加之数据。但不能为改善报告文学现象而否定作家议论的好处。优秀的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力量还是思想。我并不去简单强调文学性, 对政治理念也不回避。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政论性本应是并举的,只是在成份多少上,由于作家的喜好不同,可能会有差异。恰当的议论能够引人思索,如果没有议论,报告文学和小说、纪实、散文差异甚小。今天不少非虚构作品, 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或者说不善于运用精当的议论, 很像是散文拉长, 从而混沌一片。

  读书报: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保持高质量的独立调查是不是很难?

  赵瑜:你选择题材时,题材也在选择你。独立调查的前提是大善,首先你是善意的。是从爱心出发,不是跟谁过不去。你的作品一时被人误解不着急,作品的好意和善意还是最终会被人认识。作家从善举出发、和从简单揭秘出发, 是两个结果。《马家军调查》不是为了抢眼,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单纯呈现丑陋黑暗。《马家军调查》的构成,采访马俊仁只是十分之二三,如果老马说什么我就写什么,那就不是独立调查。其中的兴奋剂问题, 现在昭然若揭,当时队员们为什么对外不说?是因为队员们顾虑很多,她们需要最终找一个信任的人, 才会说真心话,要说就必须说透,而不能乱说。作家一定要从善意的角度出发,努力去写真实客观的故事。至于发表出来后,受众方面会有种种差异,也不奇怪。作品本来就要启发读者思考,推动大家对中国对体育有全新的认识。今天再看体坛的胜利, 我们就比较平淡,看金牌也比较理性。我想我的作品可能发挥了一点作用。

  报告文学不要简单进行道德评判,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马俊仁也是兴奋剂的受害者。《王家岭的诉说》首先要站在矿难受害者这群采写对象看问题,而不能站在指挥救援的官员立场。只有站在生活本身的真善立场上,才能做到独立调查。

  独立调查如何保持质量,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从根儿上学会拒绝。如果一个故事和我的内心选择发生冲突,我只能拒绝和放弃,否则写出来就是应邀文学、吹捧文学。

  读书报:30多年的作品中, 您保持了一贯的平民视角。

  赵瑜:作家融入百姓本是职业坚守,自古如此,本不应该夸为所谓的优点。纪实文学作家更应该具有民众立场,就像做官不能贪一样, 可惜世道混乱, 本应具备的品质反而成为稀缺的东西了。

  读书报:您的《30年作品经典:独立调查启示录》出版,有无补充修订?

  赵瑜:这套作品集收入了《马家军调查》从未发表过的第14章:《药魔重创马家军》。1998年出版《马家军调查》时,

  有一整章删节, 就是未发表的兴奋剂相关内容, 现在读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成熟, 相隔16年拿出来了。中国体育界在使用兴奋剂问题上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马家军也是。那时候体坛使用兴奋剂,是遮遮掩掩的。自行车、速滑、田径、游泳,这种靠耐力的运动几乎都在琢磨着用。国际上当然不允许,国际田联、国际泳联每年公布一次违禁药物名单,我们国家随着政治、文化、体育的发展,反对兴奋剂越来越国家化了。

  《革命百里洲》当中, 同样有一部分,这次补齐, 发了全本。1949年前后, 还是土地问题,是否唯有采用暴力方法才能进行土地再分配呢?有一章写到,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励精图治,用赎买方法把土地改革推向成功的实践,以至于长久、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经济起飞的新历程。于是,失去土改环境的台湾地下党, 丢掉了农村和农民的保护支持,无法生存发展, 革命者从内部急剧瓦解。这对于任何政党来说, 都是非常孤独可怕的。

  读书报:过去不能出版的部分现在能够出版,意味着什么?

  赵瑜:读者和出版界正在共同前行, 走向成熟。成熟和承受是相连的。大家反过来认识到独立调查的价值和寻求真相的意义,这种对填补历史空白的珍惜,要比“应邀写作”更有价值。“应邀文学”的效能不过在于人事真实,只是这个效能特征, 当前被工具化、功利化了。

  读书报:您过去写奥运会,写中国体育,常常跟少年时代的自行车、篮球、游泳的训练经历联系到一起,甚至写湖北的革命百里洲,写宜万铁路,也能从自己的生活底蕴出发,进入事件和故事。无论写什么作品,包括我们尚未读到的长卷《牺牲者》, 您都会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就是山西,晋东南。这种叙事使您的作品读来亲切,已经形成了一种写作风格。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您认为地域性对自己有怎样的影响?

  赵瑜:优秀作家离不开土地之根。就像莫言与高密,陈忠实与塬上,贾平凹与棣花村, 阿来与阿坝藏区的关系,我的作品常常出自三晋,来自晋东南。朋友问,山西怎么出这么多故事?其实,山西和中国是一样的。晋东南和大西北和江南水乡, 并没有本质差异,干部体制、工资体制,商品房体制,高教体制,哪儿都可以找到普遍性,问题一样,只是有些地方的作家还未能写出来。在每一个都市县乡, 发生的事情都是中国化的,何必舍近而求远呢?好作品是离不开土地的。晋东南在你的身边,也在我的心中,几乎不需要刻意调查什么。当然也有局限,该展开周边人际问题的时候, 难以解决展开, 需要思量, 需要技高一筹。

  读书报:您早期的创作体裁多样,小说、散文、诗歌都写,为什么最后确定了报告文学?在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中,什么原因使您和其他作家区分开?

  赵瑜:当你找到适合你的气质、你的学养、你的兴趣的创作,也就够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时候,我什么都写,比较而言, 可能我更适合于撰写纪实。一个作家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我对生活中浪漫的东西,不如对好奇的事物探索兴趣大。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非常有兴趣,总是试图揭开谜底。比如淘金就是这么引起的。我对空想浪漫写作很愚笨,对真实探秘乐此不疲。笨人就用笨办法吧。

  再聪明的作家,在采访过程中,也要用笨办法,需要靠时间、靠浸泡,而不能依靠网上搜索。如果, 不作为其中一员, 和采访对象待在一处生活,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隔膜,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学业有专攻,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如果你是歌手,最好多唱歌, 如果你是导演就多导几部电影,如果你是作家,最好多写两本好书,不好意思说, 这种带有早期农耕生产的理念支撑着我哩。

  读书报: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似乎与生俱来带有一种政治色彩,打着时代的烙印。但是您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非常强。

  赵瑜:报告文学有时依仗题材的选择,而根本大法还在于怎么写。卫星上天、矿难、洪灾、地震、大事件……报告文学好像天然承担这类创作。这自然是报告文学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报告文学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吗?为什么单独赋予报告文学这样的使命?太奇怪了,要改变这种奇怪。一是观念要突破, 关键还需眼睛向下, 扑地为人。突破平庸常态, 心中拥有读者。报告文学应该写人民群众最直接的生活,写和小说一样的喜怒哀乐,反过来比小说更有力量。这是一种变革。不管是虚构或非虚构,是文学就有共同目标:文学要反映生活,反映人们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 二是技法要突破,要吸收各种手法,包括侦探手法戏剧手法,报告文学不能没有文学性。

  读书报:两年前采访的时候,《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已经完成,到现在还没出版吗?

  赵瑜:过去的“文革”研究与写作,多集中在某些具体议题上,红墙密谋,知青经历,五七干校、牛棚经历,描述“伤痕”也比较多。对于“文革”在某一个地区的真实发生及其内部规律,北京、省会、地县三级之间的派战逻辑, 特别是武装斗争历史,很少触及。我在《牺牲者》采写过程中,收集到晋东南地区的伤残人数估计是两万人,死亡人数在四千到五千之间。从战争的规模、持续的时间、武器的高端、中共为制止一个地区武斗, 大规模派遣野战部队, 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文件……晋东南地区均为全国之最。一个专制大悲剧,山西的也是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持续时间长达十多年, 怎能轻易遗忘? 我是生长在这里的青少年乃至成为一个作家, 写下来是我唯一的责任。写下来发表不了,我也很焦虑。《牺牲者》可能不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我最重要的作品。有时候只能等待。这部作品完成后,我主动征求过双方派头头的意见,大家都没有争议。

  我们是一个相对欢乐的民族,习惯于忘记,遗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惯性。这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不利,后遗症非常大。不接受历史教训,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执政党对历史的认识总是避重就轻。这场武斗绵延数年之久,大革命运动引发的战争,知道而不写,就是作家的失职。

  采访时间: 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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