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兼答江雪等文友

　　一、  提出一个问题

　　长治江雪等文友，原先做新闻工作。近日收到她寄来的报告文学集，伴有真诚来信。她和不少记者朋友一样，有写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奋。但他们不约而同谈及一个困惑：新闻记者采写报告文学，具备媒体优势，原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因而感到难度不大。但在写过几年又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之后，却发现读者反映一般，社会效果不强，各方面评价难尽人意。这时，感到真正写好报告文学并不容易，极欲提高一步。五月里，山东作协举办报告文学高研班，学员中有不少报社和电视台业务骨干，竟也纷纷提出了这一难题。我在济南与班上文友交流一课，发现此类问题超过一半。

　　从江雪来信中得知，她同样经历了曾经积极写作报告文学进而深深困惑这一过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了弯路？我由此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做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普遍性，值得我们探讨。

　　二、  两者之间确有相似性

　　说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界线模糊，因而产生创作误区，是因为两者之间确有不少相似性。

　　过去，有些纪实文学选本，常常把报告文学和优秀通讯报道作品一起收进来，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两种文体的最大相似点，就是非虚构写作。西方报告文学最早脱胎于报馆，因而评论界概括报告文学特征，头一条就说她具有新闻性。确实，新闻作品与报告文学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都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基础上完成写作。这种“天性”构成了一种相似的外表——都写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说和戏剧。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对真善美弘扬赞美，对假丑恶鞭挞批判，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探究，以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诸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区别。

　　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时，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因素，工作方式几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优秀记者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记者和作家也特别强调实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环节，大家都会感到无法工作。这就与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大不一样。

　　你看，新闻写作和报告文学，与小说戏剧不同，与理论研究不同，自身之间却很相似。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心态也非常相似，人们都把这类文章当作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这样的相似性，还能举出好几条来。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相似性，所以推动江雪等记者们对于写作报告文学产生了动力，却也迷惑了不少年轻作者。

　　当然，还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相似性： 由于时弊使然，当大批假新闻亮相惑众之际，亦有众多伪报告文学欺世刊行。

　　三、  历史渊源不相同

　　既然两种文体具备了这么重要的相似性，为什么年轻作者仍然写不好报告文学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不雷同不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种树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与老二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新闻记者与纪实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样？

　　首先，从历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中国文字诞生三千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却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马迁通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几乎就是与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实录体”结晶。司马迁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们接受下来，终以优秀纪实散文构成中国正统文学主体。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还是照搬社会生活。戏剧多半取材于史实。而中国近代新闻业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同西医一样，都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大的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中国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盛达，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界内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思考取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做好新闻准备。这一大差异，不知习惯了新闻写作的江雪等朋友们注意到没有？上周，我到山西朔州一个叫吉庄的村子去，研讨作家郭万新所著《吉庄纪事》和《吉庄草根》两部报告文学，谈到《人民文学》发表的《梁庄在中国》，还有田秋平所著《田家英在长治》等作品，情况都是如此。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新闻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

　　四、  现实使命不相同

　　历史渊源不一样，现实使命也不相同。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记者单位的任务安排，至少须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本报安排专版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最提倡特立独行自我体验，独立思考探索发现。作家背后少有单位支撑。即使是作家协会体制内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而采访更加艰难。这使我想到电视台专题片与独立制作人拍摄纪录片之间的差别，后者的成功极不容易，而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则高于专题片。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新闻报刊崛起之初，大力提倡“时务文体”，首次提出“耳目喉舌论”，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正因为这样，近百年来，报社或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记者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行政公务即业务、本事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常常不由自主，还要保持政治倾向性。被采访者没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个人阅历的义务。记者尽管已经相当政治化，亦应保持中立客观立场表相，不可以将主观色彩、情趣好恶肆意铺排。这一准则从采访开始一直贯穿到写作当中。新闻报道作为媒体单位的传声筒，还可以“断章取义”地报道一人一事一个侧面。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不是来客就是朋友，不是学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总之他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思想履历，公私不分家， 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嘻笑怒骂无妨。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置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饱含个性书写作家情怀。这种差异，不知是否引起了江雪等年轻记者的充分注意？

　　五、  采访办法不相同

　　前头说过，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办法和工作方法，两者却差别很大。在多数情况下，记者们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大忙人，彼此间颇不从容，有时候能搭上几句话也不错，因而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二战时，一位记者堵住艾森豪威尔将军，挤上去只问了一句话：您对青年有何忠告？就算很满意了；对待各种事件，报刊总希望越奇异越好，倘若名人出点事，报刊积极性更高。大家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一语中的。记者如果挖不出什么新鲜玩艺儿，便被认为功夫没有下够。普通人日常事，不入报刊法眼； 通讯报道作为“放大了的新闻”，先天需要弃旧迎新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即被又一档新浪覆盖。记者调研写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专项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专业水准，钻研过深时，读者反而看不轻松。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正常情况下，记者对一篇通讯报道进行采访，往复次数不多，所耗时间亦短。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反观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次两次就匆匆动笔。作家们认为，采访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价值取向差不多，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作家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总结出来，交付读者。我写《革命百里洲》，生怕在当地驻扎时间太短。有时一住数月，先后往复了好几次。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直至被读者誉为专家大家。这一点与新闻从业者完全不同。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及八路军总部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大不相同。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 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这样做，就不能诞生深入细致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未知江雪等文友们， 为了写好一部报告文学，是否有过长期沉浸其中深刻体验的类似做法呢？

　　一些记者文友会说，工作繁忙任务紧迫，客观上不允许我们深入到生活之中。这恰恰引发出一大现象：通讯报道往往舍弃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譬如江雪，她熟悉长治县周边的城乡生活，那里是她生长的故乡，人物演变尽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写好报告文学包括各类文艺作品，基础正在于此，灵魂正在于此。无数作家从自己的故乡获得了笔底故事， 几乎不需要去做问答式采访，只管从心灵深处写开去，人物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年轻记者偏偏舍弃了这堆宝贝， 不得不去匆匆采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内容，弃熟而就生，弃深而就浅，这多么可惜？

　　由于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办法不同，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大相径庭了。

　　六、  立意构思不相同

　　通讯报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务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写作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或曰尽快完成。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2006年写完长卷《牺牲者》，眼下早已七年过去，仍不能问世。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真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就应当明白：作品完成耗时较长，作品发表无从保障，没有报刊必须为你推出。不知江雪等文友们，你是知难而进呢，还是知难而退呢？请郑重抉择。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义，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尽管一度也曾这样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全社会深层内涵，直至置疑金牌体制，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或对或错都不要紧。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 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相当丰厚。仔细读过始知，作者和盘托出了一堆芜杂素材，甚至是一堆难得的珍贵素材，却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之立意，轻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  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放大了的新闻”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不要“放大了的新闻”，只要“文学的报告”。那么， 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按照文艺作品的标准去做， 这与做小说写剧本以及炮制各种文艺作品没有区别。从江雪等文友已经发表的文本看，大家很可能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七、  语言运用的不相同

　　大家知道，摄影是光影的艺术，美术是色彩的艺术，影视是视听的艺术，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 作家运用民众化语言，记者运用公权化语言； 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 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通讯报道的通常化语言是个什么样子？评论家阎纲先生把此类语言概括为“新华体”，十分精到。也就是说，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绝新华社发布通稿般的标准化语言，运用个性语言改善文艺作品的面貌，回归文学本身。《史记》和《论语》包括《梦溪笔谈》都不是奏折，报告文学也最怕写成公报， 核心问题还是语言。而写作通讯报道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既可以运用通常化的“新华体”，也可以运用公共语言。既然通讯报道是媒体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 署了个人姓名也是职务行为，并非记者独有的心声，哪能由着性情书写， 或肆意放歌或浅唱低吟呢？

　　作家写作报告文学，避免公共语言，运用自家语言，与通讯报道适得其反。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句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且丰富许多。

　　江雪等文友的报告文学当中，习惯性地运用了不少“新华体”语言，其体貌特征也就和通讯报道十分相近。时间一长，积重难返，问题就多了。作家学习语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也就没有优秀报告文学。首先要说作家自己心中的话，而不要“新华体”。

　　八、最后谈谈褒贬问题

　　原想答江雪等文友一篇短文，未料写来颇长。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相似而不相同，还能总结几点，但主要差异似乎已经说清。

　　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江雪来信说苦恼，认为基层写作深受环境制约，难以展开对周边人事的反思与批评，因而局限着作者的思考力度，影响着作品的批判品格，担忧报告文学这条路能否走得长久。这当然是一个普遍难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单指批判写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切环境里，必定有所顾忌，放手写作确有难度。但是，更重要的追问在于，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讨论批判写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袭了通讯报道倾向单一、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从直觉上认为，通讯报道多是褒，报告文学多是贬，不褒扬就发不成通讯报道，不贬批也写不好报告文学。这就陷了入一个误区。我们常说西方知识分子突显批判意识，需要中国作家效仿。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而更实质精当的说法，应该说优秀知识分子坚守了自身独立意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言论，独立写作，独立主宰命运， 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宝贵的独立精神当中，既包涵了贬批，也包涵了褒扬，有时，两者混杂相处于同一部著作中。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便是这样：陈景润一心敬业，感人至深，而长期以来不尊重人才、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则必须揭批。你看，假设作品对事物进行单一批判或歌颂，反而浅薄空洞，减弱了力量，既不会在现实阅读中产生轰动，也无法在经典文本中持之长久。“文革”以后，大批作品愤怒揭批“四人帮”，这与前一时段揭批“走资派”的创作取向没有质的改变，两种作品只是斗争对象的转换，都是时势所造，都不曾彰显作家的独立思考以及科学理性精神，于是两种单一批判作品合二为一同归于尽，命运都极短暂。我们熟读四部古典名著， 加上古文观止、三言二拍， 却看不出哪一部是褒还是贬， 从千百部中国戏曲中也看不出来。

　　在一些年轻文友眼中，自己最熟悉的区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谈。即使发现坏人坏事，还牵连着更多的一圈人，不便深入贬批。这时候怎么办？我以为一方面还要写下去， 总不能等到大环境既民主又宽松的时候才动笔； 另一方面更需要读书不止， 从容思考，不必过急。多听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误砍柴功。那么，要等到甚时候才是一站呢？说透了，要等到你觉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区域生活很精彩的时候才好。所谓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也是这时候才会出现的。作家看待生活， 最怕非黑即白，人物与事件、历史与现实，都是色彩斑驳搅在一起的。辽金时期，长治县八义窑烧出一种“红绿彩”瓷器，又烧出一种“搅釉”瓷器，都是开创性的珍贵品种，为今日藏家所稀求； 生活中同样呈现出这种情况， 釉色搅在一起了。如抗战之初，一个村走出一批义勇青年，无意当中，半数参加了八路军，半数参加了晋绥军，都在浴血抗日。结果，人到中年，这批人的命运发生了天地之变，后者干脆成了“历史反革命”。执政者这样去裁决了，作家也要这样裁决吗？不久前在江西开会，一位作者向我谈起，他正在寻找当年红军亲属以及女红军幸存者，说她们用生命和血泪锻造了一段光辉历史，自己却尚未写出感人神韵，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红军亲属被残杀，当然令人悲痛，可是， 白军亲属亦被残杀，又当如何？作家该不该看到暴力革命对同胞的整体摧残？文学艺术讲不讲人性呢？

　　扯远了，回我们本土来。我时常收到《长治史志》和《红色太行》等文史报刊，办得很好，每期必读。而近日我还是忍不住给办刊的杨宏伟和田秋平两先生写了信去，希望刊物不仅要反映共产党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文史内容，也要反映当年国民政府指挥九个军的将士，与八路军并肩抗日的史实，这是国共两党最好的一段合作期，上党人民用勤劳种植的小米，养育了多少中国军队？直至最终获得抗战全胜。这样办刊，价值意义就能拓到更宽。 朋友们表示正打算这样去做。作家看待本土生活，也应该有这种独立考量，不是无事可写，而是书写不尽， 不要单一褒贬， 而要科学理性。

　　昨天，平顺县委李玉忠先生来，商议在川底村建造农业合作化历史展馆一事， 那里也是赵树理先生写出《三里湾》的地方。玉忠先生谈及一个观点：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从长治乡村开始的一段特殊历史，我们把珍贵史实整合起来，供后人总结历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做或褒或贬的附庸。我很赞赏他的意见，珍惜上党农民走过的道路，并不看重简单褒贬。尊重历史真相，坚守科学立场， 值得陷入报告文学写作困境中的人们借鉴。

　　希望江雪和久在新闻媒体工作的友人，扬长避短，再著新篇。从记者出身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 到底要比别人容易许多， 先例有往日的刘宾雁后来的卢跃刚， 一批接一批， 竟难以计数了。最近， 老牌体育记者张健先生， 又写出了北大荒精彩纪事， 妙不可言。真诚祝愿江雪新书出版， 竿头益进。中国报告文学队伍有些老化， 需要大批年轻人加盟。

　　话多易错，不能再说了。

2013年6月于山西作协　　

　　赵瑜，当代作家，作品《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开眼》《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等三十余部，多次引发轰动，影响深远，读者广泛，参予和推进了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先后三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年奖、当代文学奖、中国首届环境文学奖、文津图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5年由《中国作家》评选为“二十年最有影响作家”之一；影视作品《内陆九三》等80余部集，获全国首届纪录片学术奖；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系中国当代纪实文学代表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