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反映出来——论赵瑜的《寻找黛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4日13:55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建军

　　一   按照“愚人”的方式来写作

　　我读作品属于逍遥派，喜欢像散步一样慢悠悠地读，然而，读赵瑜的这部新作，我却逍遥不起来——“寻找”的悬念撩拨着读者“欲知后事如何”的好奇心，使我以近乎奔跑的速度，将七八万字的作品一口气读完了。

　　这无疑是一次紧张而快乐的阅读。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美妙的阅读感受了。现在的作品，无论纪实的所谓“报告文学”，还是虚构的所谓“小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撄动人心的力量。有的作家不仅缺乏发现有价值的叙写内容的眼光，而且还缺乏叙述故事和描写细节的能力，所以，读他们的作品，就难免有沉闷甚至受虐一样的感受。

　　为文不作媚时语，这话说说容易，做到很难。然而，赵瑜做到了。在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中，能够与市场和媒体等异化力量，保持适当的距离和清醒的反思姿态者，似乎并不很多，而赵瑜正是这不多的作家中的一个。正像他的写作一贯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这部新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见他对历史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热切的关怀。

　　从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来看，我们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似乎过于聪明，过于能干，只要得到一点线索和素材，他们便能凭着活跃的想象，生发开来，洋洋洒洒地写出一部“厚重”的作品。小说家似乎更喜欢把人物写成自己“想象”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本来所是的样子。至于细节，也同样是想当然地写——这种“想像出来”的细节，表面上看似乎很丰富，其实不仅虚假，而且缺乏意义感。相反，那些懂得写作真谛的作家，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写作，他们把自己的叙事建立在切实的经验和可信的事实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随意的联想和臆测之上。如果所叙述的生活是他们所不了解的或知之甚少的，那么，他们在写作之前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去观察和研究，直到获得必要的知识和了解为止。

　　赵瑜在写《寻找黛莉》的时候，遵循写实叙事的基本原则，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认真和言必有征的谨严。赵瑜说：“面对着巴金先生早年写给山西少女的七封老书信，我无法平静待之，反复追索不舍。得信后，又展开考证落实，‘探索发现’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两年多功夫。”一篇七八万字的作品，竟然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速度来看，显然比那些用三四十天时间写出三四十万字的作家，要慢得多，但是，从写作态度来看，赵瑜的写作显然更符合文学的生成规律。

　　赵瑜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写实性作家，这意味着，对他来讲，体验先于想象，观察先于写作。于是，赵瑜便把实地考察和深入调查当作写作的必要环节。他说：“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这种强项是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获得的能力。几乎每一次写作，无论是《马家军调查》，还是《晋人援蜀记》，无论《牺牲者》，还是《寻找黛莉》，他都是先“调查”，而后写作，甚至是先“体验”，而后叙事。即使在自己忙得分身乏术的时候，他也从不“偷工减料”。例如，在为《寻找黛莉》做准备的时候，他就“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卡尔维诺说：文学写作在本质上更接近农业的劳作。

　　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农业劳作是偷不得懒的，也是无法投机取巧的。

　　文学写作跟种地一样，有几分耕耘，得几分收获。

　　赵瑜显然是按照“农业”的方式来写作的。他宁愿像农民那样辛苦地劳作，也不愿像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天才”和“大师”那样面壁虚构。如果说，农民劳动必须有土地和种子，那么，对赵瑜来讲，真正的写作就必须拥有充分而可靠的材料，因为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写出可信而感人的文字。

　　契诃夫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种文学，一种是让人喜欢的，一种是不让人喜欢的。

　　我喜欢“愚人”所写的朴实而言之有物的寻常之作。

　　我不喜欢“聪明人”所写的华丽而空洞无物的“巅峰之作”。

　　二   像小说家一样善于叙事和写人

　　虽然从文类上来看，赵瑜的这部作品属于纯粹的纪实文学，但是，他却能陶钧文思，踵事增华，巧妙组织，——这使得他这部作品，既可以当报告文学来读，也可以当小说来欣赏，换言之，它已然不是一部纯粹的“报告文学”，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跨文体”文本。勃兰兑斯在评价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的时候说：“而且本书也有小说所特有的感伤的成分。虽然克鲁泡特金的语调和风格是简朴不过的，然而他的记叙文的一些部分却是极其激动人心，为那般专求轰动效应的小说中的任何部分所不能及(这是由他所交代的事实性质所决定的)。我们读到他越狱前的种种准备以及这计划的勇敢的实行，实在不能不屏着呼吸专心地一口气读下去。”(《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我得坦率地承认，我读赵瑜的这部纪实作品的时候，也有着与勃兰兑斯相同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我是把它当小说来读的——这当然不是贬低作者追求真实性的能力，而是肯定他令人赞赏的叙事才华。

　　在《寻找黛莉》中，赵瑜这样说道：

　　我强烈地关切着，一位频频与巴金通信，向往着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运后来将会怎样？她还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七十年间她经历了哪些事？

　　好奇，探索，想象，思考，敬畏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

　　其实，“好奇”种种更是小说家的“天性”，过于平正老实、一板一眼的人是写不了小说的。如果说，沉闷和乏味是小说最大的敌人，那么，有趣和传奇则是小说的本性。小说就是一种利用偶然性和神秘性，来制造紧张感和悬疑性的艺术，是调动各种手段来塑造人物和吸引读者的艺术。

　　赵瑜是一个具有小说家气质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善于推演，善于写细节，善于渲染气氛，善于写人物的对话，善于写情节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不仅能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写活，而且能写出人物的气质和性格。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多多少少都有小说的叙事效果。他这样写那个卖巴金书信给他的人：

　　古董商人赵从平，年过六旬秃了顶，脾气还是一个倔。在路边经营一间小店，坐南朝北。店内用柜子隔开，前头大些搞经营，后头小些可睡觉。店名叫做立玄斋，门牌为文庙22号。房门半掩着，探身望望里头，一盘象棋散放在当地，架上货色一目了然。

　　老赵一声高叫：作家，进来杀一盘！

　　我与他没有深交。往日杀过几盘棋，他也是个败。今日闲谈之间，老赵忽然想起什么，竟向我请教巴金的情况，并问及巴金写的东西是否值钱。我心有所动，嘴上却要轻慢些：巴金？南方作家吧，咱这边的人对赵树理更熟悉哩。老赵表示他存有巴金旧日东西，说我这个当作家的理应感兴趣。

　　我忍住好奇心，依然轻描淡写：那要看是巴金的什么东西。

　　老赵的回答令我震惊：巴金写给情人的老信嘛！

　　我调笑他，笑他无中生有。老赵便有些生气。

　　主客二人真真假假一番切磋，老赵终于从后隔间取出一册破旧杂志示我。前述巴金那信，便散夹在杂志中。

　　详察信件，我心大惊。言语中强装淡泊：这是什么情人？就是作家给一个读者的普通回信。这些旧信多了去了，怕是不上价哩。

　　闻说收信者并非什么巴金情人，老赵多少有些扫兴。随即说出一句使我更加震惊的话：这是一封，一共七封哩！然后，他眼镜后头那双小眼睛，狡黠地盯着我。

　　有行话说：褒贬之间是买家。倘若你不买，也就无意对文玩展开评价了。

　　老赵原是太原一家兵工厂的下岗工人，经营古董差不多二十年了，早在府西艺苑地摊时期，我就认识地。今天，他还是猜到了我意我心！他之所以仅向我展示一信，用意便是考察你的兴趣。只要你对其余六信提出欲求来，你的购买倾向性也就显露出来。从而他将不断地诱惑你，勾引你。

　　故而我强作镇定，做无意追问状。倒背双手，欲走非走，似告辞且逗留，又言及彼此棋艺云云。为日后便于跟踪此事，我以订金方式，买他一只失去了基座的清晚期红木大立镜，却又让他设法把基座配起，以保持联系。临行，仿佛我有了一个新想法，随口提到：我在北京有位朋友，好象是研究巴金的，你慢慢把七封信整理出来，说不定我送给这朋友算了，也许人家会有什么用呢。言下之意：我自家对此并无兴趣，可买可不买，倘若价格便宜。不妨转赠友人。

　　晋商传统深厚，行内少有笨蛋。老赵也以无动于衷未置可否的态度，回我：再说吧，再说。

　　此处的描写和叙述，用的纯然是小说家笔法，描写人物形神准确生动，将老赵的“狡黠”和“我”的“强装淡泊”和“强作镇定”，将两人之间微妙的心理碰撞，写得很是到位。赵瑜深谙小说写作的要道，于是，他便努力将人物置于主体的位置，而不是客体的位置，换句话说，他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动机、欲望和性格，而不是通过作者的话语来简单而抽象地进行说明。

　　三   寻绎巴金的“伟大”

　　从主题上来看，这是一部“寻找”的作品。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赵瑜的“寻找”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构，具体地说，不是仅仅寻找那个六、七十年前的名叫“赵黛莉”的“女孩”，事实上，这只是他的寻找主题的一个层面，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的外在的故事构架。它还有另外一个

　　更内在的“寻找”主题，那就是，“寻找”巴金的情感世界和思想脉络。寻找“黛莉”固然足以牵动读者的心，但是，寻找“巴金”似乎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关于巴金，许多人的认知是“有尾”而“无头”的——他们只知道晚年的巴金写了《随想录》，勇敢地批评过“文革”和“个人崇拜”，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却不了解他早年的情感和世界观，不知道他年轻时就是一个热情而无畏的批判者。那时的巴金，内心充满利他的博爱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激情。他信仰安那其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力和压迫。赵瑜显然了解巴金的信仰和追求的意义，也明白这些书信对于读者的价值，所以他才说：“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

　　‘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信致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赵瑜一方面将巴金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努力寻绎他的思想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一方面又对照当下的语境，彰显巴金思想的价值和人格的伟大。

　　真正的文学大师，从来就不是仅仅为“文学”而写作的，从来就不是“纯文学”低首下心的信徒。他们绝不会为了单纯的“美”或形式上的“真”而牺牲人道意义上的“善”，而放弃爱的责任和利他的热情。所以，巴金对那种毫无伦理热情的“自然主义”，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拒斥的态度。他在第四封信中，便顺理成章地批评了左拉：“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决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时代的许多作家共同的问题吗？我们的问题甚至比左拉式的自然主义还要严重。在我们这里，流行着一种对生活的简单的理解、粗俗的描写和庸俗的叙述——恨世主义与自我主义被病态地结合在一起，媚俗的功利主义与虚假的唯美主义被畸形地融合为一体；缺乏温暖的叙事态度，缺乏健全的人性内容，缺乏勇敢的批判精神。职是之故，那些动辄四五十万字的沉闷而无趣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主题内容和有力量的情感内容。

　　针对“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赵瑜以巴金的人格和经验为参照，深刻地分析了问题发症结所在。他说：“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向：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直到1929年《灭亡》发表之前，巴金除写过一些诗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译介政治学说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活动中，并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献身。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赵瑜的这些令人击节的妙论，不仅说出了巴金文学精神的要义，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时代文学迍邅不前的原因。

　　是的，巴金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没有把文学仅仅当作文学，而是自觉地通过文学追求伟大的文化理想，通过文学表达对人类的爱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像一切伟大的作家一样，巴金有一颗善于同情的善良的心，具有热情的利他的精神。1936年4月20日深夜，在写给赵黛莉的第一封信中，巴金这样说道：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着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巴金的作品之所以能感动无数的读者，巴金自己给我们做了回答：那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纯洁、正义，懂得爱和恨。其实，作品里的主人公往往是作者的人格的投影，也是说，小说里的人物之所以美好，之所以令我们感动，是因为他的作者也有一颗“纯白的心”，也有着“对于正义的信仰”，也懂得“爱一切需要着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关于这封信，赵瑜说：“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他注意到了“爱一切需要着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这句话，认为它“话语颇多力度，非常凝炼”。赵瑜不仅理解巴金爱与恨的精神，而且还能追本溯源，从巴金1935年写的《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找到几乎相近的表达：“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赵瑜不仅细心地注意到“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做‘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而且还深刻地表达了自己比较之后的判断：“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座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在精神上是“大”的，而不是“小”的，或者说，他的心中是装着别人甚至整个世界的，而不是只容得下一个无限膨胀的不可一世的“我”。真正的大师是自爱而不自恋的，是谦虚、自抑甚至有些自卑的；是替自己想得少一些，而替他人想得多一些的。

　　在第一封信里，当巴金得知赵黛莉很早时候就读了自己的小说《砂丁》，非常不安，害怕小说所描写的悲惨生活，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伤害：“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我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巴金的话真是令人感动！现在的某些伪“大师”，写暴力就怕不恐怖得令人毛骨悚然，写性唯恐不眩惑得使人神魂颠倒，他们只想着自己如何能“不朽”，只想着自己的作品何时能“大放光芒”，何曾想到过那些幼小的孩子，何曾想到自己会伤害那些稚嫩的心灵——即使有的“孩子”事实上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而受了“伤害”，他们也毫无愧疚之意，反倒责备读者“误读”了自己的作品。

　　大师是有着自觉的自省能力的人。他们能够严格地解剖自己，也能清醒认知自己，所以，他们从来不自许为当代“苏东坡”，也不神神道道地做半人半鬼的“天才”梦，更不自怨自艾地将自己当作“养活”别人的委屈的牺牲者。

　　在写给赵黛莉的第一封信信中，巴金这样告诉她：“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我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在1936年5月25日的第二封信中，巴金这样剖析自己：

　　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我行为却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巴金，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伦理精神上理解作家和文学的本质。一切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光明、爱和“人间的幸福”的追求者——不仅在写作中是这样，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他们常常与“社会环境”处于冲突的关系状态。这种冲突必然使作家陷入“矛盾”之中，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甚至成为一个很少感受到“幸福”的人。其实，就其本质来看，作家本来就是一群承受着时代与社会的撕裂和重压的人，就是更多地处于不安、不满、与不妥协的抗争状态的人。作家注定是要承受痛苦和挫折的，要把“不幸”当作自己生活的正常状态，因此，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人，一个“人格渐卑庸福近”的人，注定是成不了真正的作家的。作家一旦被供到被鲜花和闪光灯包围的“高位”，那么，他就极有可能成为提线木偶，而不是人格独立的作家和批判者。

　　事实上，巴金终其一生都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不一致”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他几乎始终都处于“矛盾”状态，始终都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想追求爱和光明，但却常常处于无法如愿以偿的“社会环境”，甚至常常感受着酷虐的黑暗的折磨。无论在写作中，还是在其他的时候，他都说了许多不想说的话，做了一些不想做的事，所以，直到最后，他都“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直到写作《随想录》的时候，他才在较为自由地说了一点自己想说的“真话”，尽管这些“真话”仍然说得“弦弦掩抑”，欲言又止，既不痛快，也不淋漓——他还有很多话想说，而终于没有说出来。

　　四  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反映出来

　　一部好的叙事作品，无论是纪实性的，还是虚构性的，一定要有广阔的叙事视野，定然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生内容。单薄和苍白是叙事作品最大的缺陷，也是在文学写作上最常见的问题。赵瑜在写《寻找黛莉》的时候，一定意识到了历史感的重要和丰富性的意义，所以，他就努力把它写成能够展示一群人物的整体命运的“传奇”，写成能在历史的向度反映社会生活真相的“史记”。

　　赵瑜虽然“寻找”的是“赵黛莉”，但是，他没有怠慢与她相关而又值得书写的其他人。例如，他关于赵逢冬的叙述，读来就令人感叹唏嘘：

　　已知太原市坡子街20号，曾经一座深宅大院，住过阎锡山兵工厂老一代高管人员，而赵逢冬其人则是阎系兵工厂总工程师。兵工总部一圈儿大佬儿，独此一人姓赵。据此判断，寻找这个家族，应无大错。经网上搜寻，查到山西文史界《沧桑》杂志有个标题，叫《赵逢冬传略》。于是我抓紧通过省党史办熟人，迅速找到这期杂志。文章不长，陈情可靠。首先是年龄对头。文中记述，赵逢冬于1900年出生在山西省汾城县西贾村一个大家族。我们或可推想，在他20岁那年，生了女儿黛莉，也就是1920年。到1936年至1937年，此女与巴金通信，可不正是17岁！赵逢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阎锡山主办的太原甲种工业学校，保送进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工作，到1927年担任炮弹厂技师，次年升为炮弹厂主任。此公很不简单，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每年每逢9月18日这一天，都要宣布绝食一日，以记国耻，连续十五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之1946年，始于斯日进食。为抵制日货，赵逢冬先生成批购买了本土纺织厂生产的国货“三龙牌”市布，供亲友们慢慢用，且常常做成衣服送人穿。赵说：“愿汝等从此套土布衣起，时时不忘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之余，又以其剩余商品倾销我国，吸我血液，吮我骨髓，凡我国民，自当敌忾同仇，尽其在我！”到1936年，阎锡山兵工厂易名为“西北制造厂”，赵逢冬虽然出身不高，学非名校，却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忠信的人品，升任总厂总工程师，居家太原。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赵逢冬离晋入川，赴重庆参加由詹天佑首任会长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同时对于改造中国军队落后的手榴弹，提出有效建议，“以增强手榴弹杀伤威力，”经采纳转有关部门参酌照办。也就是在1937年间，巴金与黛莉通信终止。那么，这位少女是否也随家去了四川？

　　《传略》中还说，四川茶农久以土法炒制茶叶，损耗较大，“赵逢冬为国家开创外汇，以补贴抗战财政”，便针对性地设计出一种新型炒茶烘箱，“能使茶叶之面与底受热均匀，质量大为提高。国营中国茶叶公司闻后鉴试，深为赞赏，邀与合营，输出大增。旋又受四川企业家聘，创立琼琳茶厂，产品畅销国内外”云云。

　　这真是一位精忠报国的大能人。直至避难四川还没有放弃阎锡山“造产救国”思想，并能付诸行动，有所创造。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民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3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 1963年退休。惨烈的“文革”开始后，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竟被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世事如棋局，苍黄多反复，一个好人的命运却受了“时代”如此的播弄，叫人如何不感叹，叫人如何不悲哀？

　　而纯洁的“黛莉”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她为爱国之故，辗转几千里，来到大西北，但是，最终等待她的，却是政治上的歧视和不信任，却是人生无尽的悲辛和严重的精神伤害：

　　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将她歧视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18次到20次。所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查，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态势下，勉强包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高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70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俩嫉恨的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了，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做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决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于其说是查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者不可分开，几乎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决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做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有惨痛记忆说：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认做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致于别人打骂欺负，即将其看做特务女儿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倒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高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2号、53号，其余则被糟塌贻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这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决不能死，决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一大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觑，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

　　经母女俩同意后，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于和大家一起，去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赵健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惟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2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垠而朦胧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苦痛苦闷苦恼，他终于彻底获得了自由。

　　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每一个读者，都应该细细地阅读这段文字，细细地咂摸其中的滋味。我们终于找到了“黛莉”，可是，社会却让她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就像她少年时仰慕的巴金后来的所遭遇和承受的一样。

　　为什么善良而纯洁的好人都活得如此辛苦，如此艰难？

　　我们的生活在哪儿出了问题？

　　赵瑜不仅写出了人物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的命运，而且，还把这些沉重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目前。

　　勃兰兑斯高度赞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他叙述同时代人的故事实较叙述自己的故事心更切。因此他的一生里面包含着当时的俄国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

　　(《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段话里的一些判断，也适合用来评价赵瑜的《寻找黛莉》。

　　在这部厚重的纪实性作品里，赵瑜则不仅让“外部世界”在自己的文字里“反映出来”，而且，还写出了巴金的那颗善良的心，写出了七八十年来包括“黛莉”在内的中国人艰难困苦的生存境况。在这里，生活作为一个“世界”被深刻而生动地反映出来。这无疑是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因为，它既包含着人生的苦难和黑暗，也包含着精神的伟大和光明。

2009年11月13日夜，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