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厚读”《金瓶梅》

　　先锋作家转型学者，解读“中国古代第一奇书”的新著《雪隐鹭鸶》面世　　

格非“厚读”《金瓶梅》

　　格非，生于1964年，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近年来转型，陆续出版“江南三部曲”即《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资料图片)

　　曾经的先锋作家格非，在二十年里一边写作，一边扎进《金瓶梅》的故纸堆里，他解读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奇书”的新著《雪隐鹭鸶》已于本月下旬出版上市。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出自《金瓶梅》，“雪隐鹭鸶”的意象既喻指《金瓶梅》中深远幽微的人情世态和历史文化信息，也令其成了格非新书的标题。与以往诸人的评点不同，《雪隐鹭鸶》不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对原作进行观察和剖析，更将其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并联系明代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来解释书中提出的问题和留下的疑问。

　　不要把《金瓶梅》读“薄”了

　　格非最早对《金瓶梅》产生兴趣，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当时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文学批评家朱伟说：“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这一评价让身为“红迷”的格非备受刺激，回到上海，他迫不及待地将《金瓶梅》完整地读了一遍。

　　这一读让格非对《金瓶梅》着了迷。他说：“那一次阅读让我深深感叹《金瓶梅》描写的精确性，这一点甚至好于《红楼梦》。另外，《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运用的笔法生动自然、活灵活现，让我久久难以忘怀。”此后，格非开始收集《金瓶梅》的不同版本，一共收集了6种，放在家中和办公室里显眼的位置，随处可见、随手可拿，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悟。他笑着透露：“有一次，我太太在家中另一个房间里读《金梅瓶》。过了一会儿，她眼泪汪汪地走出来。我问她：‘你怎么了？’她回答说：‘西门庆死了。’”“西门庆这样一个‘恶棍’，他的死却能让人流泪，可见作者在技法运用和情感表达上的卓越之处。而书中同样留下了很多疑问，比如里面从没提及西门庆的身世，这也引起了我的好奇。”为此，格非翻阅资料、研读明史，做了大量的笔记，最终集结成《雪隐鹭鸶》。

　　写《雪隐鹭鸶》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读者往往把《金瓶梅》视作情色小说，格非认为这是把《金瓶梅》给读“薄”了。由于长期被禁，《金瓶梅》的名声很大，但读过的人却并不多。格非回忆说，1987年他还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助教时，《金瓶梅》还是禁书。有次学校通知，教师可以以研究为目的，申请购买《金瓶梅》，他立即申请买了一套。书拿到手后到处显摆，两个月后就失窃了，而其他物品丝毫未动，由此可见《金瓶梅》的吸引力。直到今天，《金瓶梅》的阅读还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包括格非带的中文系研究生，也有不少没读过该书。由此，格非希望《雪隐鹭鸶》能起到向公众介绍并澄清《金瓶梅》特色的作用。

　　《金瓶梅》首提“真妄观”

　　究竟该如何重新认识《金瓶梅》？格非认为，《金瓶梅》最大的魅力就是一点都不伪装，不虚伪，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笔法呈现世相，对人情世故毫不留情地揭露。在中国小说里，《金瓶梅》第一次系统地把“真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而这正是大时代的反映。格非介绍说，明代宰相张居正有一句名言，说一时的是，就是另外一时的非，今天的是就是明天的非。李贽也说过同样的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还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会面临什么情况？就是所有人都伪装，看着每个人都是善的，但每个人背地里一塌糊涂。所以《金瓶梅》里面没有好人，因为作者看破了背后的这个伪。

　　格非说，自己读《金瓶梅》一个深切的感受：在是非问题上面，简单地来判断善恶已经没有意义了，先要回到“真”。真妄的价值高于善恶，先判断真不真，然后再说好不好。因为时代有了这样的思想，小说就相应地需要有新的结构，所以《金瓶梅》才会提出“真妄观”。从更宏伟的历史视角看，产生“真妄观”的直接原因，是人性欲望的释放；而欲望的释放是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冲击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同一过程。

　　格非由此认为，中国大的思想和社会转型的脉络，是从明代开始的，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所以看《金瓶梅》会不断地联想到今天，把《金瓶梅》笔下的人情世故和今天的人情世故做比较，会发现书中人的薄情、寡义、虚伪、功利性，在今天社会多有投影。这种时代之间的联系性，是《金瓶梅》吸引格非，并驱使他写下《雪隐鹭鸶》动力。

　　以随笔例话小中见大

　　在写作《雪隐鹭鸶》时，格非采取了例话体这种较为通俗的体裁，援引大量书中原话，小中见大地逐例分析。角度新颖、结构绵密，字里行间处处闪烁着小说家的幽默和洞见。例如，格非用大量原书中叙述的经济来往，判定西门庆为情商低财商高的“经济型”人格，跳出了以往对西门庆“淫棍”、“恶霸”的定论，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例话的由来，大多是格非本人在读《金瓶梅》时候产生的疑问。他举了一个例子说，《金瓶梅》中经济来往都是直接以白银交付，粗略计算仅西门庆家经手的银子就有十五至二十万两。但是明朝中国产银极少，以往历朝多以铜钱为流动货币，并且当时已出现了纸币，为何书中却仅使用白银？是否当时的货币信用业已破产？带着这样的问题，格非翻阅史料，果然印证了这一猜想。

　　格非介绍说，从自己第一遍读《金瓶梅》开始，就在做读书笔记。十几年间，《金瓶梅》读了多遍，笔记也越做越厚，整理完之后构成了《雪隐鹭鸶》的大框架。之所以采用例话体，而没有写成严肃的学术论著，是想与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展开交流。在格非看来，这样写作的难度甚至更大，尤其是卷二《思想与道德》部分写得非常痛苦，因为要用简单的话来探讨非常“大”的话题，好在最终还是顺利完成。格非说：“这样写作的目的，就是让没看过《金瓶梅》的人，也能看得懂；同时，也希望看了《雪隐鹭鸶》的读者，产生兴趣去阅读原著。当然，我也非常欢迎并希望研究者和专家提出批评意见、进行学术探讨。”

　　《金瓶梅》中世情投影至今

▲《雪隐鹭鸶》副标题：《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格非 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8月定价：45.00元

　　在《雪隐鹭鸶》上市前夕，格非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介绍了写作此书的缘由。格非认为，自明朝或者说晚明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宏大的转型期，其过程一直延续至今。《金瓶梅》文中的人情事故在今天仍有投影；而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也可以追溯到当时的历史根源。可以说，《金瓶梅》为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转型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范本。

　　小说折射社会思想

　　《文化广场》：您一直说，《雪隐鹭鸶》是把《金瓶梅》放到社会史和思想史之中进行考察。作为一名作家，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切入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为什么会选中《金瓶梅》这本书？

　　格非：我在清华教一门“小说叙事学”的课，基本上都是从小说技法出发进行分析，我一直想跳出这个角度。我认为，小说反映的内容、小说诞生的背景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金瓶梅》特别适合做为研究范本。它比《红楼梦》的视野更宽、内容更杂，和经济史、社会史的关系更密切，也有写实主义和自然文学的痕迹。同时，《金瓶梅》诞生的时代，正是中国一个大转型期的开端，而这个过程，我认为到现在还没有结束。《金瓶梅》笔下的人情世故，在今天社会多有投影。

　　所以我一直想开一门《金瓶梅》分析的课，已经向学校提交了申请，但现在还没有开出来。不过要讲《金瓶梅》的消息一传出去，来听课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其实我开始时并没有讲《金瓶梅》，但学生数量一直没减少，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我想，别对不起这些慕名来的学生啊，我就讲《金瓶梅》吧。于是分了三次课，每次三个小时，细细讲了一下《金瓶梅》。大家对《金瓶梅》的好奇心会比较重，也是选中它的一个原因。

　　《文化广场》：您说《金瓶梅》笔下的人情世故，在今天社会多有投影。您也在《雪隐鹭鸶》前言中写道：“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能具体说说吗？

　　格非：费正清等一些学者说中国的转型是1840年开始，西方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被迫回应。这一点，很多学者都不是很认同，我也认为没有多大说服力。

　　中国内部商业化开始的时候，这种转型就开始了。所以中国的大转型应该大大往前推，我认为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而随着这种转型，欲望也被释放出来。此时，社会能不能肯定欲望？欲望要不要纳入“天理”？这是明代思想史最为核心的问题。在黄宗羲、顾炎武那里，其实欲望已经被“天理”所包容。但在这个从“灭人欲”到接纳“欲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史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当然，历史总会出现一些反复。“欲望”曾经被否定了，善恶、是非的标准成了政治上的规定，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现在，欲望再一次激发之后，这个标准有时候就变得不清楚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今天，是一个小的转型，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看的话，社会所经历的变革是相似的。

　　《文化广场》：您是一位作家，但在《雪隐鹭鸶》中，历史社会研究的分量比文学评论的分量更重一些。您是怎么考虑的？

　　格非：除了作家之外，我也是一名高校教师，带学生读书、研究经典是我的本职工作。在中国的传统里，文史哲向来是不分家的，例如《史记》，既是历史典籍，也是文学经典。我认为，史学由历史学家研究还不够，也不能仅仅研究史料。《雪隐鹭鸶》是将文学、历史研究结合的一次尝试。当然它不是学术专著，但我希望能引起争鸣。

　　水浒红楼和《金瓶梅》一脉相承

　　《文化广场》：您说《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这三部古典小说有承继关系，怎么理解？

　　格非：我曾讲过，《水浒传》里的“是非”比较清楚，《金瓶梅》中的“是非”极不清楚，《红楼梦》中的“是非”则是既清楚又不清楚。《金瓶梅》的主角西门庆是《水浒传》中的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一个恶棍的面貌。《金瓶梅》中的人物则只有“真、妄”之分，并没有对人物的善恶做出判定。而在《红楼梦》中，不光有“善、恶”、“真、妄”，还有“清、浊”这样一对概念。《红楼梦》在主体上保留了《金瓶梅》的方法——特别强调佛和道，通过佛和道来勘破世界的欲望，特别是道家讲究的清静无为、讲究后退，它企图通过这个方法来弥补这个世界的功利。《红楼梦》从这个角度上也继承了《金瓶梅》的主旨。

　　但是《红楼梦》并没有用“真妄”(在《红楼梦》中是“真假”)来取代“善恶”。“善恶关系”在《红楼梦》中依然大量存在，界限清楚。所以这两本书互相补充，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新境界，这种新境界是由《金瓶梅》和《红楼梦》共同完成的，但最终是在《红楼梦》完成，从这个角度上说，《红楼梦》是对《金瓶梅》中思想偏狭的一种纠正。

　　《文化广场》 ：您如何评价《金瓶梅》和《红楼梦》？

　　格非：《金梅瓶》在世界观、价值观、修辞学等方面都带给读者一种空前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而《红楼梦》更宏大、更综合。从个人喜好上说，它们很难分出高下；但如果是外部的评价，我更倾向于《红楼梦》，因为《红楼梦》弥补了《金瓶梅》的虚无感，但我不得不承认《金瓶梅》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并且，在西方，《金瓶梅》的影响大于《红楼梦》，因为《金瓶梅》的写法更接近于西方的现实批判主义和自然主义。《金瓶梅》在叙事的自然度、视野的广阔度、塑造人物等方面超过了《红楼梦》。

　　我们总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好像《金瓶梅》不用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对于作家来说，《金瓶梅》提供的写作素材和视野，实在很重要。

　　下部书或评点《世说新语》

　　《文化广场》：《雪隐鹭鸶》出版之后，您还会继续写这样评点古籍的书吗？

　　格非：如果可能，我还想写一本研究《世说新语》的书。但是写作这样的书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雪隐鹭鸶》花了十几年，从《金瓶梅》的读书笔记精炼而成。而且写评点文章，也耽搁了我的小说写作。所以研究《世说新语》的书什么时候能出来，现在还不好说。

　　《文化广场》：现在这类评点、解析古代经典的作品并不鲜见，比如《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就非常受到大家关注。您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格非：我没有看过《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所以也无法做出评价。不过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喜欢看别人的同类研究作品。之前写《雪隐鹭鸶》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台湾地区有个研究《金瓶梅》学者，跟我在一些看法上面比较类似，建议我可以去看看，但我一直没有看。因为我担心他写了我想写的内容，那我就不想写了。当然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他对《金瓶梅》的解释、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比如有个研究《红楼梦》的专家陈大康，他是学计算机出身，但却提出了一个红学专家都没有想过的问题：为什么书里王夫人和李纨这对婆媳没有说过话？如果这些评点文章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读古典小说，去思考和研究，那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