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文学作品中译匈的难点--解读故事的客观分析

克拉拉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和匈牙利是地球上相距非常远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匈牙利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国拥有13亿人口，匈牙利全国仅有1千万人口，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人口。汉语和匈语，两种完全不相同的语言。汉语使用中国汉字，是一种独立且紧凑的语言，创造了无数认同和联想的空间。匈语一直使用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的演变字母，并用词缀的丰富变化更具体的表达。

　　这两种遥远的文化和语言中没有任何参照点，完全缺乏“关联”，缺乏同根同基引发的认同感和思考点。将跨洲而分离的文化和全无相同性的语言搭建一起是相当困难的，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加工？知识？ 承诺？无论怎样称呼… 都是译者的事情。

　　我今天的演讲想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匈牙利翻译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我自己也翻译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我相信，无论是哪种语言，在翻译中都会遇到一些难题。在这里我讲的是中文翻译成匈文时遇到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讲述一个故事，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或是散文、诗歌、戏剧，我们都要首先问自己，我们要“讲述”什么？我们要描述中国的什么？中国想要展现给世界什么？展现给匈牙利什么？匈牙利读者对于这远东文化的接受点是什么？上次我来参加第二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时候，讲了很多有关匈牙利图书市场，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现状，这次我不想再重复此课题。只想讲我的几个想法：

　　出版社通常都会在国际文学作品名单中，或通过代理的推荐及摘要选择作品，同时还考虑到出版哪类书籍可以得到资助。很多出版社只会发行可以带来一些收益的图书。很少有翻译家能够根据自己对作品的客观评价，根据学识和了解选择翻译书籍，即使有也顶多上文学杂志的专栏。实际上匈牙利出版的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非常少。缺乏文学经典，缺乏连续性和可比性。很多中国文学作品是通过第三种语言翻译过来的。当然这并不代表悲观的看法，匈牙利确实是个小国，用匈牙利语(全世界以匈牙利语为母语的人约1500万)阅读的读者群体很小，自然不能和西班牙、英语、印地、阿拉伯、葡萄牙、俄语，以及德语语言地区相比。更何况，中国到现在对于中东欧国家的人民来说也还是“遥远”和“异国风情”的国家。重要的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匈语出版，例如莫言的《酒国》，2013年12月出版，译者Kalmár Éva(古兰)，几个月之后2014年10月-11月的时候又出版了我的翻译作品《蛙》。这些翻译作品，都是由出版社或者我个人选择的，在翻译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长到了我心里”，我希望每个用词本身都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和每日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文学价值的严肃性也至关重要。

　　选择好翻译作品之后，在我解读故事之前，一些问题会回旋在我的脑海，我总是力争在开始时就弄清楚，但我不得不承认，绝大部分问题都是在翻译过程中才“得到”答案。

　　在此我仅举几个例子：

　　怎么处理人名和地名？翻译过来，还是用拉丁字母写出来？ 在翻译有含义的名字时，我自然会找出最合适最相配的匈牙利译文。在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的翻译中也没有异议，所有名字都要翻译出来，即使这些翻译过来的名字会让读者在刚开始阅读时对这些以身体的部位或器官命名的人物感到惊奇，但由于这些名字在之后的出现中具有引申和联想的意义，如果不翻译的话就会失去名字本身隐藏的含义。在我决定不翻译名字时又面临另一个选择，即用哪种音译体系？ 匈牙利有两种音译体系：匈牙利科学院直至今日都建议使用1952年创建的“热门匈语音译表”(另外还存在所谓的“科学匈语音译表”，但实际上已没人使用)，也就是目前正式使用的匈牙利音译规定，这个规定被运用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一些严肃出版社也通常使用此规定(尽管过去几年有出现一些翻译作品向直接使用拼音的方向发展)。这个系统是以发音为基础，根据匈语发音规则将中文音译为匈文。最大的麻烦是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使用，所以很难在国际文学作品中找到翻译的参照。例如：莫言匈牙利音译为Mo Jen、苏童音译为Szu Tung、姜戎音译为Csiang Zsung、余华音译为Jü Hua、刘震云音译为Liu Csen-jün等。实际上汉语里的“q”、“j”、“ch”、“zh”不相同的声在匈语音译中都是“cs” ；以及所有“清辅音”和“浊辅音”拼音在匈语音译中也是一个音 (“p-b” 都是“p”、“t-d” 都是“t”、“k-g” 都是“k”)等。

　　中国的“拼音”系统在因特网上和国际上越来越被认可，而匈牙利还是更愿意守着传统的“老式”的音译系统。我个人偏好用拼音，但通常会在书后标明“不易”猜出的音的两种音译。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匈文中正式使用“拼音”来代替“热门匈文音译”恐怕还需要些时间 (匈牙利的新闻媒体中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拼音)。 

　　使用拼音还将造成一些麻烦，因为有些名字和发音已经在匈文中被传统音译系统演化并为匈牙利人熟识，如上海(Sanghaj)、庄子(Csuang-ce)、毛泽东(Mao Ce-tung)等，或根据拉丁字母被演化而传播，如孔子(Konfuciusz)、孟子(Menciusz)。如果这些名字再转用拼音翻译，则无法被读者认出。

　　在我翻译《狼图腾》时同样遇到蒙古名字被音译成汉语的难题，我是在一些蒙古语专家朋友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

　　还有个看似很小的问题，但决定了文章的“味道”，那就是中国的单位。怎么翻译呢？匈牙利的空间、长度等单位都是使用公制单位，但与此同时也在使用原先传统的英制单位的一些单词和短语如“inch”(寸)、“mile”(里)、“pound”(磅)、“ounce”(盎司)、“pint”(品脱)、“acre”(亩)的相应匈文说法等，从这些单位中通常能找到更匹配更溶于语境的词。这种情况下要做个选择：1.保留原有中文，只在脚注处标明换算；2.换算成公制单位，例如“里”、“斤”等； 3.选择符合语境的老式英式或乡村使用的单位。到底如何翻译都要根据文字语境来决定。

　　更重要的问题是否需要做脚注或尾注，是否真的需要对原文进行更多解释。在匈牙利文学作品中很少使用脚注，但由于前面所述的“遥远”和文化差异，在翻译中国文化作品时添加脚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的前辈们Tőkei Ferenc(杜克义)、Csongor Barnabás(陈国)等或其他著名的翻译家Kosztolányi Dezső、Weöres Sándor等，以及匈牙利当代诗人或作家已经翻译过作品中的某段诗词或哲理思想，我都想办法找到并在翻译中使用他们的译文。这种情况下自然要在脚注中清楚的注明出处和译者。

　　比这个更复杂的问题是，是否要对一些工具、物件、历史和当代事件或人物、押韵、双关语、谚语等进行加注？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无需解释也能理解，至少明白其中意思，以及词语中隐含的其他引申意义。加注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限制读者的个人理解和想象力，不一定是好事。但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如果不加注的话很多东西匈牙利人很难理解。例如毛泽东赞许的共产党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蛙》中提到)对于一个普通中国读者来说一下子就知道讲的是谁以及什么含义，但对于欧洲人来说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意味着什么。同样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哲学思想、独特的中国短语、谚语、名著、物件和习惯等，在翻译过程中都需要根据个人的考量，根据情况来判定是否加注，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普遍规则和样本，需要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决定。

　　在匈牙利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文学作品翻译家们推崇最大程度的保持作品原文的意思。在没有与作家或其继承者商议的情况下不会另外添加或删减原文意思，就像我前面提到过，我们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通常都不会加脚注，以避免过度“填塞”的感觉。但有时也会疑虑，两种相聚如此遥远的文化和语言，是否“跟随”原文文字是最重要的？很多情况不是语言原文或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两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是保有原文但难以理解或阅读不顺，还是力争将文字语境、风格、视觉体验和信息转换成目标语言更重要？我个人也认为删除部分原文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为了让读者能理会作品含义，偶尔添入一句半句解释，或将句子及句子结构稍作改动是可以被接受和原谅的，甚至有时是必须的，如果通过小改动可以让文体和意义更完整和丰富。读者并不在意作品是从英文、捷克还是中文翻译过来的。只有当读者完全感觉不到作品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时候，才能真正体验作品本身，文学翻译家才能达到他的目的。

　　怎么处理双关语、相同或相似语境的词是最难的问题，当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种表达因为它的发音可引申出其他意思。双关语的情况下如能在匈文中找到相匹配押韵的表达且意思上完全符合的语句是相当幸运的。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非常头痛的，通常必须对原文进行小小改动才能实现。这些词和句子往往对译者是个挑战。

　　尽管我已经从事中国事务和中文20年了，但每本文学作品都会在翻译时做不同程度的研究工作。所有的翻译作品中，《狼图腾》应该是做了最多的背景资料收集。该小说几乎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各个领域，作者描绘了丰富的动物、植物、地标、服饰、食品、蒙古草原的每日生活和游牧牲畜日常使用的物件以及当地习俗等。背景研究是为了更真实地转述原文意义并找到更准确的表述。往往并不是理解难，而是寻找和选择更合适的词语，将“理解的”文字各个方面更完美的“转化”。只在括号中指出，匈牙利没有一本适用于文学翻译的中匈词典，有的只是一本中等字典，充其量就是一本中匈小字典，除此之外还有一本用于学习单词的袖珍字典(在我上学期间连这些都没有)，但根本无法满足我们文学翻译所需。所以翻译家只能用中文字典，或其他语言的双向字典中进行翻译工作，很多准确的匈牙利语表述只能自己琢磨。

　　翻译过程中常出现一些没有能用匈牙利表述的词，例如叩头、炕、旗袍、单眼皮、双眼皮等，这种情况下译者只能靠自己的语言运用来描述，很多时候无法用一个词汇准确表达中文词的意思。有时候又需要保持原本中文词语，有些词已在匈牙利被认同，只不过是用匈牙利字母拼写，例如太极(tajcsi)、风水(fengsui)、功夫(kungfu)等。    

　　正如我刚才所说，从中文和匈文的根、发展历史、语音学、形态学和句子结构上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匈牙利语并不存在像中文那样明显不同的古典与现代的版本。我不打算对比语言学，只是想讲几个关键的例子。

　　《于丹<论语>心得》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作家引用了《论语》中的很多表述，之后又用现代中文诠释该表述。目前只有匈牙利汉学家哲学家Tőkei Ferenc(杜克义)的翻译作品中有过《论语》的文字翻译，我在翻译于丹的作品时采用了该汉学家的翻译。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上将孔子语录转化成匈文，语言上不需要对一句句语录进行更多解释(这里我们先不谈哲学意义)，一个普通匈牙利读者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些词的意思。通常在翻译古典中国词句时，译者需要改动古语和句子结构，例如《酒国》第5章中的《酒国奇事录》，译者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文和匈文的基本词序是一样的(SVO 主谓宾)，但中文的词序更加严格，匈文则相对自由空间较大，甚至在改变词序的情况下意思不完全一样了，这就导致匈牙利译者在组织词序时面临一场“游戏”。除了基本词序外，两种语言完全不同。中文的不同语法关系、词的句式是用虚词(助词、副词、介词等)构成的，而匈文则是用复杂的词缀表述。中文从人称代词中即可区分男或女，匈牙利人称代词中没有性别分别，动词变位中也不存在男或女的变位，译者有时很难清楚的翻译一些表述，这时就需要添加一些词，例如“姑娘”、“女人”等。中文中的单复数也不是总有区分，匈文里所有的动词需要进行单复数变位。我必须承认，在翻译莫言小说的题目时犹豫了很久，并不确定应该使用单数还是复数。中文题目原文中并不能体现出来，这样译者就需要根据主观判断从文章中确定并选择。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相比语言不同层次、方言、俚语、俗语、不同时代和地点所决定的词的选择，整个背景、不同风格、氛围、想象空间来看，这些具体的语言差别可以说很“肤浅”和“微不足道”的。除了具体的词选择和语法外，如何尽可能的契入目标语言中，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学。

　　很多国家的出版商尊敬并礼遇对待文学翻译者，也有些地方将译者当作雇佣“工人”看待。然而，一部好的作品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翻译和译者。这里还必须强调：创作过程也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不能机械化的只遵循规则进行毫无激情的创作。

　　译者的自由度到哪里？这个问题始终悬在那里。哪里可以松？到哪里就不能跨界？现在在这里我肯定给不了答案，但我可以说，我个人始终坚持尽量保有原文的风格和内容，给读者最准确丰富和愉悦的阅读经历。

　　我的演讲中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问题，都是我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遇到过并还在遇到的，当然这连冰山一角还没到。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在我选择这种解决方式时，也许他人选择的是别的方式，每个译者都在使用不同的工具。更不用说中文没有一个共识的语言编辑方法。我很幸运在翻译《蛙》的过程中得到从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有着丰厚经验的我的师父和同事帮助，完成监督、编辑。

　　文学作品翻译是不断抉择的过程，所有情况下的最终决定(幸运的情况下可以同作者一起决定)都掌握在译者手中，是个长久的、细致的、有时痛苦的过程，责任重大。优秀的中国作家作品就在“我们手中”，这是个奇妙的解读和翻译作品的过程。

　　克拉拉(Zombori Klara)

　　女，毕业于罗兰大学，中文博士，匈牙利文学翻译家协会会员。曾任罗兰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现任匈牙利亚洲中心中国品牌产品贸易中心公关、教育和文化经理。翻译了于丹的《论语心得》，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爸爸爸》，姜戎的《狼图腾》，余华的《命中注定》、《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莫言的《蛙》、《秋水》等。此外还翻译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