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与《红日》的升起

　　《红日》是吴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吴强创作《红日》，与他的战争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1947年，吴强参与了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当时任华野六纵宣教部长的吴强亲眼目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张灵甫的遗体被抬下山的情景，从那刻起，他心中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要把涟水战役、莱芜大捷到张灵甫毙命孟良崮这些“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成一部小说。这个创作的冲动难以遏制地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但是部队每天都要行军作战，没有条件让吴强安静下来写作，然而他始终无法放下这个念头，心中好像有种无形的驱动力在推着他，一有闲暇就会不断地思考酝酿，构思小说中的情节、人物。1952年吴强转业到地方后，虽然行政工作繁忙，但他没有放弃对文学创作的渴望，1956年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吴强终于开始了长篇小说《红日》的创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57年4月完成整部小说的创作。小说部分章节先后在《延河》《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被誉为“十七年”红色文学经典之一，从初版到“文革”前夕的8年中再版印刷44次，截至作者1990年去世前共出版发行187万册。

　　《红日》是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宏篇巨作，以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情节主线，以宏大的结构和澎湃的气势描写展示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1946年秋，蒋介石调派嫡系王牌部队整编74师向华东解放区展开猛烈进攻，我军沈振新率部在涟水奋勇抵抗，苦战不敌，撤退至山东。涟水战役的失利，令我军广大指战员处于沉闷压抑的状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战斗情绪重新振奋起来。这时，蒋介石也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大军出动进攻山东解放区，决战在即。在南北两面受敌的情形下，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决定利用时间差，集中优势兵力分批消灭分散的敌军。战役首先确定了对以莱芜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沈振新奉命率部参战，战士们经过急行军，准时到达莱芜城北吐丝口附近地区，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敌5万余人的包围。莱芜战役在不到3天时间内就取得了胜利。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命令整编74师长驱直入山东境内，在孟良崮一带与我军决战。整编74师是蒋介石手下的全美械装备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号称“常胜将军”，华东野战军决定“围点打援”，消灭单兵冒进的整编74师。沈振新部接到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他们配合友军拔除了外围的据点，将整编74师团团包围在了孟良崮。军长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老虎团”在刘胜、陈坚带领下作为突击队首先攻上了山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我军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战争小说，尤其是具有史诗性质的宏大叙事的战争小说创作始终不尽如人意。虽然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国始终处在一种战乱不休的环境中，期间更有民族自强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国共战争，但没能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著。整个“十七年”时期，虽然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戏曲，但基本都局限于规模很小的题材范围，让人们根本无法感受到那种大战的铁血之气。这期间只有吴强的《红日》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题材上有一定的突破，尝试从全景式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整体式的描写，虽然限于时代局限，这种全景式的尝试不能算很成功，但其立足点已经远远高于大部分同时代的类似题材作品了，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日》的升起是当代中国战争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中的代表作品，对《红日》的评价也随着不同时期对红色经典作品认识的不同而起起落落。“文革”前，《红日》等作品曾风靡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文革”期间又被打成了“毒草”；“文革”结束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被恢复名誉，重新绽放；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大潮中，它们的文学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又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甚至被全盘否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大众文化及“新意识形态”的多重包装下，它们又被重新改编为一种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红色经典”作品而走向了文化消费市场。

　　新时期以来，对红色经典的认识，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大众群体，往往负面态度居多，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政治话语过于浓厚，文学艺术价值不足，主题先行，人物脸谱化严重，有违“历史的真实”。毋庸讳言，这些问题在《红日》中也是存在的。但简单的否定是不对的，只要深入到具体作家与具体作品中就会发现，虽然《红日》有其时代的局限，但仍有其不可抹杀的价值。首先，虽然吴强是一个坚定的革命作家，但他毕竟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深受“五四”文学传统影响，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学情结，并不满足于简单化的宣传。仔细阅读《红日》就可发现，虽然作者对革命理想、信念给出了不遗余力的颂扬，但他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将《红日》作为一本较为纯正的艺术作品来认真创作的努力。小说并没有过分渲染在当时那个时代如同教科书一般的政治结论，比如所有的胜利都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等等，而是将主要笔触投向了战役本身，他关注更多的还是战役中的人物及其在战争中的特殊表现，因为战争是复杂的，小说的描写也同样应当是复杂的。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其实是不容易的，小说写作完成准备出版的时候，就因为有这样的努力而出现了一些麻烦。据作者说，《红日》写成之后，他首先将小说打印稿送给自己的老上级、当时的纵队司令王必成将军审阅。王必成看后深表赞成，但表示还需要江渭清政委拍板敲定。江渭清政委一看书稿，认为虽然写得很好，但也有些隐忧。他对吴强说：“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当然人物是虚构的，但番号是真实的。读者一看六纵的司令和政委，就自然误会我和必成同志了。我认为我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工农兵，你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得说回来，六纵是真实的，那么司令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吴强的《红日》还算是一本比较纯正的战争小说，当然，这也为吴强以及《红日》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埋下了祸根。其次，《红日》在人物创造上也颇有成就，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中国军人形象谱系。比如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就颇有突破性意义。刘胜、石根东等基层指战员的形象也很有个性，他们既有英雄人物的壮举，又不时流露出小农阶级的思想狭隘。就算是对反面人物，虽然也存在脸谱化写作的问题，但也试图给他们一个符合情节发展要求的性格特征，如张灵甫的骄横，李仙洲的狡诈。另外，《红日》在当代战争文学的艺术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吴强自小对中国传统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战争题材的小说非常钟情，《红日》采用了先抑后扬、环环相扣，很有传奇色彩的叙事结构，按照线性时空结构的顺序，完整地构建了一个战役文本，为当代长篇战争小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此，从文学本身来看，称《红日》是当代中国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并不为过，尤其是在此之前没有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红日》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当然，《红日》作为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小说，必然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历史，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问题，不仅学术层面有争议，就算是大众群体，也有很大的异议，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历史语境看待历史，都会有迥异的认识，需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与认识。比如对张灵甫形象的认识，在上世纪90年代后，就随着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共同交织而出现变化。有人提出张灵甫是抗日英雄，张灵甫其实是死于国民党派系斗争，张灵甫最后是自杀，张灵甫英俊潇洒等等，由此认为小说《红日》丑化了张灵甫形象，不符合历史真实。2008年播放的电视剧版《红日》就以这样的观点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老干部纷纷表示出了对电视剧版《红日》的不满。吴强的战友、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的军旅诗人乐时鸣认为：“这个电视剧出动了不少名角，用了很大力气。这些演员虽然演技很好，可是他们演出来的后果，就使人搞不清楚，究竟解放军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国民党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很难受啊！我们打淮海战役多艰苦啊，我们以少胜多，中外历史上都没有啊！”可以说，这是1990年中期以来对红色经典的大众文化改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也是对传统高大上经典英雄形象的一种反叛，让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似乎才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其实，历史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有先才有后，我们不能将一段历史割裂出来看，确实，《红日》用大量的笔触刻画了“战神”般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指战员，而将张灵甫描绘为一个骄横狂妄之徒，但这也是作者在自己立场上的书写，作者亲历过战争，即使对张灵甫再有好感的人也必须承认一点，不论张灵甫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多么英勇善战，而《红日》中对解放军指战员的刻画多么“不真实”，但从连贯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在国共战争中确实输给了力量比自己弱很多的共产党军队，《红日》虽然存有瑕疵，但却能正确地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失败的部分历史真相，而电视剧版《红日》就不能给我们这样的认知，甚至会造成一种国民党军队失败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历史错觉。从历史的完整性去看问题我们就会明白，《红日》在历史大方向上没有错，因为这是胜利者所书写的，从《红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胜利的印痕。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物，《红日》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但是《红日》的升起毕竟是吴强创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它为当代中国战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应当对它给予充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