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恪：解读中国故事

林恪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就“文化差异对翻译和阅读中国小说的影响”这一主题，我想根据自己的体会，跟大家谈一谈文化差异给翻译所带来的困难。对我来说，其中有三大难点，或者说有三个方面值得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第一是现实与历史背景，第二是成语，第三是小说的叙述方式。

　　一、现实与历史的背景

　　我最近完成了把钱钟书的《围城》翻译成荷兰语的工作。刚开始翻译时，就碰到了上面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即历史背景的问题——作为译者，我认为，一个普通的荷兰读者如果对小说历史背景没有足够的了解，他对《围城》这部中国经典小说的欣赏就会受到影响。第一章第一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

　　荷兰读者一般很难看出来这一段在暗示抗日战争。首先讲一下最明显的暗示，这是在最后一句：“旧历的三伏……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中国八十年代后的版本都在括号里加了一个“1937”，我照这个样子在文本里追加了一个短句——“即1937”。但是，因为荷兰普通读者一般对中日冲突不了解，并不知道一九三七年爆发了抗日战争，所以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虽然我认为加注这个办法并不理想，但这在外国文学里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还是加了一个注解来说明中日战争。

　　下面的释义工作则更难一些。荷兰读者如果看到上述段落的第一、二句话：“太阳……不饶人地……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很难联想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史实的。他们不会像中国读者那样，从汉字可以产生联想，从“太阳”想到“日本”。“日本”这个国名在西方一般只是音译——如英文的“Japan”(虽然英文里有时称日本为 “Land of the Rising Sun”即“日出之国”，但这个说法并不普遍)。如果没有“日本”这种联想，就更不用说从“侵占”联想到“侵略”，从“拥抱住”联想到“围城”了。

　　一般的荷兰读者在这段话里可以读到什么呢？看到太阳拥抱住夜这句话，他们大概会联想到一种爱情的情绪，特别是因为下面的一句话：“也许［夜］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毫无疑问，这也是钱钟书的意图，因为《围城》这个书名本来就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战争，二是指婚姻(后者来自书中引用的成语“结婚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是人人皆知的)。在翻译这段话时，既然没法两全其美保持双重意义，于是我决定强调“拥抱”、“陶醉”、“酡红”这些词的情感色彩，“侵占”一词我甚至选择了一个可以与爱情相关的荷语词。这样，虽然可能会失去历史背景这一层寓意，但至少保留了钱钟书特有的文字游戏；同时也保留了开篇对小说主题的隐喻。

　　总之，我采取了这样一个翻译策略：既然荷兰读者看不懂战争这层含义，不妨先用爱情这一联想来“引诱”他们进入小说。读者被小说吸引住以后，或许会产生兴趣去了解抗日战争这一层意义，会返回来去读注解。用这种方法我希望尽量控制不让太多的东西 “在翻译中流失”。此外，我还为荷兰语译本写了译者后序，介绍了小说的历史背景，也是为了补足这一点。

　　二、成语

　　下面谈的是第二个难点，成语。无论哪一种语言，翻译成语总是一大难题，但文化差别越大，翻译问题就越复杂。鉴于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在世界传播的比较广，中国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时，情况可能会好一些，更多文化方面的翻译问题可能已经有了标准的解决方法。荷文译者却不然，他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处于拓荒阶段。

　　再举一个《围城》的例子，在第三章里，主人公方鸿渐谈到婚姻是一座围城时，开玩笑地用“摆空城计”这个成语。这个还好办，可以用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的典故，它们的意思很相近，方鸿渐和其他人物都受过西方的教育，所以他们引用古希腊文化因素也不奇怪，还算可信。但在别的地方译者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在第四章，当方鸿渐拒绝吃周(岳父)家送来的东西，他的父亲“笑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没有对应的西方成语或典故，况且，方老先生又是旧式文人，也不宜用西方典故。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在文本里稍加解释，加了伯夷叔齐是义士兄弟，以便顺读下去，然后再加上一个注解进一步解释。

　　不仅是典故成语难翻，像“天马行空”这类普通成语有时也比较令人伤脑筋。如果按字面直译，荷兰读者也不一定看得懂。即使古希腊神话里有长着翅膀的白色神马的故事，但在西方文化里，这跟想象力或诗文气势豪放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没有现成的熟语，所以只能用大白话去意译，因而失去了文学意味。有的译者可能会结合两种方法，先直译，然后加一句意译，但效果也不理想。此外，翻译中国成语不光是解释意义。因为成语多为四字格式，即四个音节，读起来很简洁，有时作家甚至喜欢连用两个类似的成语。中国成语一般需要一两句话才能解释清楚，所以翻译出来有时显得冗长拖沓，因此丧失了成语言简意赅的特点。我个人经常尝试用雅韵、头韵或韵律来模仿荷兰成语的味道，这样我认为，可以更好地尊重原文的风格。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异化和同化翻译方法之别。我发现不少荷兰读者其实比较欣赏中国成语字面直译的味道，他们觉得很新奇，有异域情调。比方说荷兰有位用荷兰语创作的华人作家王露露，她就喜欢在自己创作中“直译”中国成语，她的书在荷兰卖得还不错。比方说她把“热锅上的蚂蚁”改译成“热绷床上的蚂蚁”(虽然荷兰语里有个相应的成语“如同坐在热炭上”)，荷兰读者即使看不太懂，也觉得有中国味儿，蛮有意思。很多人以为汉语是纯粹的表意文字，汉字都是象形图，所以汉语作家的语言都应该是形象生动的。这样一来，荷兰读者有时觉得汉学家所用的同化翻译方法很乏味，缺乏“中国味儿”，不符合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浪漫想象。

　　这种寻求异国情调的阅读期待很像荷兰人对俄罗斯文学的态度。荷兰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重新翻译俄罗斯文学经典，新一代俄文翻译家认为他们的前辈对俄罗斯文学的态度过于异化。比方说，五六十年代的译者没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幽默和讽刺翻译出来，因为他们认为这不符合所谓“俄罗斯灵魂”，或者说俄罗斯人那种非理性和激情奔放的民族精神。荷兰人这种对俄罗斯精神的神秘、浪漫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翻译和阅读。中国文学译者在决定其翻译策略时，有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三、叙述方式

　　解读中国故事的难点之一，还涉及到小说的叙述方式，这里面也有文化差异的因素。比方说，我翻译过的另一本小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西方评论家对它的英文译文的反应表明了这一点。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2005年在《纽约客》上评价这本书的内容，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包括荷兰)评论家的普遍观点。

　　书中的主人公是王子端白，是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但他居然当了皇上。小说的第一、二部分里，他很被动，对臣民和宫廷内的妻妾，对败战、百姓的贫穷，都很冷漠，而且还很残忍。对于厄普代克来说，小说的第一、二部分里无疑是对古代宫廷的残忍与不公提出了控诉，但是他觉得里面的“帝王叙述视角趋于表面”，因而“很难进入”。到了第三部分，当端白被废黜，变成了庶民，开始他的“庶民生涯”后，虽然失去了权力，而且穷困潦倒，却感到自己自由了，可以实现作“走索王”的梦想了。厄普代克现在才发现王子已成为一个“西方小说里的主人公”，也就是说，一个“有野心、勇于奋斗、敢于冒险”的人，因此这本小说这时变成了“令人享受的流浪汉小说”。

　　厄普代克表示更喜欢小说的第三部分，这缘于他像大部分西方评论家一样，重视的是叙述的直线性和人物的心理。但对苏童自己来说，该小说是对权力和自由的探讨：第一、二部分讲一个有权力而不自由的人，第三部分讲一个没有权力的自由人；小说旨在呈现权力和自由之间的相对关系，前、后是互补的。厄普代克似乎忽略了小说的整体性，可能是因为他不熟悉中国小说特有的寓言含义和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因而看不到这种超越故事背景和具体人物的人生价值思考。

　　在中国小说的叙述方面，译者大概只能充当一种间接的角色，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多翻译、多介绍中国文学，让西方读者适应产生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文学艺术。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到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预想，希望这样能够诱导外国读者，帮助他们逃出西方文化的“围城”。

　　林恪(Mark Leenhouts)

　　中国文学翻译，博士学位。译作包括曹雪芹的《红楼梦》(与人合译，预计 2015年出版)，钱钟书的《围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爸爸爸》、《女女女》、《鞋癖》，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毕飞宇的《青衣》，白先勇的《孽子》，以及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史铁生、张承志、朱文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览(荷文)。曾获2012年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