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本土化创作也要有不守一隅的文化视野

刘斯奋近照

　　□图/文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张甜甜

　　1《白门柳》：

　　用岭南精神创作出的江南小说

　　羊城晚报：您文艺生涯的奠基之作是长篇小说《白门柳》，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非本土的题材来创作？不担心这样一个非本土的题材不好把握？

　　刘斯奋：作为一个广东人，我对广东、广州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的文化视野从来都没有局限于广东，我一向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的。既然我想从自身的修养、积累出发去写中国的文化，就不能拘泥于广东；而明清之际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并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要揭示 中国文化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新动向，明末清初的江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另外，历史小说和现实小说不一样。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岁月，时 至今日，可以说江山依旧，但人事早已全非，地形地貌固然需要考察，但当年的人和事则只能凭借历史资料去想象揣摩，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江南作家还是岭南作 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当地作家会有地利与人和的优势，但外地作家却是旁观者清，受成见成说影响更少些，创作起来更加自主。

　　羊城晚报：但毕竟您是广东人，长期受到岭南文化的浸染，这对创作这部小说有什么影响？

　　刘斯奋：岭南文化的特质据我的总结就是：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因此，我在创作中所恪守的，一是要敢于有所突破。古代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古代 的大思想家，以这些人物作小说的主角，前人似乎未有范本，应该说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新尝试。二是以平视的角度对待这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把他们作为一个 有血有肉的平常人来探究、来描写。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许都是源于岭南文化的创新传统和平等精神。

　　羊城晚报：《白门柳》写的是江南题材，有很浓的江南味道，而您是广东的作家……您认为这部小说是属于岭南文学还是江南文学？

　　刘斯奋：我觉得它属于中国文学，这是由我的文化视野决定的；或者说，它是用岭南文化的精神去写出的一部关于江南的历史题材的小说。这本身也已经跨越了地域。

　　2美术创作：

　　突破岭南一隅走向全国

　　羊城晚报：您在美术创作审美上有没有自己的追求目标？

　　刘斯奋：这和文学创作类似，还是我对岭南文化的那三点归纳。我没有明确的师承，但人人又都是我的老师，也许就是所谓博采众长，然后自成面目吧！我很强调 走自己的路子。因为在艺术创作中，共性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只有独一无二的个性才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根本不想归入哪一派，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艺术感觉，努力 把画画好，才是最重要的。写完小说，不想干了，就画画，先是画古代人物，再画现代人物，现在又画山水……当然，每样都有一定的目标和追求。

　　羊城晚报：加上诗词、书法创作及文化理论的提出，这种跨界确实可以看成是岭南文化精神一种影响。

　　刘斯奋：工业文明之后，从家庭小作坊生产到大工业的流水线生产，这在物质生产上极大满足了社会对消费的需求，是人类社会一次大飞跃，功不可没。但严格的 专业分工，也对人的精神创造产生负面影响，严格的专业分工，压抑了人的多种潜能的发挥，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则扼杀了精神创造的个性。岭南文化精神也许有 助于突破这种后现代困境。

　　羊城晚报：虽然您强调了不守一隅的精神，但在您的这些画作中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岭南的影子，比如画中的山水总是温润的。

　　刘斯奋：这只是表象，造成这种面貌也许是我更崇尚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即含蓄、圆融、内敛。而且，中国传统的绘画也倾向于表现人生美好的一面，不像以原 罪、救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那样直接表现死亡、血腥、战乱。至于整体画风，我则是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这次到北京中国美术馆搞展览，就有评论家认为 我是最大限度地去西方化，并纠正了岭南画风中某些功利和媚俗的偏颇。当然，由于我生长于岭南，平时所见都是青山绿水，这自然会强有力地影响着我的心境和创 作。不过重要的是同样是青山绿水，如何画出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画出自身的文化情怀，而不是盲目的模仿和跟风，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这样，广东绘画才会突破 岭南一隅的局限，真正走向全国。

　　3本土性：

　　广东文化就是杂交文化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文艺创作过程中对于本土性的强调？

　　刘斯奋：如果本土性是指题材，特别是现实题材，自然无可厚非。因为一个艺术家，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土地，无疑有着先天的生活优势，表现起来会更加得 心应手。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涌现出一批直接反映改革开放的电影、电视剧，像《雅玛哈鱼档》、《公关小姐》、《外来妹》、《情满珠江》、《英雄无 悔》、《和平年代》，等等，都曾经引起全国轰动。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长期生活在广东，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不过后来，这种广 受关注的效应失去了势头，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本土作者的创作观念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事实上，随着时间 的推移，观众和读者的品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生活作原生态的再现，而是要求从题材、观念到表现形式都有更大的开拓，更高的提升。而 我们的作者，却仍旧只满足于原来的一套，变得止步不前，最终失去观众和读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事实上，即使是现在，广东有很多生活形态、思想观念，都仍 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问题是我们的文艺家如何使自己对这种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表现，从原生态的层面上，提升到一种新的审美高度和思想高度，从而给观众和读者 以更深刻的启迪和更高层次的审美愉悦？而这，实在是当前本土性创作所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近些年来广东所谓新移民作家的现象？

　　刘斯奋：我从来都不狭隘地强调本土性，广东文化的本土性从来就不是封闭自守。广东是历代移民大量地、不断地迁入的地区，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杂交”， 其强大活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也许可以说，广东文化的本土性就是杂交性，也是这个社会开放包容的原因。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对岭南文化感兴趣而且去研究的， 大多是来自外省的新移民。作家也是一样，他们来到广东，发现这里和家乡不一样，马上引起研究和创作的兴趣。有时候本土人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生活形态，他 们反而能发现其中的不寻常。这也有点像我写江南风物时的情况。当然，也不能满足于浮光掠影，需要真正沉下来，慢慢地去深入琢磨体会，包括广东的现状和历 史。如果说，我作为广东作家，尚且能写出《白门柳》，那么对于新移民作家，就没有理由怀疑他(她)能写出一部更加出色的关于广东的作品来。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有些评论家呼吁广州文艺创作要对诸如西关风情的再现？

　　刘斯奋：广州西关是一个广府地区习俗比较集中的地区，加以关注和表现当然有必要。但西关风情涵盖不了整个岭南的文化，如果只强调这一点，倒把本土性理解得狭窄了。

　　本版于7月27日、8月3日相继推出《广东女作家为什么那么红？》、《女作家为广东文学“热带雨林”增添斑斓色彩》策划专版，引起读者关注，关于广东文艺本土创作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广东本土的文艺创作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为什么一谈本土创作就有点尴尬？

　　除了“时代背景”还要重视地域性

　　曾大兴(广州大学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从小学到大学，老师跟我们讲文学作品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在黑板上写“时代背景”这几个字，告诉我们这个作 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个作家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个确实很重要，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是事 物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而我们过去讲文学基本上只有时间这个概念，只讲文学的时代性，只讲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这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为了还原文学的真 相，我们还应该有空间这个概念，还应该讲讲作家、作品产生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有地域性，尤其是到了当代，文学的地 域色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鲜明。我们现在熟悉的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他的创作就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作为根据地。陕西有三个代表性作家，贾平凹、陈忠实、路 遥，这三个人刚好出生在陕西的南部、中部、北部。贾平凹的作品是陕南风格，陈忠实的是关中风格，路遥的是陕北风格。

　　再往南边数过来，几乎每个省都是这样，往南到广东，古代作家就不用说了，现代作家有创作了《虾球转》的黄谷柳，创作了以广州西关为背景的《三家巷》的欧阳山，再就是陈残云，他写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生活就是以广州白云区一带为背景。在年轻的作家当中，梁凤莲是一个代表。

　　陈实(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还有，陈国凯写特区，吕雷写新时期的西江流域，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打工文学”，包括郑小琼、王十月、谢湘南，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基本上写的都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生活。

　　本土文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

　　梁凤莲(广州市社科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在为什么在广东和广州一谈本土创作、本土特色，好像就有一点尴尬，我们要面对地域特色日渐模糊和融合的 现状。因为广州已经成为一个移民城市，汇集在这里的人都带来了各自的母体文化，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真正可以作为创作的旗帜来张扬的地域文化，还需要好好 地去匡正、认定、澄清。就是真正以地域特色作为标识，正视在各种文化汇集、碰撞和变异中，怎么样继续保留古老的地方特色魅力？

　　曾大兴： 我认为本土文学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本土文学的题材是本土的，但是它所包含的意义应该是全人类的，也就是说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像莫言他写的是山东高密东 北乡的故事，但是他所体现的是整个中国农民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与心路历程，这就具有普遍意义。沈从文写湘西，体现的是对单纯、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具有普遍 意义；鲁迅写绍兴农村，所揭示的是旧中国农村的破败景象与农民的悲惨命运，也具有普遍意义。题材是局部的、本土的，意义是广泛的、普遍的，这才是我们所说 的本土文学。如果题材是本土的，意义也是本土的，那就有局限性。

　　本土文学不仅仅是本土作家创作的，外地作家也参与了本土文学的创作。我 们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像苏轼被贬到惠州来的时候，就写了许多以岭南本土为题材的作品。比如《荔枝叹》：“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 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像这样的作品，你是把它划到岭南文学？还是划到巴蜀文学？韩愈也是这样，他先被贬到阳山，后来又被贬到潮州，他在这两个地方都留下 了很多作品，例如他的《山石》，就很有可能写在阳山这一带，这就属于岭南文学。

　　本土文学的作者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地作家，也就是土 生土长的作家，一个是生活在本地的外地作家，像古代有的是被贬谪在这里，有的是被流放在这里；1949年以后，有的是作为干部调配到这里，有的是因为其他 原因短期居住在这里。从外地到岭南，他是一个客居者，但是他写的是岭南题材，那么他的这一部分作品就属于岭南文学，也就是本土文学。本土文学不仅仅是本土 作家创作的文学，任何人，只要你熟悉这个地方的生活，你就可以从事本土文学的创作。这样来看，广东的作家究竟有多少？我想一定是很可观的。

　　一个作家，如果对本土文学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他的作品没有一个地域标记的话，他是很难被人们记住的。自从有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几乎每一个获奖者的 颁奖词，都会强调他卓越地描写了本民族、本地区、本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当然，在中国，在广东，也有少数作家不是这样，写 了很多，但是没有任何地域特色。按照地域性文学史的编写原则，这样的人是进不了广东文学史的。

　　为什么很多广东作家浮在表面？

　　梁凤莲：为什么很多广东作家浮在表面，没有潜进去？目前的一个误区是，把文化当成一种装饰、一个单纯的背景，或者一个附庸的东西，而不真正去追究为什么 它会对人产生这样的影响。很多东西在广东文学创作里还是空缺，这个空缺还导致文学机构长期形成一个模式，就是雇佣军的模式、空降兵的模式。像亚运会都是请 外援，包括很多粤剧，最搞笑的是也请外地文研所，然后让我们的粤剧编辑把它补上广东话，全部置换了，貌合神离，而且根本找不到它的精髓。

　　对本土文化只有了解才有认识，只有认识才有认同，只有认同才有热爱，只有热爱才会共同地建设它、完善它。假如这个链条一断裂的话，很多误解的东西就会产 生，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移民世界，每个人带着不同的文化烙印来这里，你没有文化认同的话，就必然有道听途说、忽略放弃，形成种种误读，导致现在的困境。

　　文化认同之外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文化融合，谁融合谁就有话语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用北方的标准，或者用一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这是历 史造成的。如果你再用中原唯一尺度的话，我们肯定被边缘化了。要认识它、了解它、热爱它，然后要建立自己的评判标准，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地方文化成熟的标志，唯一的标志就是文化产品的输出，你真正能通过文化产品输出去改变别人的价值观，这才是文化成熟的完全意义。假如政府的倡导，从业者 的觉悟，对文化的热爱，这三者不能结合的话，我们能出什么？我们就只能出“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不是不好，但是随着文化的纵深发展，社会往前推 进，这种自爱自恋、风花雪月的东西就很难有什么社会正能量。假如你的书写只是对你个人的宣泄，你可以在日记上铺天盖地，假如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发表出来，你 不可避免就要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本版版图/东方IC

吴小攀、张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