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华:峥嵘岁月再回首—— 一位新四军女兵的抗战故事

　　1925年阴历二月初六，我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现响水县)上兴村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李开贵，在村里辈分高又读过书，村里发生什么纠纷，都请他 去做仲裁。母亲史凤林，出身贫寒，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家族里，她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支持革命，并为党组织递送情报。

　　13岁那年，母亲不顾父亲和叔叔的反对，送我到村外的洋学校里读书。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校长吴强珊是中共地下 党员，高年级同学中有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不久校长的身份暴露，被迫撤离。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新校长是个国民党员，我们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新校长展开了 斗争，最终校长被撤职，学校也解散了。

　　后来，母亲又安排我到三岔口一所私塾读书。学校离家很远，要过一条河，我只能寄宿在舅舅家里。慢慢地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为地下党送情报。由 于我在外面上学，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就有经常外出的理由，方便她开展工作，我也有幸成了母亲的小通信员。长期寄宿在外，培养了我的独立意识和生活能力。 1940年8月乘秋季开学之际，15岁的我在母亲的帮助下毅然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女兵。

　　机智的侦察员

　　刚当兵时，我在新四军老3团孙茂荣同志领导下，在涟东县三区做招兵工作。1940年底，部队准备举办对敌工作训练班，第3师8旅敌工科刘能毅同 志负责在黄圩一带招生。三区区长薛位伍同志知道我有过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工作经验，对敌占区情况比较了解，就极力推荐我去参加培训。他和警卫员戴振球同志 亲自把我送到甸湖集中。我们一共20多人，随刘能毅到8旅政治部所在地新荡。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同志宣布敌训班正式成立，刘能毅为班主任。敌训班是培养侦 察员的短期训练班。3个月内，对我们实行全封闭管理和训练，白天不准外出，只有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允许几个人结伴出去散步，主要是怕暴露身份。经过紧张的学 习，我们知道了怎样开展情报侦察工作，掌握了化装混入敌营、主动接触对手以及收集、隐藏、传递情报的技巧。同时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便于开展反战宣 传。

　　1941年夏的一天，我进响水城侦察日本鬼子的防务。当时鬼子在城里布防，所有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我是天黑以后从驻地四大门出发 的，走到离响水城门几公里的大庄已是深夜，我就躲在庄外的大桥底下过夜。清晨，天刚蒙蒙亮，有几辆牛车拉着草从桥上经过。我趁赶车人不注意，轻轻地跳上最 后一辆车钻进草堆里，顺利地混进城，侦察任务很快完成了。当时，我们经常印些传单、标语，有机会到敌占区活动时就乘机散发出去，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 舞老百姓的斗志。完成任务，我照例边向城外撤退边散发传单。我还没出城，鬼子就发现城里有新四军的传单，顿时哨子声、喊声连成一片。鬼子集合队伍，端着枪 挨户搜查，把人赶到街上，企图找到传单的来源。趁着混乱，我迅速地观察一下地形，离我出城最近的路线是一片开阔地。我想反正是一死，跑得了就跑，跑不了也 能把鬼子引开。我拼命地冲过去，到跟前才看清前面是鬼子的电网。此刻鬼子也发现了我，边开枪边向这边集结，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擦过。我来不及思考，全身扑 向电网，以最快的速度翻过电网继续跑。直到人声、枪声渐渐远去，我才感到右胳膊剧烈地疼痛，原来被铁丝网扎破了，一直在流血。事后医生告诉我，胳膊断了一 根神经。至今我胳膊上还有一处疤痕，周围还是麻木的。30多年后我故地重游时，与当年的游击队员老陈聊天，说起这件事，他兴奋地告诉我，那天他就在现场。 事后他带了几个人在电网外查看，发现了血迹，担心受伤的新四军跑不远，需要帮助，就顺着血迹找出去一公里地。多年来他一直惦记着这位同志的安危，现在总算 可以放心了。

　　还有一次，我带着年仅13岁的倪学富从驻地王庄往响水城侦察敌情，我装扮成富家少爷，小倪扮成随从。我们俩在路上走着，突然看到一队日本鬼子大 约60多人迎面走来，躲是来不及了，而且容易引起注意。此刻，在鬼子与我们之间有一大户人家出殡，正在举行路祭。我急中生智让小倪赶紧向司仪通报，说薛五 太爷家的小少爷来送祭。薛五太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家里妻妾成群、儿女众多。我在私立学校时曾和他儿子同学。果然，我冒充他家少爷，这户人家觉得很 有面子，得意而没有怀疑。司仪提高嗓门：有请薛五太爷家小少爷。我大步流星地上前，故意把祭奠的动作放慢，又多加了两个礼节。这工夫，鬼子与路祭的队伍擦 肩而过，我们顺利地化险为夷。

　　十九元钱和九套棉衣

　　我从新四军8旅对敌工作训练班毕业后，组织上给我分配了一群12岁至15岁的小鬼，年仅16岁的我就成了孩子头，带领这群小兵活跃在涟东县主要的敌占区新安镇、响水口、三口一带。

　　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有时候只能靠发霉的豆面和地瓜干充饥。到了深秋，我们9个小鬼每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从没有抱 怨过，一听说有情况都想进城去侦察。我们经常化装成卖鸡蛋、卖烟卷的小贩，混入敌人军营。我年龄大点儿，曾经女扮男装，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商人，陪国民党军 官太太打牌，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规律和行动计划。

　　有一次，我在响水口完成侦察任务后，返回驻地时准备顺路侦察三口南边敌人一个据点的情况。不料途中突然碰上那个据点的敌人出来活动，大概有一个 小队。当时敌人距离我有100米左右，情急之下我发现南面不远处有一个庄子，就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庄。看到有户人家开着门，很多人正在打麻将，我见没人注 意我，便进去将随身带的手枪和侦察时绘制的地图藏在放猪食的木墩下面，然后挤进人群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敌人好像有所察觉，到处看着，但没发现什么异常。他 们有些不甘心，在门口设了一个岗，派人把守着。我知道一时无法脱身，索性坐下来，安下心打麻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见没动静，才撤走了。看着敌人走 远了，我抽身从人群中出来，到木墩下面取出藏在那里的东西。当时在侦察工作中，经常发生类似的插曲。

　　由于我们工作成绩显著，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一天薛位伍区长来驻地看望我们，发现我们9个小鬼衣着单薄，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有的还不停地 咳嗽、流鼻涕。薛区长心疼地看着我们，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对我说：“有办法了。明天黄克诚师长在北沙召开部队和地方的干部联席会，到时候你就说 有情报要直接交给黄师长。只要你能想办法进入会场，我就可以帮你们向黄师长反映一下情况。”

　　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会场。看到我进来，薛区长马上向黄师长介绍：“这是李恒甫(后因革命需要改名李春华)，她带着一群小鬼在搞情报，工作完成得很 出色，就是条件太艰苦了，快过冬了，都还穿着单衣裳。”黄师长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给我开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涟东县政府二科发给李恒甫同志19元 钱，以置办冬装。怀揣着黄师长写的便条，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黄师长批给我的是19元钱而不是20元钱呢？

　　领到了黄师长批给我们的钱，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商量做棉衣的事，算来算去都不够每人做一套。倪学富的母亲刚好来队，她说可以到当铺买那些过期没 有赎当的衣服，回来拆洗再重新拼起来做冬衣。后来我又从当地比较开明的士绅家里要了一些旧棉絮、旧棉被胎。这样，经过一番东拼西凑、缝缝补补，每个人都开 心地穿上了棉衣。

　　后来，我们了解到，黄师长特别会过日子，咱们3师的余粮足够全师吃3年。我想，也许黄师长认为19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绝不用20元钱。这19元钱是师长在教育我们要精打细算，要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

　　战利品自行车

　　1942年秋天，部队精简整编，连长李夏军和我被推荐到抗大五分校学习。我去了才知道那期不收女生，只好转到苏北区党委党校。

　　在党校学习期间，学员们对我这个小妹妹都很照顾，干活时就让我看家。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听完报告回来，我突然感觉有些异常，凭着做侦察兵 的经验，发现驻地的门上被做了记号。我立刻报告校部，校部请示区党委决定学校立即分散、全体撤离。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负责带领全组同志以及新安旅行团 的一个小队转移到阜东县。书记说：“你搞过情报打过仗，有实战经验，组织上相信你能够完成好任务。”我们刚走两个小时，学校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若不 是发现及时、行动果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43年春，我调涟东县原定还搞情报工作，领导认为我已经被敌人悬赏过两次，不能再做这个工作，因此被派到保护税务局的加强排。后来这个排合 并为涟东总队6连，我任支部教员。在一次转移中，指导员周新甫牺牲了，我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一年夏秋之际，有一次我带几个侦察员在涟东县与淮安县的交界地 执行任务，在接近一个村庄的时候发现有情况。我们便埋伏在青稞里观察，看到有六七个鬼子从村里抢了东西往回走，其中有个人还骑着自行车，我和侦察排长一商 量：“打！”我们一开火，鬼子扔下自行车窜进路旁茂密的高粱地里跑了。这里离鬼子的据点不远，我们没有再追下去。

　　这辆缴获来的自行车经连长王六一同意，交给我使用。这是一辆黑色的小自行车，车体不高但很结实，龙头下面突出一个红色的“满”字。有了这辆车， 我行军打仗、侦察敌情、运送伤员和物资，就更方便了。军区参谋长钟玉祥要用他的小青马换我这辆车。我说：“不行，马要吃草，还是车好。”遇到下雨或路况不 好不能骑车时，这辆车就被战友们抢着扛去。不管是被谁拿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集合时，这辆车总是被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场院的一角。曾经有几次因环境不允许而 把车暂存在老乡家，几经周折后车又回到我身边。车龙头下面有一处焊接过的痕迹，那是1958年我在锦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时，一次下乡参加修水渠的助民劳动， 通信员小王借我的车运送物资时不慎撞断的。

　　几十年来，这辆车陪伴着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如今，它静静地停放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第六展厅内，作为那段历史 的见证，被定为国家文物。1989年7月，电视片《话说长江》的日方总编导佐田雅人先生在参观纪念馆时，看到了这辆自行车，就向纪念馆工作人员询问车的来 历。听完介绍后，他说：“这辆车我骑过，当年是我把它丢掉的。”他找了馆长，想用任何国家造的任何车子换回这辆车，我们国家的战利品当然是不能交换的。为 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档案馆联合摄制了10集大型文献电视片《新四军》，在第四集“弯弓射日”(下)中，我和佐田雅人分别接受了采 访。

　　虎口夺粮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8月，我受组织派遣到盐东县一区陆舍乡担任指导员，与乡长白东香、中队长夏恒忠、副队长许怀良等同 志一起工作。当时仅盐东县就有日伪军据点18个。10月，敌伪赵云祥部120余人占领了陆舍乡的习陶油坊，并在四周筑起围墙，建立了据点。新建的这个据点 离我们的粮仓仅400米。区政府指示我们：趁敌人立足未稳，立刻组织群众将粮食转移到距离陆舍乡10公里外的四区小闸口。

　　这次行动大约需要400人同时参加，我们陆舍乡组织民工180人，邻近的大友乡支援200人。那天晚上大约7点钟，天刚刚黑，我们大队人马就悄 悄地向粮仓进发。在预定地点，大友乡民兵中队长沈仲尼同志带领200名民兵、民工准时与我们汇合。沈队长带着大友乡的几个武装民兵，作为尖刀班走在运粮队 伍的最前面，我迅速带人靠近土围子，埋伏在墙外观察敌情。

　　几百人在黑暗中拨开荒草快步行走，没有一个人掉队。粮仓一层一层地很快打开，粮食一斗一斗地从里向外有序地传递出来，接到粮食的人迅速地将粮食 挂上扁担，挑上肩。几百人默契地配合着，如同一个人一般。当所有的粮食都上肩后，指挥员轻轻地说了声“撤”，所有人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撤离 现场，向着四区的方向飞跑。虽然每个人肩上挑着50多公斤重的担子，有的个子瘦小，有的年老体弱，但此刻大家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跑”。从开仓 到粮食上肩，几百人的行动只用了不到一小时。

　　“队伍开始撤离了。”接到通信员小潘的通知，我们几个埋伏的武装民兵也慢慢地从围墙边撤下来，跟随在运粮队伍的后面继续掩护。刚走出不远，日伪 军大约一个排兵力的夜间巡逻队从我们队伍左侧经过。大家立刻停下脚步，屏住呼吸，让他们过去。又走了二三公里，这支巡逻队在转回据点的时候发现了我们，他 们是听到了声音。几百人挑着粮食浩浩荡荡地走路，声音肯定是越来越大。天黑还下着雨，敌人搞不清虚实，先开了枪。我和几个武装民兵为了把敌人吸引过来，也 开了枪。我当时用的是二十响手枪，民兵们共有五六条步枪，一起向敌人开火，再配上“土机枪”(即在铁桶里放鞭炮)的声音，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划破黑夜， 敌人被吓住了。我立刻用日语喊话：“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人见我们火力很猛，又有随军翻译，以为遇到新四军主力部队，不敢恋战，仓惶向 据点撤退。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和思考的机会，我命令大家追着敌人继续打，一直追到据点围墙外。我们和敌巡逻队在外面一交上火，就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当敌巡 逻队靠近时，他们以为是新四军冲上来了，就一齐开火，枪声淹没了敌巡逻队的喊声。看到敌人自己火拼上了，我们开心地笑了。我一声“撤”，大家放开腿跑，追 赶上运粮的队伍。敌人后来发现打的是自己人，但因为搞不清我们的底细，只能惊魂未定地躲在据点里。

　　运粮大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地把2万公斤粮食一粒不少地运到了目的地，行动中无一人伤亡，圆满地完成了虎口夺粮的任务。

　　初飞的海燕

　　1944年底，我结束了在盐阜区整风队的学习，盐东县委派我去开辟海员工作。下港、黄家尖一带是苏北最穷的地方，地广人稀，常年战乱、灾荒，民 不聊生。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深入到各家各户，掌握海员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方便与海员联系，区委又派了位姓蒋的党员同志来协助我工作。

　　我们首先在海员中建立了海员工会组织，召开全体海员大会，制定了《海员工会章程》，选举出了工会会长和委员。会长由海员中的积极分子蔡西康担任，董史平同志(县委委员)是主任，我是指导员兼秘书。

　　我们通知所有的船主，在指定时间内船只必须进港维修、登记，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一律不准出海。我们把海员分队组织集训，每个队都派进了由各区抽 调来的干部。经过近一个月的集中培训，我们在海员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几十名共产党员。从此，每条船上都有了党员和群众骨干。不久董史平北 上开辟新的工作，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我们海员工会与船主的组织“渔业公会”共同商议，成立了海员救济委员会，我作为海员工会的代表出任主任，开明船主卞良伯任副主任。海员工会在黄家尖买了6间民房，用于办公和存放救济物资，工会工作很快步入正轨。

　　在与海员们交住中，我和他们及其亲属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决定破除迷信、出海打渔。我选择了一个气候适宜、渔讯到来的日子， 第一次上了一条党员和骨干力量较多的船，和海员们一起摇橹出海、撒网打渔。这次出海的渔船中，数我所在的这条船捕的鱼最多。从此，这一带的渔民再也不忌讳 女人上船了，他们甚至把我当成渔船上的福星。

　　海员工会成立前，海防团和渔业公会经常指派出“公差”，这种无偿摊派严重损害了中小船主和海员的利益。为此，我们工会派出一名委员与大船主、渔 霸武装——海防团交涉，海防团团长袁国祥扣留了这位委员和船只。我们报告了县委，县委通知当地有关部门，组织民兵协助海员敲锣打鼓地进港，阻止海防团封 船。在强大的攻势下，海防团不得不放人、放船。这件事后，海员工会名声大振。

　　那时，新四军中药品奇缺，很多伤病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丧失生命。工会的海员们知道后，利用出海运货的便利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到上海、南通等地购买药品，千方百计地躲过敌人的搜查，将药品安全送到新四军手里。

　　1945年上半年，盐阜区召开海员职工代表大会，我们盐东海员工会选派蔡西康等5位代表参加，蔡代表与黄克诚师长同坐在主席台上。黄师长与代表 们亲切交谈，认真聆听了我们的工作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这批在工会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党员和骨干力量后来参加渡江战役，立下了不朽战功，他们冒着枪林弹 雨划着木船，送百万大军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弯弓射日的女兵

　　1946年夏，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基本结束，我奉命调回部队，从盐东县往苏北区党委转关系到第10纵队。我在去30旅报到的途中，正好遇到我 军大部队转移。在陆续通过的部队里，我又巧遇30旅组织科长高成贵同志，他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到30旅卫生部任支部书记。当天旅卫生部宋超副部长召开全 体同志会议，介绍我调来做党的工作兼支部书记。后来，卫生部又成立了党总支，在各医务队成立了支部，我任总支书记。

　　不久后的一天，旅部派骑兵送来紧急命令，要卫生部组织医疗队，到前线抢救伤员，75公里路要求在第二天拂晓赶到。原先宋副部长让医务一队王指导 员带队。但我强烈要求去前线并且安排伙房做饭。吃过饭后，我就宣布自己负责带队，并号召大家报名。医疗队历经惊险，顺利抵达目的地刘庄。

　　医疗队人员休息片刻，紧接着前线送来150多名伤员。后到的同志脚还未落地，就投入紧张的战斗。这时敌机飞来，伤员来不及进屋，只好就地用草堆 上的草盖在伤员身上作伪装。敌机轮番扫射，工作人员只能躺下盖上草伪装。幸好全部人员无一伤亡。敌机飞离后，我们就抓紧在老乡家用白洋布搭起手术室。由邵 荣光同志主刀，助手、护士配合，该动手术的伤员都动手术了，该换药的、包扎的伤员也全部处置了，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

　　就在此时，旅前线指挥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带着全部伤员向后方转移。我们一直走到深夜，到达射阳县和阜宁县交界处的一个大庄子。拂晓，我们刚出庄 子，就在左侧发现了骑兵。我叫王申带队快走。我和陈明功把警卫排分成两队，陈掩护大队人员撤退，我把敌人引开。等我们把一切准备好，天更亮了。看到骑兵后 边没有队伍，我想肯定是旅指挥部派人找我们的。果然是闫参谋带人找我们来了。我们几经周折到达了目的地，将伤员安全交后方。

　　1947年初春，我调到苏北军区特务团任民运股干事，主要负责解决部队伤员安置及民运宣传工作。有一次战斗中下来60多名伤员，其中有我团40 多人，还有别的部队20多人。我们计划将这批伤员走水路送到后方医治。就在伤员都已上船准备出发时，一个骑兵快马跑来报告，河道已被敌人封锁。所有伤员只 能上岸从陆路转移。我立即集合所有人员讲明情况，决定：轻伤员由工作人员扶着步行，稍重伤员骑马，重伤员用担架抬。我正准备到附近村子里去组织担架，又一 个骑兵从后面赶来报告：“团长要你们带着伤员迅速撤离，团部已经被敌人包围，正准备突围。”这时，忽然发现正前方有我们的部队经过。我骑车迅速赶上前去， 找到部队领导汇报情况。

　　部队领导听后，立即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去陈家洋解围，并让我安心去搞担架。我脱下军装，直奔村庄。地方干部很快来了，群众都非常热情。绳子不够， 他们就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用；担架不够，就把棉被的四个角捆在两个棍子上做成担架；所有能找到的扁担、木棍都用上了。一切安排完毕，我让张一平先带全体同 志出发，我留下检查是否有遗漏的人员。

　　队伍走后，我在一片草丛里，发现一个个子很高的伤员躺在那里。他耳朵后边中弹了，头肿得很大，既听不见也看不见，队伍离开时他完全不知道。幸好 我的自行车车架特别牢固，我用尽全力想把他弄上车去。但他太重了，弄了几次都滑了下来。最后我把我的皮带和他的皮带都解下来绑到一起，终于他滑不下来了。 但我无法骑上车，只能推车前进。到了深夜，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就躺在路旁的草地里睡一会儿。

　　天亮后，我遇到一位侦察参谋带两名侦察员，他们告诉我，敌人离这里还有两公里，让我赶快离开，给我留下一位向导便离开了。这个向导住在附近村子 里，儿子是我们团2营的战士。他向我打听他儿子的情况。我一听，马上让他别管我，赶紧回家藏好军属证。我继续推着伤员追赶队伍，推了很远，我遇到华中指挥 部警卫营。我急忙把车子架好，把伤员放好。此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但还是坚持找到营长戴振球，请他把伤员安排好(这个伤员后来与我在鸭绿江畔重逢，我 们相约胜利后再见)。

　　戴营长立即叫人安排伤员，同时指着我说：“你的脸色很难看。”我手拍在胸上说：“这里边好像在响。”他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叫军医吴坤跑步前来。 医生过来检查我的情况，说要“炸肺”，马上到老乡家要了盐，弄了两大碗盐水让我喝下去，响声暂时止住了。夜里3点，连以上干部去听管文蔚司令员报告。我一 起身就大口吐血，卫生队张一平队长马上带着药和医务室长孙山林同志跑步赶来，迅速进行抢救，打了好几针止血剂，血仍然止不住。我偶然睁开眼，看见他们神情 很紧张，面部表情凝重，最后血总算止住了。当时我爱人看见医务人员都在场，他帮不上忙，就去听报告。途中王树楷参谋长和朱敬德团长得知此事后，命令他立即 返回。他快马加鞭往回赶。我这次吐血量多到几乎无法抢救的地步，抢救现场满地是血。第二天我转到卫生队继续治疗。

　　这年秋天，部队自清江外圩迂回准备打仗。朱团长派一个骑兵另带一匹马到卫生队找张一平队长，说：“部队要打仗，急需担架，团长让李春华负责组织，完成任务后再回来休养。”勤务兵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我丝毫没有犹豫，立即骑上带来的马归队。

　　离部队还有1公里地就听见集合号，我快马加鞭跑到朱团长面前向他报到。团长说：“好，来的正是时候。”我接过通信员送来的自行车，换上便衣立即 开展工作，半天工夫就弄到30多副担架。团首长很满意。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咳了一声又大出血。王参谋长让卫生队用担架把我接回去抢救，又休养半个多月， 身体才逐渐好转。

　　有一次部队行军，刚到一个大庄子停下休息，我突然听见隐约传来的飞机声，连忙喊：“大家赶快进屋隐蔽，飞机来了！”我和挑夫赵广科离房子较远， 只好就近躲进一个矮高粱棚里。刚进去，飞机就开始扫射。我猛然觉得头上被什么打了一下，心里一惊，连忙用手去摸，没见到血。赵广科一看就乐了，说：“你命 真大，子弹横在你头上，居然没炸。”这个故事很快就传遍了部队。有一天2团几个首长来我们团，高成贵政委特意拿两个很大的烤地瓜，说来慰问我这个没有流血 的伤员。

　　1948年，部队搞民主改选党支部，非党员也参加，向党员提意见。第10纵队宣传部长夏平同志参加我们支部的民主会。大家主要对我这个书记提意 见，如关禁闭、骂人等。但是，第二天表决，我全票通过。晚上我找组织股长孙志忠同志，要求让我当副书记。后来，夏部长找侦察员苗玉留谈话。苗玉留说：“她 确实关过我禁闭。因为一次我执行任务很晚回来，炊事班老班长没有给我留饭，为此我跟老班长吵了起来。她叫通信员把我关到她办公室里面的屋子里，实际是她的 卧室，让我先休息。同时又去做老班长工作，给他讲我们侦察员的工作有多辛苦。老班长感动得哭了，急忙给我做了面条，还向老乡借两个鸡蛋煮了给我送来。您说 这叫关禁闭吗？”最终，孙股长通知我：“按民主规定，书记还是你。”我非常感动，从此改掉了骂人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