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馆里不炒菜(红孩)

　　周末接石维坚老师电话，问周六晚能否到北京人艺看他演的话剧《理发馆》。我说这是难得的好事啊，当然要去。众所周知，石老师本是话剧演员，担任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主演电影《天云山传奇》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想来已经有半年多没有石老师的消息了，偶尔从电视剧里看到他饰演的角色，瞧着就那么亲切。我知道，石老师演的这些角色，最近的也是一两年前拍摄的。去年夏季，孙维世的女儿从国外回来，石老师因一直视孙维世为老领导、恩师，对孙维世的女儿自然就更加的亲近。那天，承蒙石老师厚爱，他约上我参加了他们一帮老友的聚会。

　　席间，我从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敏、万里同志的公子万伯翱以及艺术家宋戈等人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孙维世的往事，讲到情深处大家一阵唏嘘，大有斯人已去徒自悲伤之感。石维坚老师于五十年代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很有幸在孙维世的领导下工作演出。他说，孙先生对待艺术工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一点马虎不得，有几次在排练中他都被孙先生批评过，不止一次地重排。孙维世的女儿听后说，母亲确实这样，还把母亲过去的日记拿出来让大家看。这可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了，石老师等人忙不迭地小心翼翼取过来传阅，也有的纷纷拍照。当看到周恩来总理在日记上为孙维世的亲笔题字时，很多人都眼含热泪。我知道，在他们那一代演员的心里，对总理有着无限的敬仰与深情。

　　交谈中，有人建议孙维世的女儿把日记捐献给国家有关部门。有的人不大赞成，说捐出去恐怕就再也收不回来，因为谁也不知道那些收藏部门是否会妥善保存。前些时，就听某著名画家的子女讲，他们父亲捐给国家某机构的几幅油画已经被雨水弄得不像样子。听到这个佐证，人们便说这日记还是先由家人自己保存为好。我觉得这也不必太为难，可以找人先弄它几套影印件，既可以保存，也可以让他人观赏学习。

　　快散席时，我问石老师最近可在拍新戏，他说，拍的少了点，主要是眼睛得了青光眼，看东西有些模糊。我说那您得好好治治。石老师说，他最近正在休息，在调整，尽量少累眼睛。我对眼科疾病外行，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对石老师的记忆力，我是十分佩服的——快八十岁的人了，至今能完整地背诵《长恨歌》、《琵琶行》，更不要说大段的影视台词了。说来很有幸，在二○○九年建国六十周年时，由石老师担任主任的中国老教授协会艺术家专业委员会要举办一场文艺演出，朱琳、苏民、李光羲、殷之光、游本昌等艺术家都参加演出。在准备的十几个节目中，缺少一首为这台晚会专门写的朗诵诗，石老师便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赶写出来。我问，谁来朗诵？石老师说他亲自朗诵。我一听，说没问题，三天交稿。本来，我应几家报纸副刊之约，就要写关于国庆题材的散文、诗歌的，石老师这一约请，我的激情马上就迸发出来，很快，我就创作出六十行的《风，从海面吹过》。石老师看后，说，非常适合朗诵。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会上，当石老师充满激情地朗诵这首诗时，我和我父亲在下边观众席听得如醉如痴。父亲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儿子的作品被大艺术家朗诵。那时，父亲已经患癌症一年多了。两个月后，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四年多过去了，我不知道天堂里的父亲的耳边是否还会听到他儿子的诗歌《风，从海面吹过》。

　　话剧《理发馆》讲述的是一个北京人怀旧的老故事。石维坚老师在剧中饰演一个归国老华侨，在带妻子回到北京胡同寻找老中医时，意外走进了三代经营的一家老式理发馆。于是，围绕着新与旧、恩与怨、情与爱展开了一幕幕人生的喜怒哀乐。就剧情本身而言，我觉得没什么新奇之处，甚至有落套、说教之嫌。但我依然喜欢这个戏，原因有两点，一是演员班底来自北京人艺，具有浓郁的京味儿；另一是石维坚和吕中两位老艺术家，甘为绿叶，与一批刚出茅庐的年轻演员搭戏，体现着大艺术家的风范。

　　演出结束后，外面下着暴雨。我等了十几分钟都没打上出租车，最后趟着雨水走到三联书店附近才搭上一辆公交车。在车上，我听一位老年乘客说，他几天前去一家发廊理发，想让理发师给刮刮胡子，结果那年轻的师傅说，对不起，我没学过那手艺，您最好还是买把电动剃须刀自己刮刮吧。我听后，想到刚才在话剧里记者问理发馆师傅的话：“你们这里为什么叫理发馆？”师傅答道：“因为这里不炒菜！”不禁哑然一笑。这样的故事，真不知道石老师听到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愿他能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