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创作印象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2日15:54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立国 张宏图

　　我们一直认为，赵瑜最大特点就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极强，在艺术审美上达到一定高度，或称为“报告文学的艺术派”也未尝不可。赵瑜扛起了报告文学艺术性的大旗。

　　近日与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交流报告文学的发展前景问题，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报告文学不外报告性与文学性，初始是以报告性干预生活，震撼人心，开启民智。继而报告性与文学性交互增长或此消彼长，引来争论不休。而它却在争论中发展壮大，驰骋文坛。但有一点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历史是不断前行的，今天的报告性，明天只会变成资料性、史料性，好作品要想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里，还要靠文学性。回顾报告文学史，《一九三六春在太原》让我们想起的是“我的厨子”和“好人证”；《包身工》让我们想起的是芦柴棒和拿莫温；《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记住的是那一段抒情文字：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哥德巴赫猜想》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陈景润面对周大姐送去水果的细节。无须列举，无一例外人们记住的恰恰是那些文学性极强的闪光点。也就是说，报告文学要想成为经典，舍文学性而不可得！这也就是孔子所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在当下第四传媒时代、自媒体时代， 报告文学再以报告性取胜已经很难，除非像赵瑜写《马家军调查》、《牺牲者》一样敢于去碰别人不敢碰的题材。也就是说，要使报告文学成为经典而传世，一靠观念，二靠理性思维，三靠文学性，而作者的观念、理性靠什么表达？最终还是要落在文学性上。

　　看重文学性并非否定报告性，没有报告还叫报告文学吗？文学界对报告文学在政治层面是看重的，而在艺术层面是贬低的，而我们想说的是， 讲好真实的现实的中国故事，赵瑜是一面旗帜。

　　一、“统计学”研究

　　文学是不能进行定量分析的，更多是靠定性分析。我们多年从事教学工作，教育界有一句行话：“尖子代表老师水平，升学率代表老师干劲”。适当做一下“统计学”研究，进行一下定量分析，对全面审视、评价一位作家也应该是可行的。

　　浏览赵瑜作品，进行一下初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

　　《新形象之诞生》(1985年 3 万字)

　　《中国的要害》(1986年 3 万字)

　　《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革中》(1986年  13万字)

　　《强国梦》(1988年9万字)

　　《兵败汉城》(1988年5万字)

　　《太行断裂》(1988年  5万字)

　　《我们寻找什么》(1992年  4万字)

　　《第二国策》(1992  5万字)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1992年  5万字)

　　《震撼人心的纪实——内陆九三集成》(1995年50万字)

　　《马家军调查》(1998年36万字.2014年40万字)

　　《革命百里洲》(2003年28万字)

　　《王尚志之死》(2006年  4万字)

　　《少年文革》(2006年  3万字)

　　《牺牲者》(2007年70万字.2013年100万字)

　　《开眼》(2008年23万字)

　　《晋人援蜀记》(2008年25万字)

　　《寻找巴金的黛莉》(2009年17万字)

　　《王家岭的诉说》(2010年17万字)

　　《火车头震荡》(2010年28万字)

　　《篮球的秘密》(2011年27万字)

　　《野人山淘金记》(2013年 22 万字)

　　《纪实创作真谈录》(2013年19万字)

　　综上记录，赵瑜在报告文学领域已经耕耘了整整30年，累计奉献了将近460多万字的作品。从时间跨度和作品数量及影响上， 都在中国报告文学文坛上占居了突出的位置。

　　当年与赵瑜一块创造8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辉煌的徐迟、刘宾雁、理由、钱刚、麦天枢、苏晓康、刘亚洲、李延国、牟崇光、贾鲁生、郭慎娟、黄宗英、蒋巍、徐刚、贾宏图、袁厚春、程树臻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闪光的名字，但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文坛。始终坚守在报告文学这块阵地上，在时间跨度上能与赵瑜比肩的也只有“80年代硕果仅存”的不足十个人，但他们年龄都比赵瑜要大，在体力和精力上已不似当年，报告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力活，是重体力劳动。

　　而在数量和产量上当下确有几位高产作家，虽然在作品数量上他们或可与赵瑜比肩，但他们出道都较赵瑜晚。我们查了一下，这几位高产报告文学作家最早的成名作出现在1991年，而赵瑜的成名作《中国的要害》完成于1985年。从统计学的角度看，赵瑜在时间跨度和作品数量两个维度上确立了自己在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地位。

　　还有一个“统计学”研究的角度，即赵瑜作品在学者和读者中的评议反馈热烈，总量十分惊人。山西作家协会于2006年编有《赵瑜研究资料》第一册，今年又编了第二册，两册合计360多万字；30年间对赵瑜作品进行评议的专辑刊物近60本；正式成书的专著有《赵瑜调查》《赵瑜批判》《赵瑜评传》等8部之多；全国高校博士生和研究生以赵瑜作品做出论文选题的有10多位，含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吉林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将赵瑜体育作品的发表及反响作为大事件，特辟专章予以载记；各类评议文章的总字数大大超过了赵瑜原创作品。

　　原以为这是我们的“新发现”，不料，翻阅参考资料，发现著名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曾说：“赵瑜是同苏晓康、徐刚、钱刚、贾鲁生、麦天枢、胡平等一批作家掀起中国报告文学新高潮的作家之一。在其他作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淡出或者减少了报告文学创作之后，赵瑜始终没有放下报告文学创作的探索实践和努力，而且成果连连。”(李炳银《赵瑜和他的报告文学》)；赵勇也曾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赵瑜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写作实践中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写作时间长，从1983年出道，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报告文学《新形象之诞生》至今，赵瑜已让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延续了许多年头。与中断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相比，这种不屈不挠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意味深长，引人深思，作品数量多，社会影响大(几乎每部作品问世，都会形成一种‘爆炸’效果，成为专业读者思考、评论、争议的对象，成为普通读者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像《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等作品，便是如此。”(赵勇《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

　　30年来，赵瑜作品不断被重出和再版，长盛不衰，加上盗版的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参予讨论赵瑜作品的读者，阶层跨度大，反响层面宽，上至党和国家领导层，下至最底层的草根民众，都有纷芸评说。(现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以普通读者身份致信赵瑜，便是一例)；国内外媒体报道频繁，持续不断，网上以“作家赵瑜”点击搜索，可达120万条；《寻找巴金的黛莉》已经译介为英文版，央视摄制为多集纪录片，并被西影集团改编为电影故事片；从1986年山西作协首次研讨《但悲不见九州同》，到目前北京研讨《野人山淘金记》，国省两级举办的赵瑜作品研讨会，多达15次；所获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省两级文学奖项，不胜枚举。

　　看来，这是大家的一种共识：赵瑜——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领域里名副其实的独特存在。但他从未以此自居，在与他的接触中，你会感到一种矜持、谦恭、通达与亲和力，找不到半点名家的派头。他对这些已经看得很淡，他很理性，不愿为名所累。

　　二、自由个性与独立素养

　　所谓自由个性， 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不安于现状的开放性，是出自酱缸而不染的非奴性，也可以引申为孟子所说的“义”。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因言获罪的正义之士，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我们只能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所谓独立素养，是一种不苟同于世俗的独立性。 是一种对信仰、理念的不懈追求，是一种顽强不屈的守成与自律，也可以引申为孟子的“气”与“节”。鲁迅说：“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一些人，在命运铁拳痛击之下头破血流，仍不回头，且仍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们不但具有坚贞的自由个性，而且具有良好的独立素养。古之司马迁、韩愈、林则徐被贬被刑，无论命运如何打击，无论境况如何，他们的理想信念没有丧失，对事业的追求没有停止，仍能成就辉煌。赵瑜就是这样的人，他曾藏匿于瓜棚，也曾身陷囹圄，但对报告文学事业的追求，始终没有放弃。他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他相信中国的老百姓、读者需要报告文学，更相信中国需要报告文学发声。“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我们认为赵瑜是一位既有自由个性，又有独立素养的作家。这是透视赵瑜的一个角度。

　　我们这样评说赵瑜，依据一是文本；二是他的言行；三是朋友、评论家们的话。

　　从文本看：赵瑜的作品始终没放弃正义性、批判性，但显示出从行业批判、政治批判到体制批判，再到社会批判，人文批判的轨迹。众多评论文章均已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作品从急于发表的战斗的迫切性，如《中国的要害》《强国梦》问世，到不急于求成的追求时空准确性，如反复斟酌而发的《马家军调查》，再到追求完美的《寻找巴金的黛莉》。耐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反复思考，反复琢磨，为求真理而忍辱含垢、蓄势待发。《太行山断裂》1986年完稿，放了两年1988年才发表；《马家军调查》放了三年始发出；《牺牲者》一放8年而不悔。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一位历经苦难后的智者的素养。对此，赵瑜自己的解释是：“在一些年轻文友眼中，自己最熟悉的区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谈。即使发现坏人坏事，还牵连着更多的一圈人，不便深入贬批。这时候怎么办？我以为一方面还要写下去，总不能等大环境既民主又宽松的时候你才动笔；另一方面更需要读书不止，从容思考不必过急。多听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误砍柴工。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一站呢？说透了，要等到你觉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区域生活很精彩的时候才好”[①]。这是深有感悟之言，也是理性之言，更是智者之言。从创作实践和创作感悟上，我们不能不说赵瑜的文本充分体现了他的素养。

　　再从赵瑜的言行看。

　　他提出：“红军亲属被残杀，当然令人悲痛，可是，白军家属亦被残杀，又当如何？”[②]

　　他还指出：“‘文革’后，大批作品愤怒揭批‘四人帮’，这与前一时段揭批‘走资派’的创作取向没有质的改变，两种作品只是斗争对象的转换，都是时势所造，都不曾彰显作家的独立思考以及科学理性精神，于是两种单一批判作品合二为一同归于尽，命运都极短暂。”[③]

　　他始终尖锐地提出问题，牢记恩格斯的话“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自觉地对对自己的创作，以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不断地独立思维、理性分析。赵瑜说：“自1957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家脊梁骨已被打断，人人不敢重蹈马寅初等人的覆辙，到了‘文革’，社会学更是全军覆没。”[④]他认为：“人间之悲哀，多在于盲目的趋从。理性的偏失尚有机会纠正，而盲目的趋从却是愈陷愈深。宗教就是盲从者建起的神殿，不管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走向盲从。报告文学如今正在被不少盲从者利用着，是文坛之不幸。在少数作者那里，报告文学的神圣精神、正义品格、严肃风尚、无私行为、纯洁感情等等，已经变得十分苍白乃至丧失。取代这一切的只是赤裸的功利宣传。”[⑤]

　　他悲愤难平，“六十多年过去，在这个庞大系统的笼罩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死了。我们无法在中国的政治化立场上真正立言，是因为在精神道德上俯首于犬儒主义。几十年来，许多人放弃了知识分子使命，或被政治强权所奴役，或被经济利益所绑架，或被伪劣宣传所欺瞒，却昏昏然不自知，不自醒；自身变做了无骨软体动物，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现实。”[⑥]

　　对现实有了如上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自己应该怎么办？能怎么办？会怎么办？

　　他告诉我们：“当铁匠你就不能怕火星儿，从更高的意义上讲，现代知识分子坚守什么？当然是坚守科学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信念，往大里说，是信仰。”[⑦]

　　他清楚：“如果没有一两部出版不了的书，那还算中国的好作家吗？”因此，“我的态度是：承认危机，冷静平实，坚守理想，提高质量”。[⑧]

　　他告诫自己，也是告诫大家：“我们应该是豁达的，是坦荡的，是乐观的，生活的坎坷，一时的沉沦，短暂的失败，都不要紧，你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出过一点儿力气，写了优秀作品，你的人生很值得欣慰”。[⑨]他懂得“理性与自省是非虚构写作者必备素质。我这里言说外部环境，或悲或喜，不过是客观情景，而关键所在，生命线所在，却不在外部环境，还在于作家自重”。[⑩]

　　再看朋友和评论家是怎样谈赵瑜的。

　　萧立军曾说：“赵瑜是条真正的汉子，是个哥们！”

　　黄菲蒂在其《从“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归——论赵瑜的报告文学》一文中提到：“由于犀利的笔锋和对敏感问题大胆干预的勇气，《太行山断裂》的问世可谓曲折坎坷，几经辗转，最终在《花城》上发表，引起文坛注目和社会关注，甚至一度惹发了‘上面’的恼火，赵瑜也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并说：“如果不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国家的大爱，一个作家实在没有必要做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李炳银在《赵瑜和他的报告文学》一文中评价说：“赵瑜的报告文学，是推动和丰富提高‘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种重大文化、文学现象的坚实力量，这样的文化、文学现象，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史上都会留下特别分明的痕迹。”还说：“赵瑜的成功，时常令人钦佩和高兴。这是中国报告文学成熟和高度的体现。”

　　李建军在《完整的世界在这里反映出来》中肯定赵瑜说：“为文不作媚时语。这话说说容易，做到很难。然而，赵瑜做到了。在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能够与市场和媒体等异化力量，保持适当的距离和清醒的反思姿态者，似乎并不是很多，而赵瑜正是这不多的作家中的一个。”

　　张不代在《对现实的关注、正视、思考是文学的基本品格》中说：“……乡亲们对老赵(赵树理)和小赵(赵瑜)有一个相同的评价，说他们‘都是最有良心的作家’。”

　　赵勇在《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中说：“我们看到，在迄今为止赵瑜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他差不多已把讲真话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

　　好了，我们不再一一引述。赵瑜在人生道路、社会生活、文学征途上，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了苦难的心窍，于是他既不谩骂也不消沉；既不狂热也不浮躁；既不敬畏也不啊Q，而是凌驾于事物、事态之上，俯视其来龙去脉，然后，自审、自省、审父、探索，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鲁迅所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

　　知识分子不执掌国家的政治权力，也不拥有足以制约整个社会的资本力量，但又必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并以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自由个性”和“独立素养”就是极其重要的。敢于言他人之未敢言，善于言他人之未能言，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对社会进行理性的、善意的批判，坚持真理与正义，坚持民主、自由、科学、平等，为民生求福祉，为社会谋发展，为中华民族求复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也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报告文学作家。

　　三、丰碑耶？里程碑耶？

　　《寻找巴金的黛莉》取得了成功，受到广泛好评，分析评论已多，我们在此不想蛇足。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寻找巴金的黛莉》究竟是一座丰碑，还是一座里程碑？现在跟进的作品不少，它是否能引领潮流，改变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走向和现有格局？如果能改变，无疑它是一座里程碑，如果不能改变，它只能是一座丰碑。看来这还需要一些时日，还需进一步静观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但无论是丰碑，是纪念碑，还是里程碑，它的成功、它的辉煌是毋庸置疑的。它为报告文学的丰富性、艺术性提供了诸多范例。我们呼吁翻译家们应尽快将《寻找巴金的黛莉》及赵瑜的其他作品译介到国外去，让世界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中国故事，了解中国的报告文学。赵瑜的某些作品具有普适性和普世性，有走向世界的可能。现在一提普世价值观有些人就神经过敏，我们只要承认人性中全人类有共通的东西，就应该承认普世价值观，至于怎么解释，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寻找巴金的黛莉》的艺术成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结构，赵瑜使用的是一种不断设疑，不断解疑，层层剥茧的侦破小说式结构；二是细节，通过真实、感人的细节，揭示文化青年的命运及文化是怎样被解构、被销蚀的；三是语言，以平实、简洁、典雅的生活化语言，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充分体现出语言的时代化特征。就这三个方面而言，我们最关心的是细节，因为报告文学允许不允许虚构，允许不允许合理想象，所有争议几乎均来自于此处。

　　(一)细节必须真实，不能虚构。一般读者读报告文学首先记住的是大事件、大问题，而后记住的就是触动他心灵的细节。本文作者曾在《“合理想象”的尴尬》一文中列举了诸多引起争议的细节，而赵瑜所选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二)细节不能猎奇，不能“碎片化”。不少报告文学作者也注意到了细节问题，但出于新奇、抢眼的考虑“见好就收”，结果出现“碎片化”。就连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斯诺有时也难免犯这样的错误，例如他在《复始之旅》中写到：“宋庆龄说：‘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日本，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后来我们的许多书籍大多都引用了斯诺此说，在中国流传甚广。然而宋庆龄并不承认此说，她说：“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斯诺的生动细节倾刻在此化为猎奇碎片。

　　(三)细节必须典型，必须有深刻内涵。报告文学的细节不是越多越好，碎片化的细节只能消解报告文学的正义性、战斗性，细节必须能为主旨服务，必须能精准深刻地反映作品内涵。例如赵瑜所选马俊仁怒扯姑娘们乳罩的细节，既生动形象抢眼，又对揭示马俊仁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这才是报告文学所需要的细节。

　　历史和现实不会是一一对应的平面镜子，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重视历史真实？或者说是如何写出有高度真实感的历史？这有赖于具体的细节，这个细节不是“细节描写”的细节，而是生活细节。彼时的，也就是当时的生活细节、活动细节，以及数字、方位、时间、地点等细节。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去跑、去找、去一一核实，正如赵瑜写《革命百里洲》那样，不怕啼饥号寒地住在那里，多次往返，为求一实。因为，一个真实性极高的细节(情节)，就可以击垮虚假的历史。

　　其实，细节、间离、闪回、蒙太奇等艺术技巧、文学技术能对读者产生一种震惊效果，这其实也是对大众麻木心理的一种刺激。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技术不仅仅是方法，技术是一种展现。如果我们留意这个，技术的本质的另一个领域就会对我们敞开。这是一个展现真理的领域。

　　除了赵瑜作品高超的艺术性，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谈，那就是翻阅赵瑜全部作品，你找不到下载的痕迹。现在下载注水已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大顽疾。任何一部艺术典范的成功，都会随之带来追随之作。苏晓康《阴阳大裂变》的成功，导致了“集合式报告文学”的产生，苏晓康将50多宗离婚案巧妙地组织在一起，用以揭示中国人的婚姻状况，指出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仍然在戕害着中国人民，强烈冲击了国人的婚姻观、人文观。然而苏晓康的年代网络还不发达，还没有走进中国的寻常百姓家。50多个离婚案苏晓康需要一个一个去寻找，去分析。尔今进入自媒体时代，网络下载唾手可得，于是为了追求历史感下载历史知识，为了追求文化底蕴下载名人轶事，民风民俗。但下载毕竟是接应传球，是空中接力，与在场主义不沾边，与原创，与作者的初始动机并不见得符神，这便给人以堆砌之感，反而缺少自然天成浑然一体之美。为避此疾，至今赵瑜坚持手写不用电脑，这在当下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明知可为而不为，这需要一种定力，我走、我问、我写、我说、我便是我！任凭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从他作品反映的思想看，他是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从写作工具看却是原始的。因此，他不是守旧，而是守拙。

　　本节的小标题是“丰碑耶？里程碑耶？”，其意一在肯定《寻找巴金的黛莉》，二在谈《牺牲者》。《牺牲者》完稿已8年，几经修正，现仍躺在赵瑜的书桌里，我们虽然无幸浏览原稿，但知道这是一部写“文革”殉难者的大书，这部100万字的大书之所以迟迟不能与读者见面，据说：内部有规定，“文革”不准提！

　　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彻底否定‘文革’”！何以又出来个“话语权者”明令“内部规定不准提”？这样的事例很多，习近平讲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性，……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讲得很对，很好。关键是他把词序摆对了，摆正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就是为人民谋福利，党性与人民性如果不一致、不统一，那就说明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而到了“话语权者”那里，话就变了，变成了“引导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从来我们文学史上肯定李白、杜甫、白居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的作品具有人民性。这又当如何解释？

　　这些“话语权者”来自何方？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试想当年参加“文革”的最小年龄，应是“老三届”中的初一，当年十三、四岁，至今48年过去，“红卫兵”大多早已退休了。而没退休者恰恰位高权重，可以左右舆情。究竟是什么人耿耿于怀力阻揭露“文革”真相？自揣浅陋，终于找到了一点历史的蛛丝马迹，原因来自“革命的三结合”。当年群众组织的头头，“三支两军”的军人，刘格平式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进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清查“三种人”是清查的没进班子的“三种人”，进入班子，进入体制内的就不再是“三种人”，而是由“革命群众”摇身一变而成为“革命领导干部”。再随着“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规定，这些人得势升迁，把握了话语权。因此，他们是最怕提“文革”、揭“文革”，阻挠披露历史真相的一帮人。伪君子肯定最怕揭露事实真相，不让揭露事实真相的却不一定就是伪君子，因为历史的沿革绝不是快刀斩乱麻，更不是快刀切豆腐，新的改革者必须在承接旧机制的基础上实施新政，旧人是无法全面彻底抛弃的，即便英明如邓小平，也不得不提出“一切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他也无法摆脱旧机制给他留下的整个干部队伍。这样伪君子就合情合理地存在下来，更有余某某处处显耀于人，面无愧色。他们是最怕揭露“文革”真相的“话语权者”。

　　“文革”遗毒已经消失了吗？没有！不彻底清算“文革”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对此，赵瑜很纠结，他本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结果人家不准提，而且，不仅“文革”，许多事都不准提，历史就在不准提中被阉割，被强暴了！赵瑜对此有自己坚定的看法。

　　“当前对于大历史的强迫性遗忘，声势浩大且愈演愈烈，使人逐渐习焉不察，而中国作家却选择了逃遁躲避。我们的写作不仅无力击败这场遗忘运动，相反，不少作家竟以种种所谓的艺术创新相互标榜，全然肯定了这场遗忘。数十年间，国人的集体记忆早已损毁得不成样子，想起来非常悲哀。”[11]

　　“可叹自‘文革’终结以来，统治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文革’这件事，而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能忘记这件事”。[12]

　　“让一些政治家继续他们的‘遗忘与愚弄’吧”[13]。赵瑜在这儿用错了一个词，不是“政治家”，而应是“政客们”。

　　说到底，在强权面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若想有所作为，除了以笔为枪之外似乎别无选择，中国文人历来就有“铁肩担道义”的文化传统。放开了想，古今中外政治干预文学，文学干预政治是历史的常态，恰恰是在这种相互干预的纠结中，历史在前行，真理在相互干预中显现。文学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为目的，无论歌颂还是揭露，表扬还是批判，这一切都是对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超越形式，失去了这种超越性，也就失去了文化，或者说成为对文化的异化。我们不应看赵瑜写了什么，而应看他是怎么写的，有没有超越“文革”思维？有没有人文情怀？有没有正能量？有没有对现实政治的超越？是不是在跟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对话？这才是我们应该看重的地方。

　　做为评论工作者，我们没有他求，只希望人民出版社能像个真正的人民，作家出版社能像个真正的作家，求实出版社能真正求实，中华书局真能挺起中华的脊梁……尽快推出赵瑜的《牺牲者》，此作的问世将是对极左势力和伪君子的重击，对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会掀起新一轮的报告文学阅读热。或许《牺牲者》的出版能冲开一座紧闭的铁门，如果它能肩起历史的闸门，那它将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

　　我们期盼着！

　　[①]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05页。

　　[②]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05页。

　　[③]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04—105页。

　　[④]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12页。

　　[⑤]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11页。

　　[⑥]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67页。

　　[⑦]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16页。

　　[⑧]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68、90页。

　　[⑨]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30页。

　　[⑩]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92—93页。

　　[11]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94页。

　　[12]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67页。

　　[13] 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第68页。

　　作者简介：

　　张立国(1948—)男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

　　张宏图(1976—)男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