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白亚仁)

　　前不久我翻译了杭州青年作家孔亚雷的小说《UFL》和《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班机上睡着了》，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文化差异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故事人物喝的饮料是咖啡、白兰地及威士忌，听的音乐是巴赫的《平均律》，读的书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米德尔·马契》《小王子》，把这些作品翻译成英文是非常舒适而毫不费力的一项工作。

　　这多少能说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起码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呈现出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1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尝试翻译中国小说时，之所以看中了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一书，一个原因是当时西方读者所接触的中国当代小说往往有很浓厚的政治味道，突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差异，而《黄昏里的男孩》与中国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内容不外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感情问题、婚姻危机、代沟等。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年1月《黄昏里的男孩》英文版出版时，兰登书屋还给这本书添加了一个副标题《黄昏里的男孩：隐秘中国的故事》。外国人经常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东西，“隐秘的中国”正是那些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东西。

　　当然，大多数中国当代小说还是反映了许多中国社会特有的事物。比如《第七天》里的一些细节，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如果读者有兴趣，就可以上网搜索他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当然，造成不理解甚至不快的文化差异还是有的。《黄昏里的男孩》的第一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主人公是一个弱智的煤炭贩子，名字叫来发。来发惟一的朋友是一只狗，而最后这只狗被人杀掉吃了。这在某些美国读者心中造成了严重困扰，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一本“残忍、恐怖的书”。这个例子或许有点极端，但同时能说明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反应难免受到自己文化的一些影响。

　　影响文学翻译的文化差异主要可以分两种：内容上的和语言、形式上的。相对来说，小说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会构成更大的挑战。在语言和形式方面，余华的写作风格恐怕比较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余华的作品比较精练，大多比较含蓄，这都是西方读者容易欣赏的特点。

　　在英、美两国，惟独余华的《兄弟》似乎让某些读者不那么习惯，美国书评刊物Kirkus Reviews 评价《兄弟》是 “一部有严重缺陷的伟大长篇小说”。它的缺陷在哪儿呢？作者没有详细解释，但从他的个别评论可见一斑。他好像认为《兄弟》有“令人疲劳的细节”，并且有“强求式的陈述”与“过分强调”之嫌。

　　我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但也许中文读者更习惯作者告诉他们事情。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沈从文的《边城》，就被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但当我不久前第一次阅读《边城》的英译本时，反而有点失望，觉得这本中篇小说过度依赖“告诉”，而不够重视“显示”。沈从文无疑对他的故事人物非常有感情，但他在这个作品中垄断了叙述的空间，没有给故事人物足够的机会去显示他们的困惑与担忧、幸福与悲哀，因此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黄昏里的男孩》英译本出版之前，它所收的一些小说以单篇的形式在美国、英国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这些国家的编辑提出了个别修改意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修改意见或许可以归纳为“请你少告诉我一些事情”。余华的写作风格十分简洁，而不止一个英文编辑曾建议中国作者删除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内容。

　　这可能反映了另一种文化差异：中国作家可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获得不同读者的喜爱和欣赏，尽量扩大接受其作品的读者群， 而凡是有兴趣读中国小说的英译本的读者，恐怕都不是那么普通的读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读过许多文学作品的人，他们的文学品位比较高，不一定需要作品把事情说得很白，他们喜欢自己琢磨，希望有独立思考的余地。

　　如何面对中国小说语言、形式上的特点与西方读者的接受品味的差异，是否要绝对保留原著的本来面貌，还是接受编辑的修改意见，这恐怕是翻译家要慎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