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严的写作——《王家岭的诉说》的内驱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4日13:49 来源：中国作家网 柴 然

　　五作家逆“奇迹”而上

　　以赵瑜为主导、统筹并执笔，山西五位作家共同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的创作。后四位，是鲁顺民、李骏虎、黄风、玄武，皆为山西当代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五作家完成一部书，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中办硬性任务的集体创作，似乎比当年的个体创作更加凸显“端人家的碗，说人家的话”。五作家创作组，书中称“作家小分队”，却为山西省作协派驻王家岭矿难而集结。《王家岭的诉说》能短时间成书，则又得益于这种介入方式。作为个体作家，往往不易接触不到事物的本体或核心。被派驻，便似穿了正规军的迷彩服，一定意义也就为你深入采访赢得了先手。因此，在赵瑜有效的调度下，五作家采访到大量可资利用的珍贵材料。

　　五作家通力合作也再度证明了，赵瑜不仅爱朋友，还是一位甘心与朋友们共同署名的作家。获2001-2003鲁迅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是一次，合作者为湖北作家胡世全，书则由赵瑜独自完成于太行山山坳上的平顺县招待所；2007年、2008年，赵瑜又与李杜合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晋人援蜀记》，与我合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开眼》，两部书于2008年年尾相差不到半个月时间，分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搞了隆重的首发式，一时间文学界传为佳话；这一回，在他竟发展到一支“作家小分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赵瑜在该书引子中说：“这次我们采取尊重个性，分头采访，材料共用，由我统一撰写成稿的方法，合力完成这部作品而不是五个单篇。这样做，反映事件或可全面些，可以更多地采集留存事件史料，有利于读者享读一部较完整的文学报告。”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王家岭当时的情况：

　　2010年3月28日，国有山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时井下261名矿工，108名侥幸逃生，153人被困井下；经全力营救，115人升井存活，38人死亡。国多院对事故的认定为：“这是一起造成38人死亡、115人受伤的极其严重的责任事故。”矿难主要责任者姜世杰等9人，被正式逮捕。

　　“不知为什么，这次王家岭矿难特别引人关注。”这是该书的第一句话。

　　不免记起矿难发生时整个舆论导向。一片救援之声。在新闻之外，有不少诗人已在写救援诗了。救援之声有什么不好？当然好。但在它逐级放大，被各大媒体弄成灾难生成的电视连续剧时，作为一个本土作家，耳闻目睹这块土地上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矿难发生，大多矿难又和采挖者膨胀的金钱欲望不可分隔，你不得不想：如此浩大的救援颂歌，想湮没什么？且不要说是想掩盖对这片土地的犯罪了。

　　问题就在于这种好大喜功总处于强势。我们的文学艺术一定意义上又太喜欢歌功颂德。喜泪满面。击掌相庆。总有人在制造一种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效果。反之多少民间疾苦却连最微弱的声音也发不出来。

　　几则短信同一时间发来。约你为王家岭救援的“奇迹”写诗。是，朋友们把你当山西诗界一苗人，大看你了。尽管如此，你不但没有诗情，甚或严肃不起来：让大家以此为抒发口附庸风雅是不是太过？汶川地震诗余温尚在，还魂在这里，把大家都变成可爱的王兆山啊？反其意而用之？如“举起我黑炭的手，地下冤魂的手，亿万斯年森林的手，我控诉——”也不对味儿呀。事实上，不少诗友反而写出了自己的矿难之思，而非充模作样的救援之诗。但就王家岭，我本人还是偏颇地认为，救人是应该的，是义不容辞的；王家岭有死人，有救人，有地下受难矿工悲惨的疾呼，有受难矿工家属坑口前痛苦绝望的等待，却没有诗。

　　所以说，当赵瑜中断了外地的采访任务，急赴王家岭矿难现场时，我甚至讲他是在“忍辱负重”。

　　厚积薄发的历史契机

　　《王家岭的诉说》于2010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前，《中国作家(纪实版)》2010年第7期全文登载。在我拿到杂志的第一时间，目录上见着五位山西作家的署名，心动之余，心下则更侧重这期任务他们是怎么完成的，有什么花样翻新的地方，五人怎么分工合作，操作技法上又有哪些突破。

　　滋生这样的阅读心理预置，实质上还在于，优秀的报告文学，尤其是报告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大事件，不仅建立在深入详尽的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另外需要面对活着的当事人和不少已为人们所知道的事情。五作家写矿难，山西本乡本土，自然会受到上下左右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周边环境的牵扯，制肘。这些或者正是钳制此类作品不大容易深入开掘的特定性。这类题材报告文学的成例，反而多在事件过去一些年，甚至经过多年的历史沉淀，其中如真相解码，史资爬梳，重新思考，重新定位，似乎也都成了作品能否成事的一些先决条件。

　　《王家岭的诉说》出版后，赵瑜即透露，当初他从外地返回来，包括在飞行途中，就想了许许多多。的确，大家在面对这样一场文学与社会的广大博弈、深刻较量时，不能不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包括个人的得失。

　　现在看，我们对于赵瑜这位卓越的报告文学家，对鲁顺民、李骏虎、黄风、玄武这四位同辈作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远不够了解。

　　有常规、常例的地方，就会有反常规、反常例的地方。

　　具体到王家岭矿难，差异或者就在于：在你看到过多艰险时，他反而看出这里藏着大机会，发现了报告文学写作难得的富矿。

　　说山西作家素有担承精神，总能走在坚实的创作道路上，在于他们多年来的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特别是对山西这块土地的深沉热爱，战胜了种种私念或者说小我。

　　说到底，主动权还掌握在你作家的手中。写矿难，本来就是你在山西这块土地上长期关注并经常性思考的问题，王家岭竟然成了他们创作上一次厚积薄发的契机。倘若把你调往钱塘江去写钱塘潮，如此短的时间，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有，或者也微乎其微。

　　赵瑜经常讲：“有的作品写也就写了，既不长嘴，也不长腿，走不到广大读者中间去。”一本本无实在内容的假文学，却不如一张新闻图片来得更有用。

　　牛犊牴橡树

　　宁可不要此类奇迹，沉痛悼念死难矿工。

　　这是一幅藏头联，经赵瑜点醒，见之于《王家岭的诉说》一书目录上，由各章题目第一个字组成；此联内文中亦有呈示及强调。

　　这是他们写作此次矿难思想上的基点，也可以说是最终构成《王家岭的诉说》一书的出发点，与舆论的救援主基调形成了强烈落差。而这一基点能在他们扎实投入采访前便确立下来，应该说，他们每人都有过一番激烈的思想交锋，既是他们自我斗争也是他们相互交流、沟通、砥砺的结果。

　　矿难写作主旨的确立，集中到赵瑜这里，可见他是一个拿大主意的人，关键时候，他不会放弃一个作家立场和做人原则。

　　赵瑜说：“这次和几位山西中青年作家通力合作，经过深入采访了解，完成了新书《王家岭的诉说》。这本书主要记录事故的深层原因，揭示大工业生产给我们带来的许多破坏，表达对生命与人的尊重。需要指出的是，纪实文学作家常常遇到这种计划外的突发事件，但作家本身的思考和立场不能变。我不愿意去写歌功颂德的东西，这本书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我想这也是纪实文学作家为人为文的体现。”

　　赵瑜的报告文学写作，从一开始即迎在风口浪尖上，敢于发出自己最为独特的声音。这在上世纪8、90年代如《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如《强国梦》《兵败汉城》，尤其是《马家军调查》的写作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有朋友和我讲：“说来也怪，只要中国体育一出事，你马上就会想起赵瑜来。”前些日子，还有一位大学教授，专程从外地找来和我讨论《马家军调查》。和这位教授一样，我这个赵著的忠实读者，对这部引起过中国社会震荡的书，至今都有话可说。就中国体育，它当然是绕不过去的；对我，它又历久弥新，越来越能够深切感受到赵瑜身上的牺牲精神，对文学事业的无上热爱与至深忠诚，永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质疑品格。

　　李炳银先生今年3月17日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国作家北大行——赵瑜演讲会”。他在会上有个发言，很是直接：“我就说两向话，第一句话，我推荐报告文学；第二句话，我推荐赵瑜。”在他讲到新千年以来赵瑜继《革命百里洲》后《寻找巴金的黛莉》大获成功时说：“《寻找巴金的黛莉》，新华社发了三次通稿，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哪一部小说、哪一部作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社可以连发三次通稿的。”

　　而这些借鉴在《王家岭的诉说》一书的评述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作家，面对复杂而又难调停的社会局面，自有他应对的灵活性和丰富性，但是决不排除他内心简约、单纯的一面。写作的朋友，常向赵瑜讨教作品总获成功的秘诀。他每每回答：讲真话。

　　此三字，正是他高度总结自己每一次投入写作时最强大的秘密武器。也正因为此，他对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就格外有感受。他平日里向大家讲过不知有多少遍。作家就是那个有着赤子之心的孩子，定要指出来皇帝光着屁股。

　　而此中的角力，又让你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形象比喻：牛犊牴橡树。

　　赵瑜说：“一个作家，在社会上究竟是个什么角色？现在一说就是文学边缘了，没人重视了，基本事实可能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细细去想，这中间有没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呢？我们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没发挥什么作用，这才是更为核心的原因。”

　　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从未冷却下来的根本问题。如赵瑜所言，这个社会再千变万化，你作家的立场和原则却不能变。要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2001年春天采访赵瑜，我们曾言及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他便说：“一个作家，要看到人类社会渐变的地方，突变的地方，还要看到它存在着不变的地方。”《王家岭的诉说》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你想赢得全社会的尊重，凸现作家写作的价值与尊严，作家本身就要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而言，你首先要起到它的核心价值作用。

　　而这里的困难恰恰就在于你的犹豫不定。你把自己边缘化了。

　　还得说是内心的坚守。与赵瑜相处多年，你所看到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从来都没有含糊过的。也正因为此，你才发现，大家为什么一直在找他的书看，期待他写出新书来。

　　成功正为痛苦催生

　　一个表象上的悖论体现在这部书中，赵瑜一面力求完整，全面，一面逼自己写得更精粹，更短。

　　据我所知，五作家每人采访回来的材料，文字量远远超过他们最后完成的作品，其中三位还写了采访日记，合一起，少说也有80万字，加之一些历史辅助材料，又好几十万字，看上去都能够敷衍使用，想铺排开来，弄成一本大厚书，反比搞成这么一册相对短的书更容易些。

　　然而赵瑜他们没有这样做。这种文学态度，也反映出五位作家们对于写作的信念和忠贞。

　　我们发现，这部书和赵瑜前面完成的10万字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两部书都把一般意义上的“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海明威式的“压制下的优美”。赵瑜的着力点，更多或是在文体和语言的追求上；而就这两部报告文学作品，也说“节制与均衡”，常常更多地表现在材料的激活和运用上。

　　在一次访谈中，赵瑜言及《寻找巴金的黛莉》的篇幅情况，他说：“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有不少朋友说，这是个大作品啊，好几十万字都能写啊。”实则我就是他这些朋友中的一人。朋友们也许把赵瑜要写的那一东西想象成一部《乱世佳人》；而他遵循的只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多年来的读与写，我们越来越感到报告文学这个行当之特殊，之艰苦，要你真实面对一切，你要用真人真事真姓真名把这困难表达出来，借用书法术语来认定那是“笔笔有出处”，这里的成功或者正为痛苦而催生。

　　赵瑜说：“这次在王家岭采访，看到人在井下被关八天八夜，那种恻隐之心的痛苦啊。”

　　是的，讲真话很困难，很痛苦，但它确是作品能够走远的基础。

　　五作家在《王家岭的诉说》中，真实而客观地报道了井上的救援情况，没有把这期营救颂扬为“人间奇迹”，同时还引入美国和澳大利亚两起矿难的成功救援进行了比照。

　　王家岭矿难发生4个多月后，在南美洲的智利，一家铜矿发生了塌方事故，33名矿工被困井下700米深处，后却因井下安全设施到位，有井下避难所，33名被困矿工在井下生活近70天后，最后无一人死亡全部升井获救。反之，一个作家，你却在我们的矿难死38人、伤115人的情况下，摇起鹅毛笔，来一番歌颂，不要说你的作品走不远，这半年时间下来看，你不是在抽自己大耳光子啊？

　　文学事业并非要你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书的目的也不是非要你把头颅交出去的。作家的胆识更在于能够成就常人无法理喻并想象的重要作品上。

　　没有不能表达的意思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赵瑜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有不能说出的话，却没有不能表达出来的意思。”对这句话，校方主持人、批评家陈晓明特意向学生们做了复述和强调。

　　我在阅读《王家岭的诉说》时，也在感受、消化这句话。

　　这事实上是一个关乎作家与作品的社会存在，提到更高的认识层面上，还可以说是天下作家的修为与“道”：曲则全，枉则直。秉笔直书是建立在你内心的写作态度，与你在作品中更为讲究方式方法，应对复杂写作局面时更有效率的战术策略，实不矛盾。

　　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今天的自我塑造。

　　在我们原来的阅读意识里，一提到灾难突发事件这类作品，不说它们一定会是要么批评要么褒扬的东西，但它肯定不像《王家岭的诉说》一样，是丰富复杂、透出大量信息、熔铸有相当多的历史思考价值和现实社会认知的东西。当非黑即白、报道的单一性呈示，对写读双方都不再构成渴求与刺激，写作也向作家们提出来更为苛刻的近乎于求全责备似的高标准，严要求。今天的作家，少有在作品中拒斥多元化和复杂性探索的；反之，蜻蜓点水式写作，包括写作中持偏执、轻狂态度，包括煽动、滥情，则会一一被抛弃；无限度的“壮怀激烈”当然也不行，如这次报道王家岭，不信我们可试着搞一个当年那种“九评”，先不说它能否出笼，即使真拿它到社会上，时下高明的读者们，也不一定买账。

　　作家的真诚写作，首先是沉潜下来，在广大的灰色地带进行艰难的探索，跋涉。哪有那么多非明即暗或现成的答案啊。报告文学作家似乎还有更苦辛的一面，那即在作品中必需力求做到“雅信达”，借韩非子言：“至精无象，万物可化之。”诗人进行诗探索，可以面对三五人圈子和阅读小众；现代小说，似乎也可以为部分读者即阅读小众或中众而存在；但报告文学写作的一切探索与尝试，则不能离开大众阅读这一基本面，惟有它坚实地展开，然后才能向更高层次飞越。

　　《王家岭的诉说》，既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般知识阶层和专家学者，也大多看好。

　　在上述诸多问题相继得以解决后，作品的尽快完成，也对作家构成了挑战。就报告文学而言，作家们不能忽略它的时效性。

　　《白鹿原》可以用20年时间来完成，《王家岭的诉说》则不能。《王家岭的诉说》20年之后或者会显出来更为重大的社会意义，而这恰恰就在于它今天卓有成效的完成。看似散漫的作家，能达职业品质做出成绩，肯定离不开他们的坚韧、勤奋、自律和训练有素。创作自有其才情涌流、下笔如有神助的美妙部分，但“你得逼自己”这一条，似乎更多成为作品最终成功的前提。

　　难得一见的矿难史志

　　和几位朋友交流该著的阅读心得，颇有同感的地方，是书中引入两起历史矿难的回顾。这实则也让李炳银等评论家陷入沉思：

　　结合着王家岭的救援过程，作家写到从山东自动赶来支援救灾的高润泽老人处，方才知道，在中国现政权接管之后的中共华东矿局，1949年8月1日发生在山东淄博车七井的那次重大煤矿灾难事故。在那次也是严重的透水灾难中，300多名矿工，只有60余人侥幸脱险；242人被困井下，虽经11天抢险救援，仍有211人死亡，只有31人生还。在新政权开步的时候，车七矿难如同一个沉重痛苦的伤口，很快就被人们包裹起来了。也许还会有人以为，像这样的死亡比起刚才还在战场上那排山倒海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同样是在一种历史的掩盖下，1960年山西大同“老白洞矿难”的剧痛，只留在少数当事人和灾难受害者亲属的记忆里。1960年5月9日，老白洞矿突然发生剧烈煤尘爆炸，共造成682人死亡，223人重伤。其死亡人数仅次于世界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

　　“作家们在面对现实的恐怖和麻木时的很多联系与思考颇为有益。当作者将这些必要的历史和现实内容联系，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思考表达的时候，作品就自然有了历史和综合的视角。”这也为李炳银先生的评价。

　　历史的互见和比较，深层揭示了王家岭这样的矿难，并不只见于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如前，导致矿难发生，那多为政治挂帅而挖煤；现今，挖煤又多为利欲熏心之淘金(借国家之名淘金也是淘金)。前前后后，又皆因急功近利，违反科学规律与安全人道。要说，最不应该的，是王家岭矿难在全国这样引起震动，随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死伤人员的赔偿金额加大和煤矿领导必需轮流下井等，但自今年3月算起，短短8个月时间，又有多起重大的和比较重大的矿难发生，死伤矿工的数量亦十分巨大。

　　这之外，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认为作品中最出色的部分，则多为井下矿工们的自救，写得如此深刻，让人身临其境，惊魂不定。另外，矿工们的心灵搏斗，与煤矿的矛盾与冲突，也让人掩卷长思，唏嘘不已。

　　看书中作家最为着力的地方，有时也可能是大家过目不忘的地方，似也最容易看出作家们的一贯立场来。有人常说自己是一位持人道主义立场的作家，一位有民本思想的作家，一位有知识分子质疑精神和有社会担承的作家，说自己从不回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自己对当下人、对人生时有更深入的开掘，同时自己对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始终抱有一颗悲悯之心，这些，光说不练，或者说，浅尝辄止，哪有什么困难，时下作家圈里混，这不都是挺惹眼的标签嘛？而是否货真价实，则在你拿什么障眼法也蒙不了人的作品中。

　　回顾此著，有多少个痛切场景浮现眼前：

　　如包工头怒不可遏冲进矿上的调度室将其砸个稀烂；如侥幸逃生的矿工和矿工家属们围住(甚至撕扭住)电视台的记者，严重谴责他们的电视报道不实；如井下被困矿工们，由于有的听说过，有的自己就经历过如黑煤窑发生事故，不是隐瞒不报就是毁尸灭迹等等罪恶勾当，他们反不相信矿上和国家会救他们，为此他们在井下还采取了对应措施；如井下被困矿工们在下面吃纸箱，喝尿，喝井下废水；如互相鼓舞，尽量保持镇定；如他们几天几夜吊在预制板上，有时还要艰苦卓绝地对其他工友进行救助，不时，身下又会有已经遇难的工友的尸体随水流漂走；如他们在井下自救中炸出通道，一拨儿人救了另一拨儿人；如那个最后获救的小工头王吉明，因他的临危不乱和指挥才干，变成了大家自救的带头人，其中他的隐讳心曲，直等到自己拿到补偿款以后，再从外地赶来，找到作家们，一吐为快，等等，等等。

　　而《王家岭的诉说》面世以后，当事各方，都能够接受认可，读者中间，又获如潮好评，在我看来，这更有赖于作品的完整性与立体化呈现。

　　这里不排除职业作家的高级策略，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如金钱所诱发的精神危机，如人性的泯灭与倒退，等等一切吧，多写在界线之内，贴在边缘之上，但它们又和我们惯常讲到的“打擦边球”不是一码事儿；如上所言，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作家的民本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包括作家的独立人格与人类意识，文本的充分表达，则在有益于全社会的建设性意见和意向上：言至兴邦，微言大义。

　　抱着这样出发点，在作品把读者引渡过到彼岸后，才能够留下更加意蕴深长的思索。

　　我在两日的阅读后，写下来这些：

　　《王家岭的诉说》不是急就章，它是建立在大量采访劳动、大量调查研究、同时大量激活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的潜心创作；作品不长，15万字左右，却厚度凸现，坚实的讲述，更似“冰山理论”彰明较著，透出来五作家齐心合力之内功；它是在大量媒体蜂拥而至，使得多种新闻将救援本身无限放大之外弥足珍贵的独立文学存在；是作家的试金石；是全方位立体化灾难纪录的报告文学范本；是打动人心并且令人久作思考的重要文学著作；还因它的铁肩道义，敢于探寻究诘灾难生成的深层原因，包括客观地描摹井上忙碌的救援场景，时针一般指明救援进程，同时直面惨淡、电影镜头一般、以井下受难矿工口述实录的方式还原地下透水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包括颇具高度的历史构架与历史参照，还有它包含矿难救助以及煤炭工业的知识性，对煤炭资源整合政策的高度关注与认真研究，在作品本身成为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外，也成为一部难得一见的矿难(灾难)史志；就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也是赵瑜近30年深入写作屡获成功之后的又一文学典籍，堪与他《中国体育三部曲》《但悲不见九州》《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等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著作相媲美；当然，也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又一重大收获。

2010-11-5  写于太原西苑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