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作家应带着职业身份去旅行

陈丹燕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少女们》、《女中学生三部曲》。80年代后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代表作有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　　陈丹燕也是中国作家中著名的背包客，痴迷于行走，力图呈现给读者真正的旅行文学。

俄罗斯茶点洒满了厚厚的糖霜

教堂里的圣画

盖瑞大街上的东正教堂

从伦敦来的神父靠墙坐着，眺望着他的教堂

　　{1990年初，作为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陈丹燕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一走就是20多年，她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

　　陈丹燕以作家的身份、用作家的视角在旅行，这丰富了她的文学主张，推进了她的文学创作。在陈丹燕看来，旅行真正的败笔，不是遇到意外，而是乏味。“我遇 到的最乏味的旅行是除了找中餐馆吃饭，就是按照小本子上的列表去买羊脂膏和金货，剩下的就是在纪念碑前留影。当遇到乏味旅行的时候，就对生活绝望了。”

　　2014年，陈丹燕凭借丰富的旅行经验，以“旅行文学”为概念推出《陈丹燕·看透风景》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的有《我的旅行哲学》、《咖啡苦不苦》两本。预计该系列共13册，将在两年内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什么是旅行文学？与游记的不同在何处？陈丹燕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旅行文学】

　　旅行到欧洲，我收获的第一个礼物是“危机”

　　羊城晚报：最近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中有一金句被转疯了：“你连世界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据说这句话最早来自你的一次演讲？

　　陈丹燕：原话是“先要观世界，方有世界观”。但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位禅师跟我说的，他曾经是一位数学系教授，而我对这句话也非常认同。有一次在厦门大学演讲，有位学生问：陈老师，你有没有人生口号？我脱口而出的就是这句话。

　　羊城晚报：20多年的行走，你的人生与文学主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陈丹燕：我非常热爱旅行，可能也和我的父亲在上海远洋公司工作、不断地出行有关。旅行可以带给你对世界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深切体会。本来，我并不是一个 非常广阔的人……是旅行让我变成了一条江，如果没有旅行我就是一条小水沟。如果看到了印象派的作品，它们对光线和光影的处理，真的以为他们是天才的眼睛， 因为在亚洲低纬度的地方我们没有这种光线。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那些地方的光线，光线的变化，就会发现原来都是真实的——那种走进书里和画里的感受对我来讲 非常强烈。

　　羊城晚报：除了家庭出身，还有什么促使你那样强烈渴望旅行，特别是在欧洲旅行？

　　陈丹燕：我是“文革”过后 恢复高考才读大学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那个时候没有书看，一个纸片也要看半天。生活在那样一个封闭的时代里，我们愈加渴望新的东西，希望有朝一日能真的 去看看欧洲小说里描写的场景，去看看契诃夫面前的那条河。而那个年代对传统文化的割裂与切断，使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更多的是接受西方文学的哺育，没有能力立 即还原、回到国学中，因此对西方文学营养的渴望更加强烈。

　　我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但来到欧洲后收获的第一个礼物是“危 机”，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差距太大。我喜欢跟着不同的书中描写的场景去旅行，这是一种全新的地理阅读的体验。成为作家很多年后，我在想，现实主义、浪漫 主义都已经被作家们“玩”过了，还有什么呢？也许旅行文学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羊城晚报：能具体谈谈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去旅行吗？

　　陈丹燕：比如我带着《尤利西斯》去都柏林旅行，来到大卫·伯恩酒馆吃点东西，这是《尤利西斯》第八章中布卢姆用午餐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乔伊斯是这家 酒馆的常客，也是老板的朋友。后来，乔伊斯把这家酒馆写进了《尤利西斯》，让这家酒馆声名大振。我拿着那本书，在墓地读完了乔伊斯写墓地的那一章。作家式 的阅读，成为我创作旅行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顺着很多书，真的能找到20世纪文学的结构线。

　　又比如我根据《格林童话》为中国的青 少年设计过一条童话路线。我找到第一版《格林童话》的插图作者住的那个小村子，原来第一版的插图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所以他画的都是小村附近的景色。现在当 地有一个一天的旅游项目，发给你一本《格林童话》第一版的插画看着，对比着，像这种就挺好玩。

　　羊城晚报：在这个过程中，旅行体验会发生变化吗？

　　陈丹燕：会的，现在我开始放慢脚步。一开始是一条线，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会慢慢变成一个圆。之后看得更加细一点，不会像年轻时候，非常饥渴，经常走长途的路，到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腿很疼，原来是牛仔裤的折缝把皮肤都磨破了。

　　羊城晚报：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畅销书，从本质上看，作家写的旅行书与普通旅行者写的书，区别在哪里？

　　陈丹燕：普通旅行者写的书是游记，而“旅行文学”是一种特殊文体，特点在于虚实相间。徐霞客、马可·波罗、达尔文的一些作品，记录的是对新物种、新大 陆、新事物的发现，这是一种探险记录，而不是文学。到了契诃夫的作品和后来欧美旅行文学的雏形出现后，这种文学样式才逐渐走向成熟，显著的标志是作者对笔 下人物的描写细腻、有情感，将人与事放在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去塑造，作品具有故事性，而不单纯地是对沿途风景的记录。

　　旅行的片段是碎片 化的，旅行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必须要有虚构的部分，需要有结构手法贯穿起来，同时挖掘旅行故事的意义。我认为，将旅途故事写成小说，应当尽可能保持真实性， 但虚构也是必不可少的。应当说，旅行文学这个品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成熟，国内市场所接受的就是游记、冒险故事。

　　每个人对旅行的看法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为了寻找艳遇，有的人是为了吃好吃的东西，这些都无可厚非。一个作家去旅行，应该带着自己的职业身份。 

　　羊城晚报：从形式上看，你的这套旅行作品系列由文字、图片和图片说明组成，形成互文。在文体上是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部分采用的是小说的形式。这算是一种创新吗？

　　陈丹燕：我在做这套旅行文学时是受到《孤独星球》系列书籍的启发的，尝试在书中放入照片并解说，将影像、虚构的人物和整个问题相结合。

　　【咖啡馆】

　　我去咖啡馆喝一杯，相当于回到家找个地方坐下来

　　羊城晚报：从新书《咖啡苦不苦》中，能看出你是一个对咖啡情有独钟的人，在旅途中、在你的旅行文学的概念中，咖啡馆是怎样一个所在？

　　陈丹燕：我是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咖啡馆中。所以我选择的咖啡馆是光线合适，味道合适，座位对我来讲合适，可以坐下来工作。如果追溯去看，咖啡馆最早是读书沙龙、政治集会的地方，是一个相当高端的文化场所，现在不太一样了，朋友聚会也都在咖啡馆了。

　　我觉得咖啡馆里肯定有社会学。如果是咖啡馆有志愿者，能够让我们安一些小的录音机，他们随便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些人来咖啡馆的目的，咖啡作为一种介质，在不同的谈话当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很有意思。

　　羊城晚报：你为什么如此钟爱咖啡，甚至在“旅行文学系列”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本书？

　　陈丹燕：大家也许会想，咖啡是比较西化的，因为你有追求所以你来喝咖啡。这样子就跟喝咳嗽药水差不多，因为我咳嗽所以我要喝药水。但是我的原因非常简 单，因为我开始去旅行就是一个人，这个城市也许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我不喜欢白天待在酒店里。而且以前我住的都是年轻人酒店，小酒店在上午十点钟到下午两 点钟之间，住客不可以回去，因为要打扫房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我累了需要坐一下，就得找咖啡馆。

　　咖啡馆对一个单身旅游者来说，它就是你的家、你的图书馆、你的客厅。所以我去咖啡馆喝咖啡，相当于我回到家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在那里看书，决定我明天要去哪里，要不要去长途汽车站买票，要不要写一个明信片回家。

　　羊城晚报：对，书中收录了很多你寄出的明信片，它们同样经过长途旅行，很有故事。

　　陈丹燕：我在咖啡馆里面写过很多明信片。很多写给我的女儿，她那时候还不认识字，要靠画的，画妈妈在干吗，吃了什么东西，给她买了什么。很多我应该在家 里完成的事情其实是在咖啡馆完成的。这个旅行断断续续二十几年，所以我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咖啡馆适合我。当然也有的时候希望我坐的这个桌子是安徒生坐 过的，或者是萨特和波伏娃坐过的，或者是杜拉斯坐过的，或者是海明威坐过的。文艺青年就肯定会想到这些，最好还去喝一杯跟他们一样的咖啡。这本书慢慢地就 这样写出来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我写这些书的时候，中国人还不写游记。所以我去那些咖啡馆不是为了写书，是为了找个地方坐下来。目的单纯反而给自己带来享受，等它变成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目的单纯的积累了。其实，有些为拍照片而去的咖啡馆，我最后都并不能真正记得。

　　新作先睹

　　旧金山：俄罗斯的糖霜(节选)

　　上海，襄阳路长乐路的十字路口有一座蓝顶的东正教堂，那是1937年时，当时年轻的约翰神父从俄罗斯来到上海住持的。当时约翰神父的家就安在教堂旁边的 神父住宅里。那是一座从革命后的俄罗斯辗转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侨民合力修建的教堂，据说教堂里面画满了忧郁神秘的神像，教堂里没有座位，人们进到里面，都站 着。那里的白衣耶稣长着温柔的大眼睛，红衣圣母像画在教堂外面的墙上，面对一个小公园。

　　后来，住在新乐路附近的五千东正教徒决定前往旧金山，约翰神父在盖瑞大街上找到一块地，他们决定要在那里建造另一座东正教堂。1956年后，他们陆续到达旧金山。

　　有趣的是，在上海，我的家离襄阳路只隔着两条马路。而在旧金山，我住的地方离盖瑞大街也只隔了两条马路。

　　旧金山也和上海一样，秋天的黄昏来得很快。当我看见盖瑞大街上的教堂时，它的金顶在暮色中仍旧闪烁光芒。见到它，才知道原来襄阳路圣母大堂的蓝顶上，要 是还有金色十字架的话，也会显得高，显得苗条。教堂关门了，不过教堂对面的咖啡馆开着门，我走进去问教堂的事，咖啡馆里的人三三两两转过脸来，告诉我要早 上去，早上有弥撒，八点。坐在大沙发上的一个大胖子缓慢地转过身来问：“有什么事吗？”他是现在的神父，俄罗斯移民，当年跟着父母前往英国，做了神父后， 差会派他来到旧金山。

　　我说自己从上海来，自己的家就住在当年的东正教堂附近，那个蓝顶的教堂。自己小时候在小公园里滑滑梯，站在滑滑梯的架子上，总能看到在高高的梧桐树梢上，教堂蔚蓝色的圆顶和圆顶正中的一个黄色的小圆点。在我单调的童年情形中，它几乎是最美丽的风景。

　　大胖子“哦”了一声，咖啡馆里的人都“哦”了一声，“上海！是的，我们从前的教堂就在上海的亨利路上。”

　　原来圆顶上的蓝色，是东正教堂里圣母大堂的颜色。

　　“蓝色还在。”一个中年女人温柔地笑了，她出生在旧金山，但她是在母亲腹中从上海来的，所以她自己仍旧认为自己是属于上海的。

　　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用上海话说了两个路名，亨利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这条路叫新乐路。杜美路现在也没了，现在那条路叫东湖路。从前的杜美花园现在没有了，现在叫襄阳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