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机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张利群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学机制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从文学发展机制研究及其文学机制论与文学动力学理论建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目前学界关于文学机制论及其文学动力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着重从推动文学发展的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文学“他律”与“自律”、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文学制度建设与长效机制建设等角度，探讨文艺方针、方向、政策、制度、体制、规划与文学发展关系及其功能作用问题，并从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角度对文联作协组织机构、文学教育制度、文学评奖制度、文学活动机制、文学院创作人才培养方式及其作家签约制、创作项目责任制、作家采风制度、文学创作基地、文学媒介生产、网络传播方式等方面，构成文学机制论研究的大体框架与主要内容，提供文学机制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成果。该书理论研究特点及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有四点。

　　首先，将文学机制研究与文学制度建设有机结合，阐发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及其功能价值。张利群《文学机制论》是继其《文艺制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从制度文化研究视角对文学发展的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结果。就文学制度与文学机制两者关系而言，文学制度尽管有外部制度与内部制度之分，但总体上侧重于文学“他律”性的外部研究，着重于制度对文学的保障功能作用；文学机制也尽管有外部机制与内在机制之别，但总体上侧重于文学“自律”性的内部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制度与文学机制虽然各有自身功能作用及其不同侧重点，但两者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文学制度中必然包含文学机制要素构成及其功能作用；文学机制中也必然包含文学制度要素构成及其功能作用，两者构成整体、系统、综合的文学结构功能作用。因此，文学机制论研究既结合文学制度研究，共同着眼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总体性理论探索，又着手于从文学制度保障作用和文学机制动力的推动作用的研究角度分别切入文学发展规律与原因探讨，具有相互印证、互为作用、合为整体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文学机制论与文学制度论合为双璧、两水合流，构成保障与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其次，文学机制论着眼于文学动力学的理论创新。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体系缺失文学动力学研究内容，或者说有所研究而未能引起文学理论界足够重视。一些有关文学动力学研究成果主要将着眼点放在对作家创作动机的研究上，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如司马迁“发愤”说及其“郁结”说、刘勰“为文之用心”的“文心”说、韩愈“不平则鸣”说、白居易“补阙”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王国维“赤子之心”说等，均揭示出作者动机对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但文学推动力并不仅仅限于创作动机研究，而应该拓展到文学活动与文学发展动力机制的整体、系统、构成的综合研究。从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四要素”研究视角而言，文学动力学构成应该包括社会、作者、作品、读者要素等。当然，当代社会文学发展还需要重视媒介要素的动力机制作用及其文学传播机制推力，并逐步将其视为“文学第五要素”，由此构成文学机制的综合推力及其文学机制论主要内容。由此可见，文学机制论不仅在于丰富、补充、完善文学动力学内容，而且在于文学理论研究空间的拓展及其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文学动力学研究新的视域与新的领域，并在文学机制论与文学制度论的交叉点与契合口上寻找到文学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

　　再次，文学机制论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应用对策性。文学机制是推动文学活动与文学发展的动力源及其动力系统，一方面表现为文学内在需求的作家、读者、批评家的创作、阅读、批评动机意图及其行为活动的内驱力；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需求与文学生产、消费、传播、再生产的动机意图及其行为活动的推动力；再一方面体现为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系统构成的社会发展总体设计提供文学发展制度保障、政策支撑、机制驱动的外推力。这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及其文化强国的现实需求与发展趋向的背景下，制度的保障作用与机制的推力作用愈显突出。当下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政策调整在一定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能够有效激发文学创造力，解放文学生产力，提振文学自觉性与文学发展活力。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既是要加强文化发展推动机制，增强文化内在活力，又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力，以加强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活力。也就是说，文化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政策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文化机制，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由此可见，文学发展必须强化文学机制及其加大文学机制研究力度，这不仅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更具有现实性与时代性。

　　最后，该书具有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特色。该书立足于“广西文学发展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研究”，以案例研究方式及其实证研究方法对文学桂军崛起及其广西文学发展经验、原因、举措、途径、效果、价值、意义进行全面深入探讨，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文化及其文学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针对广西区位特点及其文学发展状况，如何强化广西文学发展的内驱力与外推力，如何将外推力转化为内推力，形成文学机制整合的合力，这成为广西文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广西文学界高度重视文学发展的制度化建设及其长效机制建设，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文学界及其理论批评界经过反思与积淀，多次召开有关广西文学发展的研讨会、座谈会、对话会，提出“花山精神”、“百越境界”、“刘三姐传统”、“百鸟衣模式”、“洼地崛起”、“蛙式跨越”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观念与思路，制定与实施文学发展的“三大战略”、“五大战役”、“十大工程”，提供广西文学跨越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政策保障与支撑。尤其是在全国文坛率先实施“作家签约制”，大大激发作家创作积极性及其文学精品推出，加快广西文学赶超跨越发展步伐。以东西、鬼子为代表的广西作家群，连续在“鲁迅文学奖”及其全国性文学大奖上不断突破，对文坛产生重大冲击波与持续性影响，被文学界、评论界称为“文学桂军崛起”、“广西文学现象”，并涌现出被称为“文坛三剑客”、“文学四君子”等在全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军人物。该书在系统总结文学桂军崛起经验基础上，选择从文学机制研究视角探索文学桂军崛起原因、依据与成效，提供西部文学发展方式的一个典型案例及其发展模式，凸显制度保障与机制推动的文学动力作用。这一具有“中国经验”意义的广西经验，不仅具有区域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代表性与鲜明特色，而且具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普遍性。由此说明，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在实践中具有重要功能与作用，而且在理论上具有学术价值与意义。因此，从文学机制视角探讨文学发展规律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既体现出文学机制论的现实性与实践性价值，也体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性与创新性，由此构成该书文学机制论及其文学动力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