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说咂摸北漂底层生活

作家荆永鸣 本报记者 和冠欣摄

　　本月，2014年老舍文学奖颁出，以写外地人在北京而著称的作家荆永鸣，凭借《北京邻居》再度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当天中午，他喝了不少酒，心情很好。说起得奖感受，荆永鸣颇为动情，称自己也是一个外来的谋生者和写作者。

　　十余年来，荆永鸣孜孜不倦地创作底层北漂题材的小说，塑造了一群“北京候鸟”的形象。在书写底层北漂的北京作家里，他颇具代表性。此外，刘庆邦、徐则臣等人也都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他们用手中笔，描绘了漂在北京的庞大底层人群的五味生活。

　　以餐馆为窗观察农民工群体

　　我开的餐馆是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很窄。两旁是清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长，一端是宽阔的马路，一端是一条商业街，繁华得很。人从胡同里走出去，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摘自荆永鸣小说《纸灰》

　　1997年，年近不惑的荆永鸣，辞去内蒙古平庄矿务局枯燥的办公室工作，带领全家来到北京谋生。在朋友们的资助下，他在东城区大甜水井胡同开了一家小餐馆。在煤矿工作时，荆永鸣就热爱创作，以为在北京开餐馆能够“以商养文”。

　　但现实很快把他的梦想打碎。餐馆的繁琐事务弄得他毫无清闲的时刻，伙计们之间的矛盾需要协调，买菜做菜的质量需要关注，顾客酗酒闹事需要处理。还有工商局、派出所、防疫站隔三差五过来抽查，令他疲于应付。他放下了原来的清高，亲自动手刷碗、杀鱼、收拾剩菜盘子。居住空间更是狭窄，荆永鸣和妻子住在四平方米的小房里，外间还住着餐馆的伙计。这样的房间除了一张床，连一台电脑都摆不下，更甭谈创作了。每天忙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根本没有余暇兼顾文学。

　　回想起初到北京的两年生活，荆永鸣感慨地说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好在餐馆的生意渐渐好转，还赚了一点钱。接着他扩大生意，又开了一家小餐馆，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被搁置的文学创作也在他心里复苏过来，从1999年开始，他重新写起了小说。“我以餐馆为中心，观察来来往往的各种人。我那儿是低档餐馆，进来的都是底层打工者，我和他们喝酒、聊天，觉得他们很有意思。”荆永鸣说，自己开始创作一批“外地人”的短篇小说，一发表就反响挺好。

　　餐馆也成了荆永鸣小说里的核心地点，店里的厨师、服务员、收废品的、保安等各种来京谋生的社会底层人物成了小说里的主人翁。他观察一个人的举止，从言行、点菜、喝酒的姿态，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身份。他和厨师、服务员都建立了友谊，能相互交心，一起吃饭、喝酒，而不是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我在煤矿工作二十多年，对那里的一切熟视无睹。到了北京这样一个陌生环境里，反而助长了我的想象力，只要走进北京胡同，觉得到处都是故事。”

　　此前，写北漂的小说也有不少，但主人公大多是在“文化层面”上漂泊的人群，如演员、歌手、画家、都市白领等，过着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真正写底层北漂的作品却极少。“北京容纳各个阶层的人士，其他城市都比不了。但书写一个城市，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关心自己周围熟悉的生活。我就是一个底层人，正好跟当时流行的创作区分开来。”荆永鸣笑道，自己小说里的“我”经常是一个餐馆老板，很多人就问他是不是写自传。“听到这类问话，我心里很高兴，觉得小说虽然有虚构，但看起来应该很真实。”

　　刻画外地人精神上的尴尬

　　这天上午，刘民的情绪不太好。一大早，他在菜市场拉着一车的青菜萝卜和肉呀蛋呀的往回走，一路上尽管他走得小小心心，还是先后被人厌恶地骂了好几个“傻×”。当然，骂也就骂了，搅在这么一个人多、车多、行路难的城市里，别说慢腾腾地蹬一辆三轮车，你就是骑摩托，开大奔，甚至轻手利脚地走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要想不被人骂上几句傻×其实也难。这没什么，很正常。

　　——摘自荆永鸣小说《大声呼吸》

　　开餐馆的酸甜苦辣，使荆永鸣对农民工充满同情，但他的小说不追求故事的传奇性，而是叙说他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通过一个个毫不起眼的细节，来刻画他们遭受的内在精神创伤。在荆永鸣眼里，起初北京市民很反感外地农民工，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感情上慢慢接受了外地人，开始逐渐适应外地人的冲击。但在精神上，外来打工者很难融入这个城市，即使学会了几句骂人的北京话，还是不地道。

　　“打工可以受苦，但也有快乐，我总是关注这群人的精神状态，没有把他们写得多么苦难。”他写下了现实中农民工在北京城里遇到的种种烦恼，尤其是精神上的尴尬。荆永鸣说，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以至于“尴尬”已经不知不觉成了他小说里的一种符号。“《大声呼吸》写到了精神层面上的压抑。一个外地农民工当了小老板，他去街心公园跟城里人唱歌，但唱着唱着就融不到一起了，外地人和城里人还是有差别。”

　　在荆永鸣的小说里，城市对农民工是一个精神压抑的空间。荆永鸣举例，在《大声呼吸》里，刘民和秀萍夫妻虽说人在北京，但这儿并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居无定所，前后搬过好几个地儿，总是逃不掉被歧视和排斥的目光。好不容易租下个房间，隔壁的老头儿却有心脏病，听不得一点响声，害得刘民夫妇干什么事儿都不得不敛气屏息，就连想放声痛哭，都得坐车跑到郊外的野地里。

　　这些漂在北京的打工群体，精神上还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荆永鸣的小说《纸灰》就是如此，主人公民子为躲避村长的报复流落北京，到了父亲的忌日，按照家乡风俗，离家在外的人要在十字路口为亲人烧纸。“这个小说也表达了一种乡愁，打工者来到城市里，节假日又回不去，有一种共同的乡愁。”

　　荆永鸣感叹，外地人在北京可能有吃有喝，工资还会上涨，但骨子里还是没融入这个城市。他苦笑道，自己就觉得寄生在这个城市，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但回到老家，老家的人又觉得他是北京人，一来一去，反而把自己的身份弄丢了。

　　新一代打工者内心更自尊

　　几年时间过去了，令人惊讶的是，被拆掉的伦贝子府，如今竟然成了一处临时停车场！有一次，我曾特意绕过很长一道围墙，走进了这个停车场。场子很大，停靠的车辆寥寥无几。只见伦贝子府的三间府门，经过风吹雨打，显得越发破旧，在秋阳下投下了一道幽灵一般怪异的影子。它的西侧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我当年的餐馆。

　　——摘自荆永鸣小说《北京时间》

　　荆永鸣先后在北京开过四家餐馆，前三家都开在胡同里，目前仅存的一家位于房山郊区，这也让他对胡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采访当中，他特意掏出手机，展示自己拍的一张纪念图片。不过，图中当初开餐馆的大甜水井胡同，如今已被拆除，变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

　　刚问世的长篇《北京时间》还是以餐馆老板“我”为中心，但他尝试从外地人的视角，来理解北京胡同居民的生活，写底层打工者和老居民的交往和小摩擦，更多了一份怀旧式的温情和感伤。“一条胡同的变迁，就可以看出北京城的变迁。外地人住不长，住了几代人的胡同老居民也四散而去，感觉这是人类共同的宿命。”

　　开在房山的这家餐馆，算是延续了荆永鸣的写作和谋生方式。他感叹，底层北漂在北京扎根的难度很大，当初十几个老乡来北京开餐馆，现在唯一坚持的就是自己，好多人都回老家了。餐馆里的打工者也换了一代新人。“上一代年轻人已经被城市使用过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打工条件也比过去好很多。”荆永鸣举例说，以前一个餐馆服务员的月薪才300元，现在就是1200元也不易招到人，还要在外面找房子给他们住。

　　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一代年轻打工者比上一代不仅收入更高，心理自尊感也更强。平时他们就算是做错什么事，老板也不能骂他们，一骂人家立即辞职不干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比过去丰富，上网、去KTV，而过去啥都没有。”荆永鸣笑道，过去餐馆里几乎天天有人打架闹事，现在很少有这种事了，整个行业的素质在提高。其小说里的人物和场景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主人公在大城市里很焦虑，但回望生活，觉得还是有希望，并非都是压抑和苦难。

　　虽然写的是底层北漂人群，但荆永鸣并不赞同“打工文学”这一说法。他直言不讳，广东地区流行的“打工文学”写苦难的太多，甚至比谁写得更残酷，经验上大量重复，这种创作没有太大意思。“如果用不同的故事，表达的是同样的经验，不能提供新的东西，你的表达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他说，自己还会继续写餐馆题材，但塑造的人物肯定不会重复。

　　延伸  

　　年轻作家写北漂，心态更焦虑

　　北京有着庞大的底层北漂群体，近年来写这个群体的小说也逐渐多起来。作家刘庆邦最近创作的“北京保姆”系列小说，描写底层北漂群体，写北京家庭和保姆在城乡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北京这么一个纷繁的大都市，写起来容易流于表面，要找一个切入点。北京有三四十万保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家请过保姆，朋友家也请过，也看过很多相关报道。”刘庆邦说，以保姆为切入点，能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作品。

　　和荆永鸣、刘庆邦笔下的打工者相比，今天北京的小白领阶层，实际上也下滑为底层北漂了。80后作家焦冲的长篇《北漂十年》，写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焦冲现在从事广告文案工作，最初每天都要加晚班，只有周末才能写点小说。他笑道：“来北京十年，没房没车，打算在河北老家买房，希望压力小一点。”在他的小说里，外地打工者都是底层小白领，都是从农村、小城镇出来的大学生，收入比体力打工者稍好一点，身上背负巨大的生活压力。

　　“小说里的主人公，工作都不太稳定。他们的恋爱、婚姻，又都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想在北京扎根，但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焦冲举例，这些人很节俭，消费习惯不像大城市里的人，比如，不会花上千块钱给女朋友买一个包或一件衣服，假日也不会花大钱出门去旅游，跟老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直言，小说里写的其实就是自己和身边朋友的故事，写的就是这群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70后作家徐则臣的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也描述了一群底层北漂的生活，文化上也类似于小白领阶层，既有民营书店老板、民间诗人，也有办假证、卖盗版光碟的。其中，小说《啊，北京》中的假证贩子边红旗，之前是江苏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前假证贩子，后从事盗版碟贩卖的敦煌，也是一个专科生。知识丝毫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知识只是在贬值。徐则臣正在酝酿写一部大学毕业生群租的北漂群体小说，“过去的阶层划分现在不太合适，如今的小白领阶层，像住在燕郊的小白领，每天披星戴月上班，生活范围很狭窄，可能比种地的农民还要辛苦。”

　　《当代》编辑石一枫编过不少底层北漂题材的作品，他也深有感触。他直言，荆永鸣写的外地人在北京，心态是积极乐观的，开小餐馆的都能自得其乐，也有信心在北京扎根。但在焦冲这样的年轻一代作家笔下，北漂打工者每个人都有着巨大的焦虑感，都觉得没法留在北京，只是想在这里换个活法儿，明天在哪里好像无所谓。在石一枫看来，“十几年前北京的生活压力没现在这么大，房价没这么高。现在小说里的底层北漂，有更强烈的漂泊感，跟以前对比特别明显。”

　　观点  

　　不能指望名作家关注底层北漂

　　虽然北京有着数量惊人的底层北漂，但没有形成类似广东“打工文学”的创作现象。“北京太广大，人太渺小。打工群体在北京被边缘化，淹没在北京的‘大海’里，没有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作家梁鸿说，这导致文学圈对他们的关注度不够。在《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看来，北京不像广东有很多大工厂，打工者没有集中在工厂流水线上，而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公司、服务行业等。他感叹，外地人在北京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医保等，但在文学上还没有真正触碰到。

　　像荆永鸣、徐则臣这样持续书写底层北漂的作家并不多，真正揭示生活的好作品也还太少。杨晓升说，从底层北漂里出来的作家太少，像荆永鸣能开餐馆，还有条件去创作，其他很多人受到生存的压迫，或者缺少文字功底，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的少之又少。

　　北京有很多知名作家，但并不能指望他们关注底层北漂。“知名作家大多已经养尊处优，能体会到外地人在北京打拼的艰辛吗？”杨晓升说，有些作家所谓体验生活，根本就是走马观花，然后凭想象写作，进入不了人家的生活。他不客气地指出，很多作家面对当下城市生活感到很茫然，既对大城市的底层生活缺乏体验，也不了解新兴的富裕阶层，写不出好作品。

　　徐则臣也坦率地说，靠体验生活去写作，根本不靠谱，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是从江苏小地方来的，跟外地打工者的心态很像，在北京寻找着身份和心理的认同。我小时候的同学也在北京打工，我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悉。”他透露，其实这些年自己一直在研究北京，看了很多城市发展类的书，还看了很多外国作家写纽约的小说，学习人家处理大都市生活经验的方法。徐则臣说，自己最熟悉中关村一带，这个地方有着各个阶层，写透了这个地方就写透了中国。

　　刘庆邦成名已久，但选择写北京保姆的题材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也主张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人物、日常生活。“从广义上讲，我从农村来到北京，离开了本土，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也是打工。如果一个人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不太可能写好保姆题材。我了解保姆的文化心理，了解她们的行为心理逻辑，才能写得不离谱。”他恳切地说，作家和写作对象要有心理沟通，“我写保姆其实也是写我自己，写自己在北京的心路历程。”

　　后记  

　　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

　　他们是小区清扫垃圾的人，他们是收废品的人，他们是送快递外卖的人，他们是街边摆摊的人，他们是装修房屋的人，他们是贩卖蔬菜水果的人，他们是在低档餐馆吃饭的人，他们是贴小广告的人，他们是站在街头做推销的人，他们是拥挤在春运列车上的人……他们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当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漂在北京的底层人群。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把青春献给了这个城市。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庞大的底层北漂人群，属于这个流动时代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酸甜苦辣，在文学创作中还表现得太少。虽然也有不少无名作者在写这类题材，但仍然是各自零星的战斗，没有形成一个气候。写底层北漂，需要作者有切身的感受，来不得半点造作和纡尊降贵，才能写出生活的质感，写出这个人群的精神世界，而不停留在表面的渲染上。

　　也有影视作品表现北漂人群，但大多显得很假，比如《老大的幸福》这样的电视剧，距离真实的底层人物相差就太远。近年来，一些知名作家的小说开始关注打工者，像贾平凹的《高兴》、余华的《第七天》，但这类小说总让人觉得不太真实，作家本人的想象力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这类名作家平时的生活圈，基本上跟打工者绝缘，主要依靠一些新闻报道来获取素材信息，又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呢？

　　诚如一些作家所言，当下的城市生活很难把握，创作底层北漂题材同样如此，完全是一个新课题。中国作家过去大多写乡村题材，或者写工厂、单位的题材，缺乏写当下城乡流动人群的创作经验。西方作家写大城市的经验，照搬过来也不适用。因为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在西方是没有的，这种二元模式下出现的大城市生活经验，可谓前所未有。很多作家有时确实有心无力，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写不好城市漂泊人群。

　　把目光对准底层人群时，进行底层叙事还需要格外谨慎，不能变成一种简单的标签。事实上，很多作家一写到底层，就容易诉苦不迭或加以道德拔高，结果忘记了文学艺术性。不能不说，荆永鸣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成功。书写底层北漂时，最终刻画的是共同的人性，是这个时代人们共同面临的困境和命运。让沉默的大多数开口说话，变成有血有肉的文学人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漫画/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