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晶岩：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

　　读书报：孙老师，您是带着任务去新疆采访的。现在报告文学界有一种看法是“受邀”采访，这一类的报告文学写作，是否也需带着问题意识去采写和创作？

　　孙晶岩：2010年，应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邀请，北京文联派我前往和田，采写北京援疆干部。当时只是邀请我写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我很快就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报告文学《大漠胡杨》，就可以交差了。我之所以坚持采访创作，是缘于我对新疆人民的感情。我在新疆感觉到“7.5”事件后，维汉关系有所倒退，如果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新疆不能丢”。我从小在西北当兵，22年前就采访过昆仑山戍边军人。我牵挂那些淳朴的人民，怀念那片浑厚的土地。我十多年前写西气东输工程时就是从新疆起步开始采访，我觉得自己和新疆有缘，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就是我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的实例，这里不仅有歌颂，也有批判。“西望胡杨”这四个字就体现了我对新疆的关注和怀念。

　　读书报：《西望胡杨》展现了北京援疆人的精神风貌，传递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正能量，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很多动人的事迹让人读后特别难忘。您的创作是怎样一种心情？

　　孙晶岩：看到解放60多年，南疆的老百姓还住在笆子房里，我特别难受。我觉得共产党的宗旨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南疆这么贫困，我们对老百姓是欠债的，所以党的援疆政策就是富民政策，得人心的政策。当我走进维吾尔族乡亲家，与他们促膝长谈的时候；当我在47团老战士墓地凭吊，面对凄凄荒草荒凉墓碑的时候；当我得知我接触过的援疆教师牺牲在和田的时候；当我看到援疆干部被病痛折磨咬牙坚持战斗的时候；当我看到援疆干部被跳蚤叮咬身上贴满创可贴的时候，当我看到援疆干部因为工作，父母去世都不能尽孝的时候……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亲眼看到北京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秉承“首善标准”，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高效率推进，以一流的工作业绩，服务和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体现首都水平。四年来，北京累计投资49.11亿元，着力惠民。北京援疆给和田人民盖了大量的富民安居房、棚户区改造房，学校、医院，北京人盖的楼特别结实，能抗8级地震。和田市拓宽改造、新修了六条路，多所医院学校，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

　　和田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暴力恐怖案件时有发生。有一天，我和援疆干部高崇耀一起下乡，碰到一群人在前面聚众围观，场面混乱。他说：“孙老师您千万别下车，一会儿我下去，我被砍死了算烈士，指挥部给我们买了保险……”听了这话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们的援疆干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工作，他们每人的宿舍里放着一根防暴棒，一个警用手电。和田还经常发生地震，援疆干部在精神、肉体上都是超负荷工作，对家人还要报喜不报忧，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为援疆人做事，怎么做都不为过。

　　读书报：不到边疆不知边疆反恐形势的严酷。

　　孙晶岩：到了边疆，国家意识会增强。在北京，我见过升旗，可是在新疆，我能见到拔旗，就是暴恐怖分子拔掉五星红旗，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一定要完成这部书，用笔杆子同“三股势力”作战，讴歌援疆政策，呼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读书报：这部近60万字的作品中，不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精神，还独辟蹊径地探究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化史、文学史、音乐史、艺术史、宗教史，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在材料取舍上秉持怎样的原则？

　　孙晶岩：在新疆，我深切感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善良淳朴，感受到维吾尔族歌舞的兴盛，我觉得一个民族有如此美妙的歌舞，一定有文学因子的支撑。为了研究维吾尔族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我自费去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查阅资料，找学者请教，学习维语与维吾尔群众广泛交流，发现维吾尔族曾经有过辉煌而灿烂的文化，《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11世纪喀喇汗王朝杰出的诗人，一千年前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纳瓦依是六百年前的诗人，维吾尔族文学史实际是一部诗歌史，维吾尔族诗人灿若群星，我搜集十二木卡姆歌词，文字美得令人心醉。我到昆仑山采访，那么高的地方，连呼吸都很困难，可是帐篷里却放着都塔尔，人们弹奏着乐器，尽情地歌唱。在南疆，戈壁越大沙漠越宽环境越荒芜的地方，维吾尔族人的歌声就越嘹亮。在本书第25页至28页，我从五个方面专门驳斥民族分裂分子分裂祖国的谬论。我要告诉读者：维吾尔族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善良的民族，维吾尔族文化不是一种仇恨的文化，杀戮的文化，我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写新疆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大美新疆，再写北京援疆的故事。编辑问我写援疆你写新疆的历史文化干什么？我说必须写，不了解新疆怎么可能热爱她，不热爱怎么可能建设好她？中国有六分之一的国土在新疆，却没有六分之一的人了解新疆，尤其是最近新疆发生了一些暴力恐怖案件，很多内地人都不敢去新疆，这就中了民族分裂分子的奸计了。书中对于维吾尔族文化史、文学史、音乐史、民族变迁史及维吾尔族为中华民族统一所做贡献的描写，关于新疆音乐的兴盛必然有文学因子的支撑、维吾尔族文学史是诗歌发展史、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维吾尔族是一个重情重义具有丰富想象力和浪漫情怀的民族的结论，对于维吾尔族人民历史功绩的肯定，对于新疆问题的独立思考，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

　　读书报：您是报告文学界大家公认的“劳模”，创作的动力来自什么？为什么您会有这样一贯的创作热情和激情？孙晶岩：评论家贺绍俊教授说我是“有着执着信念的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他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一时富有激情容易做到，而几十年如一日，满腔热情地创作了6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至今还能保持女学生式的勤奋和激情，唯一能够解释的动力就是信念。我是50岁的年龄，30岁的心态，我在写作中是快乐的，写作是我生存的方式。不管是否得奖，我的状态始终是在路上。读书报：费孝通先生对您有很大的影响？您认为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孙晶岩：过去，我写报告文学就是凭着激情，热情地写好人好事。费孝通对我的影响就是要坚持田野调查，多读书，勤思考，有文化内涵。我写新疆时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查资料也找不到。比如墨玉县有个夏合勒克庄园，我想了解维吾尔族封建主的历史，全国只有国家图书馆有一个孤本，但因当时国图的北楼装修不外借。书到用时方恨少，当时特别怀念费孝通先生，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类学、社会学他都了如指掌，现在再找到这样的大师太难了。我翻阅着《费孝通文集》，看到扉页上他给我的亲笔题字，眼泪哗哗地流，我特别后悔为什么当初不多向他请教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我在田野调查上得到过费老的指教，我在学养上永远也赶不上费老，但我可以沿着他的足迹前行。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发黄的故纸堆里，查到了毛泽东1952年给喀什地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农民的信，兴奋极了，一下子就找到了维吾尔族人民怀念毛泽东的金钥匙。

　　读书报：评论界对《西望胡杨》评价很高，但是也有人认为，您的写作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您怎么看？孙晶岩：《西望胡杨》引起的社会反响令我惊讶，不仅是评论界，社会各界都在关注，书籍出版后，我接到了很多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有中宣部领导、中国文联领导、中国作协领导、北京文联领导、中央统战部领导、援疆办、北京援疆和田指挥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也有援疆干部、普通老百姓的热情赞扬，有的家庭夫妻、父子争抢读我的书，那天我看到微信上有一个链接，是青创会热赞《西望胡杨》，很多年轻人喜欢拙作令我特别高兴。最近搜狐读书首页有我三万字的关于《西望胡杨》的访谈，有1100多名网友参与评论。过去我的写作确实有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的毛病，但是近年来我的创作有了质的变化，你读读近年来我的作品《中国看守所调查》《西望胡杨》，也许会改变看法。读书报：您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具备哪些因素？自己的创作还存在哪些问题？孙晶岩：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思想深刻、观点犀利、文笔优美，形象鲜活，比如徐迟、理由的报告文学，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迄今为止在文学性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超越徐迟和理由。我的作品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要是最真的，每一个鲜活的人物都是我从田野调查中挖掘出来的，每一个生动的故事都是我用情写作的。我还要多读书，作家没有知识储备是无法承担重大题材的创作，虽然当了多年的大学教师，但我至今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需要不断充电。我现在经常去高校听课，学习哲学和国际政治学，加强文学修养，锤炼文字，力争在创作上更上一层楼。我的信条是蘸着血汗创作，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