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山千香子：文化差异与翻译文学—超越语言的樊篱

栗山千香子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如何翻译中文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为了呼应本次论坛“解读中国故事：文化差异对理解和翻译作品的影响”这一主题，我想在此就如何翻译产生于中国社会以及生活中的、中文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思考。

　　首先，根据笔者自身的经历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在史铁生的作品《叛逆者》中，有这样一句描写：“我的爷爷、太爷……都是地主，据说无一例外莫不如此，一脑袋高粱花子，中着土地的魔”。那么，这“一脑袋高粱花子”该如何翻译呢？捎带着一句，这句话我曾读给一个中国的东北人听，对方表示非常理解，而同样讲给一个上海人听时，对方却困惑地表示这种说法从未听说过。或许，即使是在中国，这大概也是高粱文化圈独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吧。在日本，由于“高粱”属于老百姓不太熟悉的一种农作物，所以，如果就这样直接译出来的话，很可能很多日本读者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当我向我们的翻译杂志的各位同仁征询意见时，得到了如下几种建议：把原文中的“高粱”翻译成“谷物”或者“庄稼”如何？ 把它译成日本人再熟悉不过的“稻米”怎么样呢？这部分嘛即使没有也无关痛痒，干脆删去不译不也挺好吗？……等等。左思右想，笔者还是想保留原文的韵味，把这句中文说法直接译过来了(“頭に高粱のことしかないような根っからの百姓”)。

　　接下来再举一个例子吧：在史铁生的作品《八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两个男孩子起誓时齐声高喊：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这句话日文里也同样有一句固定的讲法，日本的孩子们也一样伸出小拇指一边拉钩一边唱着说：“指きりげんまん、嘘ついたら針千本の～ます！(发誓赌咒守规矩，谁撒谎谁吞千根针！)”。既然如此，那么，就把这句现成的日文拿来置换一下不就行了嘛？然而，套用日文中固定的说法，有时能够处理成非常贴切的译文，但也有时反而会破坏原文的气氛。千思万想，我最终采取了将日文和中文进行折衷处理的译法(“指きりげんまん、百年守れ！”)。

　　如上所述，回顾一下笔者自身的翻译经历，窃以为在翻译中文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时，其方法不是唯一的。有些场合原封不动地灵活运用中文独特的讲法；有些场合优先选择最自然的日文表现；而有些场合还将前二者的译法进行折衷处理。究竟采用哪一种译法则因作品而异，亦因上下文的关联而异。如果说到判断的标准的话，那么就是要看通过该译法是否能够将原作的精彩之处更好地传达出来吧。

　　然而，这个问题不只限于中文作品的翻译。在村上春树(日本作家，同时亦在热心地翻译美国文学作品)与柴田元幸(美国文学译者、研究者)合著的《翻译夜话》一书中，收录了他们二位与几名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共同举办的讨论会的内容，其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讨论：

　　与会者D:还有固定的俗语套话的问题吧。以前柴田先生曾讲过，在修改村上先生的译稿时，最感到震惊的是英文中的俗语套话居然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直接译了出来，并且那种译法丝毫也不让人觉得别扭。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翻译手法啊——柴田先生说了，这让他觉得万分震惊。

　　村上：固定的俗语套话啊，有些场合就那么直接译过来其实很有意思啊。当然，有些场合也并非如此。

　　与会者B:“キュウリみたいにクール(cool as a cucumber/像根黄瓜般酷)”，不是已经在日文中扎根落户了吗？(笑)

　　村上：那个呀，和那句“die like a dog (die a dog's death)(像狗一样死去)”什么的也是，想着怎么翻译才好这真的很难啊。像狗一样死去，有时候也挺体面挺酷啊。

　　柴田：在我看来，这恰是哥伦布竖起的那个鸡蛋啊。因为我曾经觉得似乎应该搜寻到日文里的等值词语的。

　　通过上述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把英文中的俗语套话翻译成日文时，在对英文(原文)与日文(目的语言)的结构进行灵活运用的手法上，村上先生和柴田先生在方向性略有不同(当然，正是这方向性的不同，才孕育了二位各有千秋的翻译“韵味”)；而这个方向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村上先生所说的“有些场合也并非如此”那样，因作品不同或者上下文的关联不同而改变。讨论中的许多地方与笔者自身的经历也相重叠，因而能够产生共鸣。同时，笔者最感到有兴趣的，是与会者B的发言：“‘キュウリみたいにクール(cool as a cucumber/像根黄瓜般酷)’，不是已经在日文中扎根落户了吗？”。这句话揭示的一个事实就是：某种语言所特有的讲法，有时候正因为是异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表达方式，所以，读起来多少会感觉有些别扭，但作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颖说法，也会使读者由此而接受的。这不正是因为语言原本就具有这种超越其樊篱的可能性吗？

　　读者怎样接纳发生在异文化背景下的故事

　　翻译成日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是怎样被生活在一片拥有不同文化土壤的读者所接纳的呢？对此，笔者也想介绍一下自己的体会。去年秋天，史铁生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经由笔者翻译在日本出版了。面对这部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北京的一位作家回忆录，那些与中国或中国文学几乎无任何关联的日本读者是如何阅读的呢？对此我充满了期待与不安。然而，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下面，介绍一下笔者收到的读者感想中的一部分：

　　・读了这部曾经没有机会接触到的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那优美而新颖的语言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灵。比如那句“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我是第一次读到如此克制而温柔地描写一个人降生的瞬间的文字。

　　・胡同的风貌、周遭的情景，书中栩栩如生的描写，令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身在其境一般。《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这篇作品，如同音乐里最初的主题旋律一般，令人觉得始终回旋在整本书中。

　　・翻开书页，我首先就被《消逝的钟声》和《我的幼儿园》的韵味以及空气感所包围住了，如同喧闹的四周一点点干净地退却，另外一个空间显现出来一般。我觉得这种气氛在我阅读里尔克(Rilke)、特奥多・施托姆(Theodor Storm)和纳塔里·戈德堡(NatalieGoldberg)等诗人、作家的作品时也曾感受过。延续了这种气氛的《庙的回忆》和《二姥姥》也非常好，令我不由得沉迷于字里行间。而在《叛逆者》中，对中国的地主描写之形象令人瞠目。迄今为止，是否有过这样描述近代社会的地主的作家呢？

　　・“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对这句话我也是有亲身体会的。出生在中国北京的一条胡同里的史铁生和出生于日本一个地方城市里的我生长环境迥然不同，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地方我都能感同身受。狭窄的小路和宽广的公路、古旧的电影院、基督教幼儿园、小学时代开朗风趣的老师、亲戚里的那些姑姑姨妈等等，不由自主会引起我无限的联想。而不同之处则是史铁生笔下的人物的身上都一定笼罩着政治的阴影。那抹阴影为每个人物增添了深度。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这句诗里凝聚了作者的生死观，对此我深有同感。它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把痛苦和悲伤本身进行语言化，而是让我们依稀看到了背负着这些沉重感觉举步前行的人的面貌和为了活下去而不断思索的姿态。

　　阅读着这些读后感，笔者再次体会到：即使是产生于异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只要读者能够品味到作品的精彩之处，那么，就一定是能被接纳的。为此，当然要求翻译必须是高质量的；但同时，是否可以说——或许，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来不就具有远远超出原作者和翻译者预料的、能够为异文化土壤所接纳的、坚实地落地扎根的力量呢？！

　　栗山千香子(Kuriyama Chikako)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汉语和中国文学。现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总编，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代表。翻译了史铁生的散文、小说等20多部作品，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徐坤的《屁主》，蒋韵的《心爱的树》，北岛的《在废墟上》，述平的《有话好好说》，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王小妮的《荷塘鬼月色》，西川的《书籍》，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