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咏梅：我的根据地

　　再有两个月，我迁居杭州就整两年了。事实上，这两年当中，我一直处于一种整理的状态。整理从广州搬过来的那个“家”，整理新安置的这个家，整理新入驻的办公室，整理与这个新环境接驳的各种路径。“整理”这个词，在我跟新朋旧友的电话中时常出现。也许是听得多了，一个闺蜜竟不耐烦地奉劝我：“整理就要干脆，该留的留，该扔的扔，就像那满柜子的衣服，哪一件有三年没穿过了，就该扔，别舍不得……”我虚弱地应诺着。要知道，这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整理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化繁为简的过程，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化一种具体的繁为另一种抽象的繁的过程，越整理越复杂。就像一张网眼密麻的空网，撒向往事的海洋，捞起来的，往往是辨不清理还乱的情绪。

　　17岁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工作十余年，现在又迁居杭州。像我这样的经历在70后一代并不算复杂。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作品里总会出现某个生活的基地，评论家们书面地称之为“写作的根据地”，而在70后一代作家里，这些根据地日渐模糊，甚至出现了“无根写作”的现象。诚然，我们这一代人比起上辈作家，故乡的文化滋养越来越稀薄，甚至对故乡的记忆，拎出来也是模棱两可，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对故乡的迟钝感应，导致了我们的“集体怀乡”，我们怀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故乡，我们怀的是一种集体的情绪——身处此处却总是不明此处何处的漂泊感。

　　刚来杭州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对付午餐，一直很纠结。上班的地方处在市中心，下得楼来，面对马路一片茫然。后来，我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幢大厦里，有一连串我所熟知的快餐店，麦当劳、真功夫、永和豆浆、必胜客、回转寿司……我像遇见亲人一样扑进这些店的怀抱，无需看单，我就能点到我想要吃的午餐。坐在这些布局雷同的环境里，我感到很安全，以至常常忘记了身处何处。有一天，我坐在满记甜品，点了一份杨枝甘露，习惯性地对那个清白的女店员说了一句粤语，看着她满脸迷惘的样子，我才醒起——这里是杭州啊。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惆怅油然而生。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就在前两天，我坐在公交上，上来一个老妇，拉着一个男孩，一落座她就跟那男孩说：“嫲嫲带你去吃饭先，好唔好？”男孩脸无表情地答了一句：“是但啦。”(粤语“是但”就是“随便”的意思。)他们的对话让我心里一颤，在嘈杂的公交车上，我的耳朵一直跟随着他们。语言总能惊起我心底里日渐平复的乡愁。在日趋同质化的今天，故乡与另一个城市之间，语言才是唯一的分感器。

　　如果不是这些，我已经开始将这个逐渐适应的美好城市当成故乡，当成写作的“根据地”了。在这两年的写作中，我有意无意地在作品里放置了很多关于“根据地”的暗示，比如说，京杭运河、杭州的菜肴小吃，甚至我才略懂一二的杭州方言句式，可是，我的写作依旧是“无根”的写作。这个无须也不能回避。语言的气味令我露出了马脚。而最为重要的是，在作品里难以掩抑的“都市怀乡症”。这些症状也不见得是多么具体，但它们一直都在，它们是一种莫名的失落、格格不入、怅惘，以及种种的不确定。

　　我曾经在整理一只卡包的时候，发现还保留着不少商场贵宾卡。这些商场都是我生活过的城市，我消费过的那些“购物根据地”。它们就像一张张履历表，记录着我这个“无根”一代的生活足迹，它们所积累的分数，同时增值了我对这些城市的怀念。看起来，它们印制得大同小异，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截然不同——在王府井商场，我因为惦记着那条价格不菲的裙子，纠结了两天，再来却被人买走了，懊恼；在天河城，我因为争取高一个点的折扣价，跟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拼买，值当；在世贸广场，因为贵宾卡的积分获得了一次高品质的免费西餐套餐，窃喜……这些充满小市民味道的记忆，攒下了我对一座城市的情感积分。

　　那么故乡呢？我在这只卡包里，还整理出了几张交通卡，有梧州的、广州的、香港的、北京的、杭州的，年份最久的，就是故乡梧州的那张。不记得办有多少年了，自从我离开家乡就没再使用过——因为每次回去时间都不长，出行也没必要坐公交。我一直将它插在这只卡包里，要不是这次整理，我几乎都忘了。前段时间回家乡一趟，因为住的时间比较长，就跟着爸爸妈妈东去西去。有一天，我们心血来潮，坐公交到我们小时候住的那个老屋去望望，据说那里快要夷平了，一个房地产大老板要在那里造别墅群。出发前，我拿出了这张才翻出来的公交卡，爸妈都惊诧不已。“还能用吗？”是啊，还能用吗？故乡？在一只脚跨上公交车的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一阵害怕，当我将那张卡伸过去，只听见“嘀”的一声，清脆、确定、果断，甚至刺耳，之后，我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就像接收了某个巨大的磁场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