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永不停息——访著名美学家、哲学家汝信

　　“看了你的采访提纲，对我有些过誉了，我没有太多的成果。”夏日早上，在中国社科院一会议室，记者见到了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著名美学家、哲学家汝信，这位耄耋之年的著名学者面容清癯，思维清晰，一点不像已83岁高龄的老人，当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到达时，他已在会议室等待了，手上拿着记者的采访提纲，很是谦虚平和地说，“我很羡慕现在的学术环境，可以全身心投入研究。专心致志，一直坚持做苦功夫，每个人都能做出成就来。”

　　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位从军五年，在朝鲜战争炮火硝烟间饱经历练，之后在哲学、美学研究中信守真理，其学术之路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的著名学者，显得很平易近人。回顾过去，现在还时常伏案潜心钻研的他说，什么艰难的往事，都只是一种自然经历。

　　炮火声中叩开美学哲学大门

　　记者：您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还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过朝鲜战场，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特别影响？

　　汝信：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父亲请来家庭教师，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得以继续学国文、习西学。抗战胜利后，我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参加过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大学毕业后又投笔从戎，原本为解放我国台湾地区做准备，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我随部队被紧急调往朝鲜战场。因为是新兵，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工作，后来因为会英语，被调往司令部作临时翻译，主要做美军战俘工作。

　　从1950年11月到1955年5月，我一直在朝鲜战场，炸弹就在身旁爆炸，有的战友牺牲了，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倒下了，但我的意志更坚定了，这就是战争的考验，让我后来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起伏和荣辱。

　　记者：您接受美学的启蒙很早，朝鲜战场上，战斗之余您躺在坑道里仍捧着俄文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阅读。回国后还写出了美学论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是什么吸引了您？

　　汝信：我从事学术研究和与学术相关的工作很偶然。那本书是我奔赴战场途经沈阳国际书店时买的。战场上别的书都丢光了，只剩这一本，只能“硬啃”这本书(笑)。因为我的俄文不过关，美学基础又差，啃得很难。“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随着硬“啃”下来的内容越来越多，我被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吸引了。回国后我写了这篇论文，登在哲学研究杂志。

　　从朝鲜回国后，我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当时部主任是科学家钱伟长，我主要参加科研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请著名哲学家胡绳、艾思奇、陈伯达等来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与哲学有了进一步接触。同时参照前苏联副博士制度建立中国的研究生制度，我参与了研究生条例的起草工作，也随科学院代表团去前苏联考察，开始动心思想考研究生。我对哲学完全不懂，但在朝鲜战场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后，对他很崇拜，对哲学也产生了兴趣。

　　所以我想从哲学入手，最终成为了著名哲学家贺麟的学生。在同时入学的研究生中，我的哲学基础是最差的，贺先生教书特点是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和重点精读，所以给我列了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名著书目，黑格尔的书是重点。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是贺先生翻译的，但他根据英文版一句句给我们讲解该书的序言，我受到很大教益。

　　记者：1963年，您著作的《西方美学史论丛》出版了，这是您叩开美学史大门的第一本代表作，也是中国首部以西方美学史为主题的综合研究专著，您也被评价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几个月后，学界泰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问世了。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两本著作成为了解西方美学的必读之作。您能谈谈这部著作吗？

　　汝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但我仍在困难的情况下利用空隙做研究，挤时间写文章。当时资料缺乏，学术研究基本处于闭塞状态，与国际基本没交流，眼界有限。现在回望这部作品，在学术与视野上还是有局限，不过，我当时对古希腊直到20世纪初期的西方重要美学家逐一分析，分析了美学史研究的各种流派，感觉都不能真正解决美学的根本问题。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美学、哲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记者：《美的找寻》是您写的美学散记，也是您美学研究领域的转折之作。为什么想写这本书？

　　汝信：我过去研究美学，主要对美学理论、体系感兴趣，像黑格尔、康德等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国几次后眼界开阔了，觉得脱离真正艺术实践和艺术史，抽象地谈美学理论、美学体系，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想转变一下，从实际的艺术创作、自己的实际感受，结合美学理论作一些探索。而用散文的形式来探讨美，是我心里多年的想法。

　　我始终认为，美学研究最该避免的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这无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如你要研究绘画，最好自己有绘画实践，了解绘画的基本东西。但我个人是艺术门外汉，对艺术史、艺术门类的了解不深，所以研究也不深。

　　我只是搭起了一座桥

　　记者：您师从著名哲学家贺麟，进入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之初就是研究黑格尔，您曾说过，在中国，黑格尔的作用和意义最主要就是体现在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您为什么会选择以黑格尔切入西方哲学研究？

　　汝信：五六十年代，研究西方哲学，重点一是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二是古希腊哲学。突出黑格尔哲学研究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因为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列宁曾说过，要学好马克思的资本论，首先要学好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我从黑格尔切入，就是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来源。虽然说有一定时代背景，但黑格尔对古代哲学的总结和高度概括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记者：您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全方位接触西方学界。当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对您后来的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汝信：1981年我被中国社科院派到哈佛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感触很深。尤其感觉在学术方面根本不具备与他们对话的条件。哈佛大学最大的优点是自由开放，国际交流很多，世界知名学者都会去那里演讲，任何人都可以旁听。

　　当时也是哈佛哲学系在国际上最活跃的时期，活跃着大哲学家蒯因、罗尔斯、普特南等，普特南是我的联系人。起初我设想的研究方向是“美国哲学史”，但普特南听了后不以为然，说“美国哲学史”在哲学上根本不成立，所谓的“美国哲学史”指的是美国建国者如杰弗逊和清教思想家的宗教思想。美国有一些大部头的美国哲学史的书，但在学术界评价并不高。他让我利用哈佛的条件，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当时哈佛大学请了国际黑格尔研究会主席、海德堡大学教授海因里希讲一个学期的黑格尔，因为过去和他有交往，在国内有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基础，被泼了冷水的我去听了他的课。他对我说，中国研究黑格尔主要注重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这条线，这样有一定局限性，事实上黑格尔去世后另一条线非常值得注意，即突出个人作用的思想线索，所以尼采、克尔凯郭尔值得重视，这样研究更全面。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也是开放的，我开始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接触了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开始重视黑格尔之后这条注重个体生存、突出个人作用的思想线索。20世纪这两位哲学家的影响特别大，他们突出个人迎合了20世纪潮流，后来的存在主义等思想受这两人影响很深。但当时国内对尼采除了批判的声音外，研究很少，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认识更少。后来我回国时带了很多英译本回来。

　　记者：您回国时还带着10多麻袋书籍回国，是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书吗？

　　汝信：当时新书非常贵，奖学金有限，国内英文书又很稀缺。我一方面在市场淘旧书，一方面哈佛大学图书馆每年清书，这些书很便宜，我买了很多，寄了10多个邮包海运回国，不是麻袋(笑)，也不仅是哲学书，只要感兴趣的都买了，还包括一些英文小说(笑)。

　　记者：很快，您就写出《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等文章，当时克尔凯郭尔并不为国人熟知。包括尼采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是研究的“禁区”，而您在改革开放后较早地打破这一“坚冰”，为什么您坚持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

　　汝信：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哲学研究新方向，即关心个人，关心人的生死的问题。1982年我还写了《克尔凯郭尔思想述评》，这可能是国内第一篇全面反映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作品。

　　当时国内对尼采有看法，批判声音较多。但我认为应该全面看待尼采。尼采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等也持批判态度，影响了很多东西方进步作家。我曾在博士生周国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序中写道：“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

　　无论是对美学还是哲学的研究，我只是努力搭起一座桥，更深的研究还需要一代代学者去研究去完成。

　　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宝贵

　　记者：您不断地在开创和探索，90年代初又开始关注世界文明，为什么？现在您83岁高龄了，还常伏案研究。最近还在创作什么吗？

　　汝信：过去对不同文明的深入比较研究还比较少，改革开放后对此越来越重视，也有能力做出中国人系统研究世界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退休后，主持在中国社科院成立“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邀请数十位学者编撰出版了十几卷本的《世界文明大系》，第二期又出了八卷本的《世界文明通论》，第三期将出八卷本的《世界文明与中国》，明年可以结题。我们还配合出版了图库，以图片为主更直观形象地介绍世界文明。

　　现在我是看什么感兴趣，就读些什么(笑)。最近把我原来主编的《西方美学史》四卷本压缩成一卷，作为西方美学史简明读本，今年6月刚出版。

　　我年纪大了，做不动了(笑)。2004年起，我被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占用了很多时间，开了105次讨论会了，每次都开一天(笑)。

　　记者：您看起来一点不像80多岁的人，有什么养生秘诀吗？每天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汝信：我身体不好，血压高，脑子总发昏，已经糊涂了(笑)。当年在朝鲜战场得了关节炎，严重时站都站不起来，回国后慢慢好了，但现在年纪大了，又复发了。吃药也不少，每天要吃十来种药，因为我头老晕，我问医生是不是药吃多了，结果协和医生对我说，你这年纪其他人吃二三十种药的有的是，不多，吃吧，你还能吃几年(笑)。

　　我的生活并不规律，晚上睡得晚，世界杯期间早上起得早，凌晨5点起来看世界杯。我在学校时踢过足球，曾经很喜欢(笑)。每天也就散散步，没有其他锻炼。养生方面，因为80年代时突然心脏不好戒了酒，一直不吸烟。今年体检说我体重超重，80公斤了(笑)，我想减肥，正准备学学小姑娘试试每天不吃晚餐，只吃水果(笑)。

　　记者：您曾说过，您的治学历程中，周谷城、贺麟、朱光潜、任继愈等前辈大师的言传身教令您受益匪浅。他们的治学态度、为人处世和生活心态等是不是一直对您有影响？

　　汝信：我当时年轻，也敢写文章，试图用新观点来看问题，有些观点与朱光潜先生、周谷城先生不一样。我常写文章与两位先生辩论，从中受益良多。现在看来当时很多观点受“左”的思想影响，这是教训。

　　朱先生很有大学者气派，杂志社把我写的批评他观点的文章送给他看，他都赞成发表，还专门把他研究用的外文书送给我，给我研究时参考。

　　宗白华先生也不是我直接的老师，他是研究西方美学、哲学的大家，我把文章给他看，他认为只要你言之有理，有根据，作为一种观点，他都赞成自由讨论。学术大家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处世使我终身受益。

　　记者：回望过去，您如何评价自己取得的成就？您最欣慰和最遗憾的又是什么？对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忠告吗？

　　汝信：这些年我虽然组织专家学者出版了一些书，但都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回顾过去，我很惭愧，成果和成功经验太少，教训一大堆。最大的教训是曾经因为行政工作，不务正业(笑)，最遗憾的是从1957年至1977年，两个十年，因为各种政治运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没能全身心投入研究。

　　我非常羡慕现在的学术环境，过去政治运动太多，我们不停下乡“滚泥巴”，学习研究的时间都要挤出来，写写文章可以，但要做出有分量的学术成就不行。

　　德国著名诗人莱辛曾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宝贵。”我也一直秉承“追求真理永不停息”的信念。所以对年轻学者，我想说，只要专心致志研究，一直坚持下去做苦功夫，每人都能做出成就来。

　　人物小传

　　汝信，江苏吴江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长期从事哲学、美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汝信自选集》、《论西方美学与艺术》、《美的找寻》、《黑格尔范畴论批判》、《西方美学史论丛》、《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等，编译著作有《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百科全书》等多种。他的学术之路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