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晶岩：误解缘于陌生

　　出版长篇报告文学《西望胡杨》

　　孙晶岩：误解缘于陌生

　　作家孙晶岩希望以59万字的《西望胡杨》刺破“误解”的魔障。这部最新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全景式展现北京援疆人精神风貌，还探究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化史、文学史、音乐史、艺术史、宗教史，在接受青阅读记者专访时，孙晶岩表示，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一定要把暴恐分子和广大的维吾尔族人民区别开来。为此，她一直在给自己设置难度、添加“砝码”，直到把一部“中篇”丰厚成如今的“大部头”。

　　当初就决定，一定不能写成好人好事

　　青阅读：您是怎么想起来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的？

　　孙晶岩：2010年冬天，我收到了一份邀请：去和田写一篇关于北京援疆人精神风貌的中篇报告文学，出于对新疆的热爱，我非常痛快地接受了任务。第七批北京援疆干部任期是三年半，我从2010年开始，每年到新疆采访一个半月，一直待到他们任期结束，故事真是太多了，新疆的风土人情也太丰富了，于是，我就加入了大量的内容，而这一度增加了编辑的负担和出版的难度。

　　青阅读：从中篇变成现在的长篇，中间一定有很多令您收不住笔的感人事件。

　　孙晶岩：那真是太多了，比如，援疆干部杨剑的母亲病危，可是为了和田的工作，她含泪告别，飞机刚刚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就接到丈夫的短信“你赶紧回来吧，咱妈走了……”

　　而在新疆，当地人也很有情谊，买买江因为北京老师的辅导，在皮山农场当上了幼儿园老师，2012年，当他听说当年培训他的老师来到和田回访，一天之内从皮山农场到和田骑着摩托车往返跑了370公里，那个地方我去过，坐汽车往返还需要5个多小时，而买买江骑着摩托车穿越烈日黄沙，就为了看一眼当初的老师。还有一位曾受过援疆干部帮助的人，为了请新来的援疆干部吃饭，全家人凌晨3点就开始杀鸡宰羊动手做饭，又怕大家找不到路，一大早儿就守候在招待所的门口，感动得援疆人们边吃边流泪。

　　青阅读：您在新疆是否很容易与当地人沟通？

　　孙晶岩：我学习了维语和新疆风土人情，我还把自己打扮成维吾尔族人，特意把头发染成了棕色，把头发盘起来，穿着大长裙，这样一来，我跟当地人在一起时，他们根本不把我当外人。

　　我从到了那里，就决定要好好地建造一个能够跨越隔阂的“桥梁”，为此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新疆的历史，也因为这些偏离于原定主题之外的内容，使得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并不顺利。我曾跟编辑说过：“如果只是写好人好事，那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青阅读：《西望胡杨》用了3年多的时间，您一定下了很多的工夫做研究。

　　孙晶岩：我写了30年的报告文学，出版了600万字，我深深热爱这份工作，就是因为写报告文学可以借真实的人们的嘴，说我想说的话，但是，我并不会因为有表达的意愿而曲解任何事实。我写的报告文学没有出过一起官司，没有接到一封告状信，原因就是我的调查扎实，创作认真严谨，这点我很自豪。

　　青阅读：《西望胡杨》让您觉得满意和遗憾的地方是什么？

　　孙晶岩：写《西望胡杨》，我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有些“假公济私”——表面上要完成我接受的写北京援疆干部的任务，但实际上我又想完成自己心里的任务，所以才做了那么多的功课。书到用时方恨少，写这本书让我看了很多书，长了很多知识，而且尽量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这应该是让自己满意的。

　　遗憾的是，我还有大量素材没有用，所以，我会继续写下去。新疆占我们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而我们对这块土地和人民却了解不够，误解缘于陌生，援疆除了投钱于建设生产外，也应该重视文化援疆，教育援疆，要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报告文学被一帮蛀虫毁了 

　　青阅读：您曾经写过《五环旗下的中国》、《中国动脉》、《中国金融黑洞》、《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等14部长篇报告文学，题材广泛，也很有影响力。但是不久前鲁迅文学奖引发很大争议，原因之一就是阿来对报告文学奖的“抗议”。这让人感到，现在的中国报告文学整体环境有一种没落之感。

　　孙晶岩：原因很多，一个是文学能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过去了，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不是真心创作文学的人挤进了这个圈子，报告文学被一帮蛀虫毁了，他们写的是广告文学，给商家写报告文学要几十万酬劳，还有一些“剪刀手”，自己根本不去实地调查，就靠裁裁剪剪拼拼贴贴，在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有人拿着剪刀到图书馆偷偷去剪，这样拼贴出来的报告文学怎么可能会受欢迎？报告文学七分靠采访，三分靠写作，没有扎实的调查，写不出好的作品。

　　青阅读：您认为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孙晶岩：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是行走者，不能太在意得失，不要考虑自己是否得奖等名利问题，作家要有风骨，不要谄媚，不要去跑奖，作家的良心和才华是通过文章留给后人的，一个钻营的作家不会写出好作品。

　　青阅读：您认为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有区别吗？

　　孙晶岩：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强调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比如美国人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就是非常棒的非虚构写作，作者以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一起震惊全美的凶杀案为素材，他的写作行为不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我特别喜欢非虚构写作，能够释放出心灵的自由。

　　至于报告文学，我认为其生命在于真实性，不能作假，这一点与非虚构写作是相同的，但是目前在中国写报告文学，你必须要考虑到政治的因素，比如我采访过中国十多所监狱，十多所看守所，写过《中国看守所调查》等6部政法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写作中我必须考虑到政治因素，否则根本无法出版。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对于作家的政治嗅觉和政策水平有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