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可译性区间”(莉娅娜)

　　翻译是一种技巧还是专业？是艺术还是科学？从翻译产生的那一天起，这些问题就一直围绕着它。围绕翻译的争论很多也很广泛，其中包括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归化与异化等问题。

　　关于可译性这个问题的争论，一开始是从具有相同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西方语言开始的，如果说有人认为这些语言之间都有不可译的东西，那么要谈到把他们翻译成汉语或者日语，那就等同于痴人说梦。

　　如果Walter Benjamin在撰写《译者的任务》时懂得中文，他肯定能找到无数例子来佐证他不可译性的理论。因为浩瀚的中国文化中有太多东西无法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对应的单词，尤其在哲学和中医方面。这些门类里的词汇相当丰富、复杂，就算字典里面有这些词语的翻译，但有时这些翻译本身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当代文学作品的汉译，问题似乎没有这么严重。然而，对于很多中国文化里面才有的词语、概念，译者必须采用很多翻译手段来化解，比如释义、替代以及脚注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理论是建立“可译性区间”。也就是把可译性分成三个层面：对等翻译、对等阐释、文化阐释。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中外语言里面都有的单词，这些单词具有相同的语义场。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对于某些单词、观念、概念，不同的译者使用不同的词法和句法手段，但是这些不同的语言手段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第三个层面指的是那些单词、观念、概念，不同的译者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来翻译。

　　关于到底是翻译语言还是翻译文化，这是围绕翻译产生的另一个争论。历史上，翻译始终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分支，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之一，随着翻译中的文化内容这个理论的出现，最近50年间，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文化翻译上。

　　我认为，源语中的文化内容非常重要。汉语中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汉语里(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有大量的成语、俗语、歇后语、比喻、寓言等等，但是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是无法割裂的，因此另外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出现了——翻译是更靠近作者还是读者？当代翻译理论提供给我们译者许多规范技术和技巧，比如“归化”、“语言增补”、“减少”、“弥补”、“仿造词语”、“调整”、“借贷”、“直译”、“移植”、“脚注”等，但它们本身也会产生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国专家还没取得共识， 更不用说在西方了。

　　关于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还是偏向于异化翻译的。虽然中国人是翻译艺术的大师，但他们比较偏向于实践，因此系统研究汉语翻译的理论与方法的书籍非常少。严复作为现代中国重要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这三原则直到今天依然在指导着中国的翻译实践，它们是如此清晰，又是如此含糊。

　　最后，借庄子“意之所随”这句话，我想说，虽然在翻译的时候，有的单词或者概念表面上看是翻译过去了，但是从深层次而言，在两种语言里面，总是有细微的差别，这需要懂得双语的译者细细甄别，比如说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而且懂汉语的译者、和以汉语为母语而且懂西班牙语的译者，一起翻译某部作品会比较好。因此，我希望有意把中国文学作品带到西班牙语世界的机构，支持并且资助集体翻译项目。通过集体翻译，才能真正达到严复所说的信、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