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群：社会不能丧失主流价值

　　孙立群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界的疏远

　　北京晨报：我们发现，很少有历史学家所写的人物传记出版，是否在学界并不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

　　孙立群：并非如此，在学界，历史人物的研究仍旧是很重要的领域。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学术界普遍的浮躁状态。一部真正好的传记，不是一蹴而就的，非得经过艰苦的工作、漫长的研究才能写成。但当前社会中，追求市场，追求快速的经济效应成风，很多人更加注重短平快的项目，注重印数印量，追求短时间内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因此很难静下心来好好写一部书。

　　北京晨报：这种浮躁的状况来自何处？

　　孙立群：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导向问题，环境如此，学界也难避免。另一方面，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量化的标准，使得更多人追求看得见的效果，一个人一年可以写好几本书，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大多数好的书，毕竟还是时间磨炼出来的，做学问，忍受寂寞本是应该的事情，但是不论是外部的诱惑，还是学术界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都使得真正潜心学术变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传记由谁来写

　　北京晨报：学术界缺席，很多传记都是非历史学家所写，因此也有批评认为专业素养不够是传记作品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孙立群：历史的门是敞开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并非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写。关键在于，既然是写和历史相关的作品，最起码就要符合历史的规范，不能弄的不伦不类。明明写的是历史人物，却偏偏全是现代人口吻、观念，这就不太合适。

　　北京晨报：那都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规范呢？

　　孙立群：比如说尊重历史，放在历史的环境下去写。比如说要有一些历史学基本的功夫，能够审别资料。历史资料往往非常繁杂，并且很多时候真伪夹杂，这就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审辨能力，能够鉴别真伪，能够寻找到资料的来龙去脉。再如，资料的互相佐证等，孤证不立，仅仅依靠单一的资料，很容易就出现偏颇，甚至以假为真。这些功夫其实并不是很难，但又并非凭空就有，需要一定的学习和训练。

　　一个社会需要榜样

　　北京晨报：人物传记的出版在一个社会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孙立群：一个人的成长中，总是会有一些偶像，而这些偶像，往往是从各种传记的阅读中慢慢树立起来的。所以说，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对于人们形成一个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的人生中，总会有那么几本传记，对他影响深远。以我来说，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传记，首先要算是《马克思传》，大约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读的，那个时代，这本书非常流行，影响极广。然后是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是影响整个当代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书籍，写的非常好，直到今天，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北京晨报：现在这样的书不多？

　　孙立群：早年读传记，阅读本身就是享受崇高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出版的书籍中，很少有这样的作品。很多传记中，历史事实不清，价值混乱，基本的历史观不存，确实很少有能够让人享受的作品了。

　　历史应当敬畏

　　北京晨报：好的传记缺乏，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孙立群：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主流的价值观，总是需要大家认可的榜样，英雄豪杰，他们对于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具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对于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立，也有很好的帮助。而怎样使人们真正认识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就需要好的传记作品。如果到处都是调侃，都是恶搞的作品，其一是无法起到示范作用，其二是使人们对历史失去了敬畏。

　　北京晨报：失去了敬畏会怎么样？

　　孙立群：历史是我们的来路，是现在的基础。随意地调侃和恶搞，其实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不尊重，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就会降低，就可能变得浮躁，过于追求短期的利益，而失去了对生命、对生活的思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样的环境是应当警惕和重视的。对历史的淡漠感，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淡漠。在传记写作上，这样的势头也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尽早刹住。

　　从传统到现代

　　北京晨报：传统的中国历史非常重视人的写作，为何在今天难以出现好的作品呢？

　　孙立群：今天并非不重视，而是因为社会环境、学术评价等问题而导致质量不高，泥沙俱下。而且，传统的历史人物写作和今天也并不相同。

　　北京晨报：您认为不同在哪里？

　　孙立群：我们知道，传统的历史写作中，人物的写作非常重要，二十四史都是以人物为主线的。但是传统历史写作，不论是人物的选择还是描述上，都是以政治为标准的，是官本位的，以《史记》为例，它的“本纪”、“列传”，本身就是按照等级分人的。同时，不同时代的历史写作，因为所持的道德标准不同，因此不论是选择人物还是所写的内容，标准也不尽相同，很多人因此无缘名列史书之中。而在今天，这些标准显然并不完全适合，时代在发展，当然不能再以官本位、以政治、传统道德的标准去选择，而是应该以他对社会的贡献作为标准，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去写作。

　　怎样写好一本传记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怎样写好一本传记呢？

　　孙立群：当代史学并不同于传统的史学，西方的各种流派、思想已经进入到内地的史学之中，可以说是一种多元的史学，这是正常的现象。也因此，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和思考，也和传统不同，怎样才算是一本好的传记，这很难有固定的标准，不过就我想来，有一些基础是共同的，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史观，并且尊重历史事实，其次要有正确的人物观，能够客观地去看待人物。其三，需要有一定的史学功底，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辨别史料，去分析历史材料。当然，此外一定的文笔也是传记能否生动的条件。

　　北京晨报：在当前，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呢？

　　孙立群：比如说很多翻案的书籍，特别是近代史上的一些人，比如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有一些翻案是走极端化的。实际过去的定论是经过深刻的研究之后得到认可的，要真的翻案，需要下很大的工夫，并非易事。当然，有些结论受时代的局限，确实有一些问题，在今天应该重新研究和发掘，但这绝不是简单地翻案，不可能出现过去是卖国贼，现在忽然就变成忧国忧民的圣人这种情况。再如一些书中可能作者的观念过于强烈，对材料的选择、人物的刻画就难免偏颇，有些用历史人物来佐证自己观点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历史学训练不足的结果，对历史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学术最怕媚俗

　　北京晨报：怎么才能改变当前人物传记质量低下的状况呢？或者说让更多的学者进入到这个领域之中？

　　孙立群：很多问题都是环境所致，要改变，也自然需要整体的环境变化。就社会环境来说，过于追求短期效应，过于追求眼球效应，都会导致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种种问题。当然，时代在变化，过去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现在，一个学者要花数年，乃至十年写一本书，可能就要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甚至连工作都丢了，哪怕坚持下来，最后出版了还好，如果不能出版，就会很麻烦。所以，不论是社会环境也好，还是学术评价体系也好，都应该有所改变，使得真正做学问的人能够生存，能够安心研究，并且获得认可。就个人而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关照现实，以此去返照历史，同时坚持学术的理想和原则，即便回报可能并不丰厚，但一定能够做出好的成绩。最怕就是媚俗，就是和市场中那些不好的现象同流，去追逐短期利益。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让坚持学术原则的人可以生存和研究呢？

　　孙立群：这就需要开发新的学术自主渠道。当前，学术资源主要掌握在行政机构之中，学者们都盯着政府的项目，想方设法让掌握资源的官员认可，学术研究必然会受到干扰。因此，如果学术资源的来源能够多元化，比如说各种社会组织、企业等，在国外，很多学术研究的资助都来自于民间，这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