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艺术时代，文学与评论何为？(何瑞涓)

——甘肃省作家评论家谈文艺发展现状

　　时代是一辆狂奔的悬浮列车，悬浮于存在之上，我们的存在普遍缺乏诗意，普遍苍白，无法培育文学，文学呈现无根、空心、游离、泡沫的不同状态，也无法滋养时代。悬浮时代也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时代。谈悬浮时代或者非艺术时代的艺术还原，还原是一种承担。

　　评论家有没有起到桥梁作用，将更多读者引导进文学场里来？因而，也许当前更需要一种以读者心态、和读者平行的批评。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荷尔德林的这句诗在海德格尔那里拥有了更多的哲学内涵，也成为一代代学人的梦想。在很多理论家的论述中，我们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技术理性的时代，一个人被异化的时代，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艺术何为？如何再让人重新回到诗意当中？在8月3日至6日由甘肃省文联主办，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承办的首届甘肃文艺论坛上，“非艺术时代的艺术还原”成为论坛主题，在丰富多角度的分议题下，甘肃作家评论家对文学使命、学院批评、甘肃本地创作的思考引人关注，尤其是他们对自身的反思乃至自我批判，显示出他们的诚恳与胸襟。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地区，必然会走向强大。

　　创作  悬浮时代的文学使命：不要过度描黑时代，文学是时代的压舱石

　　给一个时代命名是困难的，甘肃作家评论家慎重地用了“悬浮”这个词。这是一个悬浮的时代。会上，有人说，时代是一辆狂奔的悬浮列车，悬浮于存在之上，我们的存在普遍缺乏诗意，普遍苍白，无法培育文学，文学呈现无根、空心、游离、泡沫的不同状态，也无法滋养时代。悬浮时代也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时代；有人说，悬浮时代是一个被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物质欲望包围的时代。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陈春文解释道，在西方意义上，悬浮是脱离中心的运动，从近代以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到近代以后的人类中心主义，直至所谓的后现代变为无中心主义，抹平一切，消解深度，存在失去了天地人神的高度，变成了纯粹的概念，离真正的存在越来越远。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何让文学回到现实，不再是话语狂欢而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面对现实，很多人在批判时代的时候，甘肃作家评论家更多的是冷静地发出了反思自我的声音。

　　“将我们文学的问题归结为时代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就在时代当中。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权绘锦表示，文学与时代并没有堕落，之所以对文学与时代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出于文学被边缘化的内心焦虑。而文学被边缘化是正常的，“文学是时代的压舱石，是一小部分，不是时代的全部” ，这种焦虑心理需要修正。这与诗人、评论家高尚的观点不谋而合。高尚也指出，“时代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不是悬浮于我们头上的一个词语。 ”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个体之中，我们在批判着别人不担当不作为的时候，可能更需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否则我们永远都好像在说着别人的事。“谈悬浮时代或者非艺术时代的艺术还原，还原是一种承担” 。

　　“我们不要把一个时代过度描黑。 ”作家弋舟也强调，任何时代的写作都与时代本身有着天然的敌意，任何作家都会觉得他所处的时代是悬浮的，即便是李白也会这样认为，否则也就不会有《行路难》等诗作。他指出：不要反复放大时代的溃烂与痛苦，要让文学给时代开药方，文学承担不了那么多，但是文学要准确地看到时代痛在何处，并给予一些劝慰性的东西。

　　评论  对学院批评的反思：从评论无关文本，到和读者平行的批评

　　学院批评读不懂、引用西方理论太多、与普通读者无法对话……对于学院批评的诟病向来不少，如有评论家所言，“不知道什么时候学院批评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 。大多数来自高校的甘肃省评论家，也发出了来自于学院批评内部的反思。

　　徐兆寿是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委员会主任、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他的一个学生曾要做李娟理论散文研究，一些教授们纷纷否定，说这个人是谁，没听说过啊。徐兆寿说：“不读文本，怎么会知道作家的存在呢？ ”后来教授们一查，哦，这个作家不错，才同意学生做。天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王元忠也指出，评论家喜欢贴标签归类，有评论家试图给李娟归类，发现哪类都归不了。“我们的批评不在文学现场，很多人都不读作品，评论不与文本发生关系” 。

　　不读作品之外，还存在其他问题。“评论家拿知识说话，处于一种‘无思’状态，没有思想。 ”甘肃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张存学坦言，这些人或拿道义为标杆要求文学，或拿理论套作品，这个是什么主义，那个是什么主义，好似真理在握，实际上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导致了评论本身的无力。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张懿红也认为，学院批评因为局限于学术期刊，与读者相距远，造成了批评家缺席的现象。同时初学者急于卖弄学问，剔除引用的理论剩下的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和精彩评论。此外，所有的学院派认可的都是阐释空间大的作品，作品只是提供了他们展示自己的平台。也正如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梁波所说：“一切作品拿一把手术刀解剖，符合自己的就认为是好作品，不符合的就认为不合格。 ”西北师大文学院博士李晓禺也指出，一些学院批评没有情感体悟在里面，只为推出自己的观点，“评论无关文本，文本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论据” 。

　　这样不仅导致了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紧张，也导致了理论与作品关系的颠倒。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翰存指出，学院派的文章倒了作家的胃口，触及不了个人创作的要害，作家就不买你的账，而学院派反而将其归咎于作家不近人情，难以交流。同时，“任何一种原创性文艺理论的诞生都是有根的” ，而不是先入为主地用一些所谓的观念、理论去对应作品，应该从感受作品的世界性和文学性开始，慢慢悟出一些理论。一些学院派恰恰颠倒了二者，将文学批评变成了阐述术，形成不了自己的理论。唐翰存也直言，在高校评价体系的诱导下，学院派已经僵化，普遍丧失了对文学和艺术真理的热爱，更关心的是评论本身带来的实际效用，功利化、工具化，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学术八股”的代表。

　　如何在学院批评中自我修行？首先，评论家可以做些文学创作。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周仲谋指出，陈思和是学院派的代表，但是他的文学批评并没有被僵化的理论体系束缚住，而是充满睿智与灵性，其中原因可能跟他自己创作散文有关，文学创作使得他评论时能够从作家的角度思考。其次，不再高高在上，回到与读者平行的批评。梁波强调，大学生在不断增加，读者应该成倍增长，而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文学作品只是中文系的学生在读，其他系学生完全不知道。他反问道：“评论家有没有起到桥梁作用，将更多读者引导进文学场里来？ ”因而，也许当前更需要一种以读者心态、和读者平行的批评。第三，对作家抱有理解和期待，并带着问题意识评论。作家需要的是心灵和精神深处的理解，对一个作家的解读要像康德所说的“能比他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建军认为，时代与作家是评论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期待作家，如同卡夫卡与时代的关系、鲁迅与时代的关系，期待我们的作家对时代的回应，同时，应该揭开一些作家的思想匮乏，指出他们的精神成长历程，带着问题意识进行评论。此外，还应葆有初心。徐兆寿强调，文学评论不算做科研成果，因而具有无功利性，这也使得写作者需要保持初心，否则都去为了挣钱为了成果写，评论也就毁掉了。

　　地域  甘肃文学的现状与提升：静水流深，蓄势待发，地域文化差异是文学的富矿

　　上世纪八十年代，甘肃省文联主办的一本杂志风生水起，与《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三足鼎立，独特而敏锐，走在时代前沿，关注并引导着当时的文艺思潮，这就是《当代文艺思潮》 。一大批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等也从这里走出从而推动了一个诗歌流派的发展。甘肃在当时也成为文艺重镇。三十余年过去了，甘肃走出了不少优秀作家、评论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昔日辉煌已不再。问题何在？甘肃省创作的优势在哪里？又将走向何方？

　　在“后现代”已经成为过时了的词汇时，甘肃大多还处于“前现代” 。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杨光祖坦言，甘肃文学的第一大特点就是乡土味，然而，并非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要写出甘肃各地的深层特色，需要作家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广阔视界，民族性、乡土性，如果没有“世界性”作为前提，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甘肃作家大多来自农村，农裔身份使他们既有先天优势，也有很大劣势，比如容易为名利所俘，创作带有强烈的现实诉求，无论对乡土文化的深入反思还是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思考都不够，走向伟大的路也更难。他强调，一个作家不应该是为一个地区写作，也不是为一类人写作，而应该是为人类写作，为自己的灵魂写作，应有大的视野和胸襟，不要先天地局限自己， “我们不占有天时地利，我们从自己做起，奇迹是会发生” 。

　　不仅乡土题材创作如此，城市形象建构也存在问题。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茂全指出，甘肃文学表现城市时，有着乡村作家对城市文化的陌生感和情感上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即便是城市里的乡村作家，也在不断重复着乡村故事， “是坐在城市大楼上遥望乡村、缅怀乡村” ，多见于反映城市文明病，也更关注官场或大学生活。他提出，看城市应该是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应该更多地关注市民，不关注市民就无法真正完成城市的精神建构。

　　“为什么我们要出好作品那么难？ ”作家弋舟表示，可能确实跟作家写得不够好有关，但也跟地处偏远有关，甘肃作家诗人如果能够在全国有一定名气，一定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这种多年艰苦乃至堪称憔悴的训练，对于甘肃作家来说未尝不是好事。“我们在这个时代稍受冷落一点，可能在创作精神、研究精神上更纯正一些” 。也有评论家认为，甘肃文学底气不足的原因是向标不正，经验、学养等各方面沉淀不足，心态上急功近利，没有做好远航的准备，没有对世界做出准确判断就匆匆出发，只好漂到哪儿就算哪儿。此外，甘肃没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媒体为作家评论家提供平台和阵地，目前有正式刊号的文学刊物只有两家，即《飞天》和《北方作家》 ，省文联评论类刊物《甘肃文艺》是内刊，地州市文学刊物也都是民刊、内刊，没有刊号在全国就没有话语权，作家也不能很好地发出声音。

　　地域偏远，文化贫瘠，果真如此吗？从另一方面来看，甘肃文化资源恰恰非常丰富，有待挖掘。权绘锦指出，甘肃几千年来都是多民族交汇的地方，“甘肃地域文化的差别和丰富性，恰恰是甘肃文学的富矿，而不是制约甘肃文学发展的因素” 。杨建军也强调，写乡村还是写城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甘肃人的生活的经验能够对当下人的生存困境有所回答，“我们应该拥有对这片土地的自信” 。杨光祖也清晰地看到，甘肃文化积淀厚实，缺乏的是有耐心、甘于寂寞去挖掘本土资源的人。作家杨显惠已不在甘肃，却每年自费来甘肃，走访河西、定西、甘南，写出了《夹边沟纪事》 《定西孤儿院纪事》 《甘南纪事》等优秀作品。倘若沉潜下来，甘肃作家也可以写出更多精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