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

　　刘醒龙谈到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这些文学语言提醒我们，文学在很多时候是这个时代的幸福指数。“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文，是这个民族的地域标志，老舍的《茶馆》对应北京，王安忆的《长恨歌》对应上海，山东的莫言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红高粱》写的是高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经典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个民族的边疆要塞。国防上的边疆，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学上的边疆，关乎这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所以身为文学中人，我们不要低看了自己，其实我们在选择一个非常伟大的字眼，是在保卫着我们文化的边疆。”

　　原标题：刘醒龙：作品是一个作家的气节

　　刘醒龙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2011年，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马上投入《蟠虺》(pán huǐ)的写作，历经两年，借“国之重器”来书写作家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思考，这部被出版界称为中国版的《达·芬奇密码》的作品，关乎世道与人心。　本版撰稿 记者 张晓媛

　　谈《蟠虺》

　　“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相遇是真正的宿命，就像我和《蟠虺》。”

　　长篇小说《蟠虺》叙述了一个曲折神秘、充满对历史的深入反思和对现实的敏锐关照的故事。从春秋战国时代精美绝伦无出其右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出土之日起，人性中所有的欲望都被激发到极点。《蟠虺》开头曾经让刘醒龙纠结了很长时间，在找到这句话之后，他对这个作品充满信心。“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很平常的话，接下来就不常见的——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是小说的灵魂，写这两句话时，在我的脑子里是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下社会太多俊杰们识时务的实践，而少见圣贤者不识时务的标准。”

　　“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的相遇是真正的宿命，就像我和《蟠虺》。”刘醒龙说，自己以前和一般参观者一样只知道曾侯乙编钟，有一次到湖北省博物馆被一个工作人员认出来，主动带他去看曾侯乙尊盘，这才了解到它的特殊文化意义。“还有更为宿命的事情，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曾侯丙’。2014年小说出版，6月在湖北省博物馆开新闻发布会时，博物馆馆长反复追问，这个书确切的出版是什么时间。得知是2014年4月出版。馆长说，那就太巧了。4月刚刚在曾侯乙墓附近发现一座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正好有‘曾侯丙’。”刘醒龙说，“一部至关重要的作品的出现，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它的出现会让你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刘醒龙谈到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这些文学语言提醒我们，文学在很多时候是这个时代的幸福指数。“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文，是这个民族的地域标志，老舍的《茶馆》对应北京，王安忆的《长恨歌》对应上海，山东的莫言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红高粱》写的是高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经典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个民族的边疆要塞。国防上的边疆，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学上的边疆，关乎这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所以身为文学中人，我们不要低看了自己，其实我们在选择一个非常伟大的字眼，是在保卫着我们文化的边疆。”

　　他认为，在写作时，千万不要低估读书人的求知欲和向上的渴望。“一个正常的读书人，遇到难题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去认知、了解。不认识的字就去查字典，当书名都不认识的时候，会极其挑战人的自尊心的。如果说，文学是文化的边疆，那汉字就是文化边疆上的界碑。”

　　谈审美

　　“文学从来是用审美的方式，用对生命和个体充满尊重和关怀的方式为各种各样的普通问题提供一种价值判断。”

　　“文学的追求是一种灵魂的追求。平常的时刻，说人是有灵魂的，很少有人相信。人到底有没有灵魂？我相信有，因为文学就是对灵魂叙事与表达。”刘醒龙说。

　　2008年秋天，他在浙江一个90后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有个发言，到场的都是些年轻人。他当时说了一个观点——文学还是要远离娱乐，要关注那些似乎看不到但确实存在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关注大一些的、可能影响我们生命的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转基因粮食对生命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对于90后的年轻人，如果不给予极大关注将来受到的伤害也会极大。当时说这些话，还觉得和我们的生活相距很遥远，才几年时间，这种现实就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还要信奉那些最最基本的常识，常识往往是最真理的。常识在日常生活中起着代表灵魂的作用。人类一旦不关注灵魂，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很容易受到科学骗子或者技术流氓的摆布。当一些强势团伙，或者利益共同体，在我们周围肆意妄为的时候，正是文学突显自身力量的时候。”刘醒龙说。“因为文学从来是用审美的方式，用对生命和个体充满尊重和关怀的方式为各种各样的普通问题提供一种价值判断。当时下流行‘识时务’时，提醒我们还有一种真理和大义叫‘不识时务’。在技术时代，人一旦离开文学，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除了文学真正尊重人本之外，还有什么比文学更尊重人？”

　　他坦言，文学之所以千百年以来令我们不离不弃，就在于文学是用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最大限度的发现和还原生命的真相。“能够将无边无际的大地方，分解成小到手边脚边的小地方，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还原成在洗手间能碰上的和我们一样需要吃喝拉撒的小人物。”他说，“比如老舍将那么大的北京，分解成一个小小的茶馆。王安忆将大上海分解成小小的石库门。文学将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大的文化一下子分解成小的文化基因。这正是人的灵魂和命运的一种归宿。”

　　谈担当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有个很重要的因素要考虑——写作者的气节。自由独立，不随波逐流，敢于担当的品质。”

　　“文学不可以蜕变成简单的技术，更不应该变成简单的为了生存的技术。”刘醒龙说，做人的道理很多时候都会，但对文学的修养，过了这村没有这店。“年轻的时候不学，到中老年再学，也还行，但是确实是晚了。”

　　他认为，一个心智健全的读者，包括我们自己读书，总想从书里找到某种值得我们敬仰的，留恋的，值得我们讲给后代听的东西。甚至是把它变成某种家教，在自己的血脉当中往下传承的东西。

　　“市面上叫得最响的作品中看不到这些。这类作品反而卖得好。”刘醒龙在上海书展上说，“说‘读者是上帝’　是对资本而言，是对出版社而言。如果写作者真的把读者当上帝，写作是完蛋的，因为好的读者确实是上帝。有些很糟糕的读者，分明是魔头，却把他当上帝，是不是自取其辱？一味讨好别人的写作，就像一味阿谀奉承的人。”他说，“我们可以不信任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信任内心。我们的写作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只有这种写作才是最可靠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连对自己都说假话的作品，绝对是垃圾。”旋即，他笑言，自己的这番言论也有可能被媒体断章取义：“有人也许会拿来做标题，说，刘醒龙说读者是魔鬼。”

　　才情感染人

　　“过去一整年，一直有邀请来济南。总在推却是因为去年在写《蟠虺》，前后13个月，处在封闭状态，手机一关就是一个星期。小说写完之后，我就答应来济南了。”刘醒龙说起互联网时代时表示，现在有些孩子在互联网时代长大，信息很发达，提起旧事都不知道。“在这样背景下谈文学是相当困难的，信息不对称。他们更多是了解现在充满娱乐精神的那些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生活中摸爬滚打的，对个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更刻骨铭心一些。”

　　刘醒龙从1999年开始不写中短篇，原因就是觉得写得太顺了。有杂志找他要稿子，他形容自己的状态是，赶紧往电脑跟前一坐，随便开头一句话，洋洋洒洒几万字就出来了。“就这样杂志还给你头条，写作的感觉一点没有，很麻木。自己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太轻松的写作，写得太顺利了，这种写作就需要警惕。写作对自身一定要有挑战性，作品出版后对读者也要有一定的挑战性。好的作品一定是在读者现有审美层面的临界之上，要有适度的难度。”

　　8月中旬，刘醒龙参加上海国际书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展台前，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要重复上演一个情景剧，虽然“演员”换了，但“剧本”还是那个：一对年轻的男女走过来，女孩子看到《蟠虺》后，马上用手把“蟠虺”二字的拼音蒙住，问男孩是什么字。男孩看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不认识。更搞笑的是，8月18号下午，《蟠虺》 签售一小时里，有个女孩子拿着书在那里排队，嘴里就念念有词，《蟠虺》《蟠虺》《蟠虺》，她不怎么认识这俩字，怕忘了。等排到刘醒龙面前，签完字后，她竟脱口说出：“谢谢蟠老师！”有人说用生僻字做书名会影响销量，但在上海国际书展上，常常有人直奔展台说：“我要买刘醒龙那本两个字的书。”据书展举办方最后统计，《蟠虺》销量排列全部小说类书籍第一名，并获评书展十佳新书。

　　刘醒龙还是位书法家。“文学是一个时代的气节，作品则是一个作家的气节。”刘醒龙最近几年开始写毛笔字，他说：“写书法时，我发现，现在很多书法家的作品只有法，没有书，把写字纯粹当做笔墨纸的技巧。一般人只要将‘厚德载物，天道酬勤’，照着字帖写上千万遍确实能写得像模像样。写书法绝不是个技术，我把苏轼和王羲之的字帖摆在面前，怎么看还是喜欢苏轼的。如果一个字一个字比较，王羲之的每一个字都比苏轼写得好。但是，苏轼的《赤壁赋》文气逼人，任谁也挡不住，”他感慨说。“有种旷世才情在感染人！”

　　刘醒龙　　

　　刘醒龙，湖北团风县人，1956年生于古城黄州。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大树还小》、《挑担茶叶上北京》 等。出版有《威风凛凛》、《一棵树的爱情史》、《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及散文集多部，中短篇小说集约二十种。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长篇小说大奖等。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