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娜：填补阅读的“空白”

陈安娜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解读中国故事”。一个为了文学翻译组织的研讨会，自然最主要的是讨论文学翻译如何解读中国的故事或原文文本。不过，在我看来，解读中国故事其实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任务，也涉及到译文的读者。即使我们说文学翻译家本人就是译文最初的(也是最仔细的)的读者，但译文完成出版之后，也就有了更多的这样那样的读者，他们也同样会参与解读。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论文“翻译的悲惨和荣耀”中声称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看法，说翻译是可能的，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充分翻译出来，即使是最简单的文本也不可能。因为原文的所有的词都有其“联想”(associations)，而这种联想在译成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读译文的读者是无法读出来的。加塞特认为，这就是翻译的悲惨之处。

　　加塞特所说的语言，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互相非常接近，比如说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或希腊语。这是在同一个世界区域范围内使用的语言，在这个区域内的人，在很高程度上其实属于同一文化，或者与同一文化有紧密联系。即使这样，加塞特还认为这些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要是我们谈汉语和瑞典语之间(或者汉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那么翻译就更加困难了。因为正如加塞特所说，词汇不仅仅是词汇，他们也承载了文化内涵的联想，在原文里，这种联想在词汇的字面意义之外深入很远，而在译文里，这种联想可能根本不存在。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当然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待翻译与解读的问题。德国文学家伊瑟尔(WolfgangIser)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著作《阅读行为》(TheAct of Reading)中，描述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想理解外国读者阅读中文文学译本时候的问题，那么伊瑟尔采用的一些概念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空白”的概念(gaps

　　或blanks)。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事实上是在被阅读时才完成创作的。他认为在文本中的“空白”与在文本中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元素，使得文本可以与读者交流沟通，因为这些“空白”会强迫读者在试图理解所读的文本时激活起来，主动起来，去用自己的知识填补这些“空白”。如果一个文本里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了，如果没有任何“空白”，那么这也是一个不会让人积极介入的文本。

　　这种“阅读行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希望：从这个角度看，也许翻译出来的文本尽管有很多缺陷，也不一定是失败的——也许，正是因为译文存在这种无法转达的形式留出的“空白”，译文倒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空白空间和文本进行互动。

　　问题当然在于，“空白”可能太大，以致于读者不知道如何去填补或甚至没看见这些“空白”。伊瑟尔谈到了文本的“保留剧目”(repertoire)，就是说，作家和读者共有的文学和文化的“常规”。他认为这些“常规”可以帮助文本和读者的互动。通过不同的叙述策略和角度，作者会让这些“保留剧目”和“常规”的成分建构起来。但是，要让这种阅读发挥作用，读者必须熟悉“保留剧目”的不同成分，这样才能理解文本该引起的联想是什么。一个读者如果没有“保留剧目”的知识，也就看不到“空白”。尤其是读译文的读者，他们和读原文的中国读者，文化背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阅读时“空白”更大，也可能看不见。

　　让我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举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的读者知道，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通常是怎么写的，所以这些读者能看到，莫言如何打破了“常规”。比如说他没有把抗日描写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邪恶的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斗争，而是描写了一场混乱的战斗，其中农民、小作坊主、土匪和道会门的成员扮演了和八路军一样重要的角色——甚至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战斗者并没有总是周密考虑的战斗计划，而是自相矛盾的，甚至是错误的。对于读译文的外国读者来说，他们当然看不到莫言对于“常规”的这种突破。原文中因为没有描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而留下的“空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对“常规”的一种挑战，一种刺激，而对于读译文的外国读者来说，这种“空白”他们根本看不到。也就是说，在外国读者这里有另一个新的“空白”，原文的“空白”被这种新的“空白”删除了。

　　另一个例子是《红高粱家族》里的性爱描写。这部小说最初发表时，很多中国读者谈到，他们对其中包含的性爱暗示有些吃惊，在他们看来甚至是太露骨了。而读瑞典文译文的读者不太可能有相同的反应。当莫言描写到小说里的人物爷爷和奶奶“在高梁地里凤凰和谐”的时候，瑞典读者在这个场景里很可能看到的是诗意，而不是一个色情的胆大妄为的壮举，因为在瑞典，我们习惯于看到直接的毫不隐讳的性爱描写。莫言在创作中也回顾到中国文学传统和经典，比如《水浒传》和《聊斋》，而一般外国读者是看不到这些的，这是他们的“空白”。当然，外国读者会用自己的“保留剧目”，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的“常规”去填补“空白”，因此可能读出，或者“误读”出不一样的内容。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强烈的暴力与迷人的形象语言的传奇故事。这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他们的阅读体验和一个读原文的中国读者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回到更远的历史年代，“解读中国故事”就更加困难了。我作为翻译，不常有机会和读者接触，了解他们的阅读体验和看法。不过，今年春天我有幸主持一个文学杂志组织的读书会，读曹雪芹的《红楼梦》瑞典文译本。这个读书会包括十二个人，大家都很肯定地说，他们非常愿意读这部作品，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不过，他们也都对我表示过，尽管他们努力尝试还是读不懂。部分原因当然和小说的年代有关系——我猜想，他们中大多数人，也都可能没兴趣读完一部瑞典十八世纪的小说，不过也有另外的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层次非常丰富的文本，是可以从不同方式去解读的，这正是因为作者为读者留出了“空白”。小说里的故事到底发生在中国南部或北部？是在什么时代发生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尽管这部小说的瑞典文翻译在第一卷前面加了非常详细的前言，对于瑞典读者来说，还是难以看到文本里的“空白”。当我作为一个读书会老师把这些“空白”指出来的时候，读者才开始对“空白”做出反应了。因此，阅读对他们也就更加有了意思，更加有了意义。我们在读书会讨论的话题中，包括较大的话题，也有较小的话题，比如不同的主要人物和“五行”的关系、同性恋、中药、中国的教育、对阅读传统小说的看法、中国诗歌的构建、家庭和家庭称呼系统、通奸和乱伦、发式和茶文化等等。讨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不断回到这部小说的基础主题：空和失教。一个瑞典读者，当然会看到贾宝玉和他的父亲贾政之间的矛盾，但他难以看到和理解，作者在文本中怎么展现贾政和其他男性家庭成员懈怠家庭教育。

　　《红楼梦》当然是非常特殊的文学作品，而《红高粱家族》的例子则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对非中文读者来说也是很难解读的。这不一定是因为读者不能解读他所看到的文本，而是因为他不能成功地看见和解读那些“空白”。最大的困难在于人不知道自己的盲目，不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

　　作为翻译家，我们很难帮助读者消除这种盲目症。我们必须尊重原文，不能随意操纵译文。利用脚注来说明，对于文学翻译来说不一定是好手段。前言或后记，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但这样我们就需要时间去撰写。很多翻译家，特别是也做文学研究或者是大学老师的翻译家，在自己的职业活动里已经包括这种工作。但我们不当老师的文学翻译家可能也应该在更高程度上对译文的读者承担教学的责任，这样我们才不会像贾宝玉的父亲贾政那样“失教”。也许我们也应该更努力地帮助读者发现与填补文本的“空白”。

　　翻译工作的困难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甚至同意前面提到的加塞特的观点，即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翻译文本，不能翻译文化的背景，不能翻译“保留剧目”。这时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加塞特的论文不仅提到了翻译的悲惨，也提到了翻译的荣耀。根据加赛特的看法，人的整个存在，其实都是由她始终不断发明新的和不可能的项目的能力来标志的。加塞特写到，“凡是值得做的事情、凡是真正人性的事情，也都是困难的，困难到不可能的地步。”而人的荣耀，就是挑战了这种不可能性。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

　　女，瑞典隆德大学中文博士。翻译了苏童的《妻妾成群》、《碧奴》，莫言的《红高梁家族》、《天堂蒜台之歌》、《生死疲劳》，虹影的《背叛之夏》、《饥饿的女儿》、《英国情人》，卫慧的《上海宝贝》，春树的《北京娃娃》，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殷健灵的《夏日和声》，陈染的《私人生活》，马建的《红尘》、《拉面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