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悲惨”与“荣耀”(陈安娜)

　　解读中国故事其实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任务，也涉及到译文的读者。即使我们说翻译家本人就是译文最初的(也是最仔细的)的读者，但译文完成出版之后，也就有了更多的这样那样的读者，他们也同样会参与解读。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翻译的悲惨和荣耀》中声称“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看法，翻译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充分翻译出来，即使是最简单的文本也不可能。因为原文的所有词都有其“联想”，而这种联想在译成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读译文的读者是无法读出来的。加塞特认为，这就是翻译的悲惨之处。

　　德国文学家伊瑟尔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阅读行为》中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概念，比如“空白”的概念。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事实上是在被阅读时才完成创作的。在文本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元素，使得文本可以与读者交流沟通，因为这些“空白”会强迫读者在试图理解所读的文本时激活，从而用自己的知识填补这些“空白”。如果一个文本里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没有任何“空白”，那么这也是一个不会让人积极介入的文本。

　　这种“阅读行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希望：从这个角度看，也许翻译出来的文本有很多缺陷，却不一定是失败的——也许，正是因为译文存在这种无法转达的形式留出的“空白”，译文倒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文本进行互动。问题在于，“空白”可能太大，以至于读者不知道如何去填补甚至看不见这些“空白”。伊瑟尔谈到了文本的“保留剧目”，就是说，作家和读者共有的文学和文化的“常规”。他认为这些“常规”可以帮助文本和读者之间进行互动。通过不同的叙述策略和角度，作者会让这些“保留剧目”和“常规”的成分建构起来。但是，要让这种阅读发挥作用，读者必须熟悉“保留剧目”的不同成分，这样才能理解文本该引起的联想是什么。

　　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上世纪80年代末发表时，中国的读者自然会明白，他的小说如何实现了对这类题材小说的突破。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他们看不到莫言对于“常规”的突破。原文中因为没有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而留下的“空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对“常规”的一种挑战、一种刺激，而对于读译文的外国读者来说，这种“空白”他们根本看不到。也就是说，在外国读者这里有另一个新的“空白”，原文的“空白”被这种新的“空白”删除了。

　　如果我们回到更远的历史年代，“解读中国故事”就更加困难了。今年春天，我主持了一个由文学杂志组织的读书会，读曹雪芹的《红楼梦》瑞典文译本。参加这个读书会的12个人都愿意阅读《红楼梦》，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不过，他们也都表示，尽管他们努力尝试还是读不懂。部分原因当然和小说的年代有关系，不过也有另外的问题。《红楼梦》是一部层次非常丰富的文本，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去解读的，正是因为作者为读者留出了“空白”。小说里的故事到底发生在中国南部或北部？是在什么时代发生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尽管这部小说的瑞典文翻译在第一卷前面加了非常详细的前言，对于瑞典读者来说，还是难以看到文本里的“空白”。当我把这些“空白”指出来的时候，读者才开始对“空白”做出反应。因此，阅读对他们也就更加有意思，更加有意义。

　　作为翻译家，我们很难帮助读者消除这种“盲区”。我们必须尊重原文，不能随意操纵译文。利用脚注来说明，对于文学翻译来说不一定是好手段。前言或后记，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但这样我们就需要时间去撰写。很多翻译家，特别是也做文学研究或者大学老师的翻译家，在自己的职业活动里已经包括这种工作。但文学翻译家可能也应该在更高程度上对译文的读者承担教学的责任，我们也应该更努力地帮助读者发现与填补文本的“空白”。

　　翻译工作的困难很容易让人感到沮丧，甚至同意前面提到的加塞特的观点，即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翻译文本，不能翻译文化的背景，不能翻译“保留剧目”。这时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加塞特的论文不仅提到了翻译的悲惨，也提到了翻译的荣耀。根据加赛特的看法，人的整个存在，其实都是由他始终不断发明新的和不可能的项目的能力来标志的。加塞特写到，“凡是值得做的事情、凡是真正人性的事情，也都是困难的，困难到不可能的地步。”而人的荣耀，就是挑战这种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