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娅娜：解读中国故事

莉娅娜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翻译是一种技巧还是专业？是艺术还是科学？从翻译产生的那一天起，这些问题就一直围绕着它。

　　根据Octavio Paz的说法，翻译就像语言一样古老，也是一种把思想植入口头文本或书面文本的过程。

　　围绕翻译的争论很多也很广泛：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二、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

　　三、归化与异化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争论最早的时候只是围绕着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展开的，也就是说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之间的翻译。而西方语言与东方语言，即与汉语、日语、印第语的翻译问题是到最近才进入大家视野的。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关于可译性这个问题的争论，一开始是从具有相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西方语言开始的，他们都笃信犹太-基督教，都拥有希腊罗马文化渊源，我不想缩小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说有人认为这些语言之间都有不可译的东西，那么要谈到把他们翻译到汉语或者日语，那就等同于痴人说梦。而实际上，不管理论家们如何阐述，翻译始终存在，并将存在下去。

　　如果WalterBenjamin在撰写《译者的任务》时，懂得中文的话，他肯定能找到无数例子来佐证他不可译性的理论。因为浩瀚的中国文化中有太多东西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的单词，尤其在哲学和中医方面。

　　哲学：道、阴阳、五行、仁(benevolencia)、中庸(justo medio)等。

　　中医：气(energía)，血(sangre)，正气(energía verdadera)，邪气(energía  perversa)， 精(esencia)，神( espíritu)，魂，魄，以及很多其他的。

　　文学：…或是戏里的生、净、旦、末、丑，…[1]

　　草木皆兵 ver moros con tranchetes

　　入乡随俗 imitar al resto de habitantes de nuestro pueblo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字典里面有这些词语的翻译，但有时候这些翻译本身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哲学或者中医的著作总有好多不同的版本，而且每本译本都有无穷无尽的脚注，这些脚注往往比正文本身还要长很多倍。

　　那么说到当代文学作品的汉译，问题似乎没有这么严重。然而，对于很多中国文化里面才有的词语、概念，译者必须采用很多翻译手段来化解，比如释义、替代、以及脚注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理论是建立“可译性区间”。也就是把可译性分成三个层面：1)对等翻译；2)对等阐释；3)文化阐释。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中外语言里面都有的单词，这些单词具有相同的语义场。第二个层面指的对于某些单词、观念、概念，不同的译者使用不同的词法和句法手段，但是这些不同的语言手段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第三个层面指的是那些单词、观念、概念，不同的译者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来翻译。

　　二、 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

　　到底是翻译语言还是翻译文化？这是围绕翻译产生的另一个争论。在历史上，翻译始终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一，随着翻译中的文化内容——这个理论的出现，在最近50年间，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文化翻译上。

　　我认为源语中的文化内容非常重要。汉语中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汉语里(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有大量的成语、俗语、歇后语、比喻、寓言等等，但是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是无法割裂的，因此另外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出现了——翻译是靠近作者还是读者？

　　当代翻译理论提供给我们译者许多规范技术和技巧：

　　1.归化：用目的语中熟知的文化元素代替原语中的文化元素。

　　大部分西方的目的语言中不存在任何和“道”、“阴阳”、“仁”、“生、净、旦、末、丑”类似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很多词语来解释它，但任何一个都无法完全将其取代。

　　2.语言增补：增加词语来避免可能出现的歧义。

　　但是为了避免歧义，我们要增加什么词语，要增加多少呢？

　　3.减少：删除重复的词语。

　　因为重复次数多，为更好理解《道德经》，我们就要把“道”删除？

　　4.弥补：增加或减少词语来弥补含义。

　　我们怎么弥补西方意识中不存在词义和概念呢？

　　5.仿造词语：通过原语结构引入新词。

　　我们怎么给不存在的概念创一个新词呢？从希腊拉丁字源出发能给这些概念创新名吗？

　　6.调整：通过语义、词义或观点的变化改变信息的形式。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澄清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与概念的含义吗？

　　7.借贷：在目的语中引入原词。

　　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近些年来，《道德经》的很多译本或讲述“道学”的很多文章，直接用汉语名字，也就是Dao、 Yin

　　和Yang。然而，其他的词，比如五行、无、德、仁等，对于是否称为原名还存在争议。因为，把它们译成西班牙语会限制它们的含义并把它们限制在西方既定的意识中。(五行 = 五个元素，四个希腊的再加另一个，无 = 没有、不是，德= 道德，仁 = 仁慈)。

　　8.直译：字字对译。

　　我们都知道，即使现代汉语都不能字字对应去翻译。

　　9.移植：在保持信息含义的基础上改变语法层面。

　　“道”在《道德经》中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10.脚注：通过加注的形式解释词的含义和在文章语境下的含义。

　　我们要尊重汉语的词语并通过大部分译本所采用的脚注的形式解释词义？一个脚注足以解释词义？这个注释要多长才能包含“道”的所有含义？

　　就这些问题中国专家还没取得共识，更不用说在西方了。

　　三、 异化与归化

　　粗线条的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还是偏向于异化翻译的。

　　我想简要叙述一下中国的翻译史，中国有2000多年的翻译史。翻译史学家们认为中国的翻译史有四个大的浪潮：公元1世纪-9世纪，佛经的翻译。第二次，14世纪，传教士进入中国。第三次，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第四次，从80年代至今，也就是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时期。虽然中国人是翻译艺术的大师，他们比较偏向于实践，因此系统研究汉语翻译的理论与方法的书籍非常少。严复—现代中国重要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这三原则直到今天依然在指导着中国的翻译实践，它们是如此清晰，又是如此含糊。无数的专著和文章试图解释、批注这三条原则。

　　我们再回到归化和异化这个问题上来。我想引用一句墨西哥俗语，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在很多方面，包括在翻译方面，能代表很多民族和文化的心声：老相识总比新人强。

　　我认为人类在听到或者看到一则信息时，为了能够正确理解，往往借助于已经学习过的知识，借助于以前的经验，借助于类似的概念。这是人类大脑运行的模式。

　　我认为大家在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大脑偏向于享受，而不是学习。因此，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在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什么时候看脚注？您会看所有的脚注吗？理论家们说这取决于文章本身，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译者。

　　虽然关于翻译理论的书籍浩如烟海，我们做译者的，很少借助于这些理论书籍。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知识、直觉、感觉，那些让我心跳的东西，那些让我悦耳的东西，那些在这艰苦的过程中引领我的东西。

　　最后，借庄子“意之所随”这句话，我想说，虽然在翻译的时候，有的单词或者概念，表面上看是翻译过去了，但是从深层次而言，在两种语言里面，总是有细微的差别，这需要懂得双语的译者细细甄别，比如说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而且懂汉语的译者和以汉语为母语而且懂西班牙语的译者，在一起翻译某部作品会比较好。

　　我想恳请有意把中国文学作品带到西班牙语世界的机构，支持并且资助集体翻译项目。通过集体翻译，才能真正达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

　　[1] 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 2009

　　莉娅娜(Liljana Arsovska)

　　女，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墨西哥学院。现任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及研究员。专著有《使用汉语语法》。翻译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进》，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晓航的《师兄的透镜》，王十月的《国家订单》， 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老舍的《茶馆》，陈染的《破开》，乔叶的《取暖》，毕淑敏的《天衣无缝》、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卫慧的《上海宝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