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系列“少爷的时代”:回望的眼光

　　谷口治郎与关川夏央合作的五卷本漫画系列“少爷的时代”，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第一部《少爷的时代》)、森鸥外(第二部《秋之舞姬》)、石川啄木(第三部《苍空之下》)、幸德秋水(第四部《明治流星雨》)再回到夏目漱石(第五部《闷闷不乐的漱石》)的连环，将明治三十九年(1906)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这段时间的日本真切地再现出来。

　　作者关川夏央坦言：“之所以要如此设定，是因为本人看得出日俄战争后的这数年间，才是近代日本的转折点，而从此以后日本便在通往1945年的这条铁路上，盛大而沉重地开始前进。”其实“少爷的时代”不妨称之为图像小说(graphic novel)，毕竟此作乃是在探讨明治末年的日本及其思想状况，主题和手法都相当严肃，非一般漫画可比。

　　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已久，1890年山县有朋就明确提出要维护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甲午一战后，日本虽短暂获得辽东，但三国干涉还辽，使得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势头受挫，也与俄国结下梁子，之后俄国势力在东北愈加膨胀，涉入朝鲜半岛，还借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机会在中国东北驻军。面对老对手俄国，在远东有极大利益的英国在甲午后的态度是扶植日本，英日两国于1902年正式结盟。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终于爆发，2月日本开始攻击中国旅顺。

　　日俄相争，列强得利。日本近四成的军费开支都是募集英美外债所得，俄国更甚，接近一半，因开销巨大，战争后期，双方都迫切希望结束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原提出割地加赔款，但俄国经济已经奄奄一息，列强无人乐见北极熊倒下，影响势力均衡，最后日本只得到库页岛南部。

　　“少爷的时代”第四部《明治流星雨》中有这样一幕，由于对日俄战争后列强操纵下只割地不赔款的谈判结果不满，更因为战争开支造成的通货膨胀、增税、几近强制的国债征募，使得压力全转嫁到了国民身上，全日本各地出现抗议集会。明治三十八年(1905)九月五日，日本民众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的抗议集会演变为暴动，发生冲击官员住所、烧毁电车、打砸东正教堂、包围主张和谈的国民新闻社等过激行为，翌日紧急实施戒严令才得以平息，史称“日比谷事件”。

　　漫画中，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几位社会主义者在抱持反战、和平观点的“平民社”内因日比谷事件而激辩：“时代在改变呢。”“对，在改变。把国权的扩大误解为个人的扩大的幸福时代已经结束，今后是国家跟个人敌对的时代……经过日比谷暴动后，我终于开始理解到平民的力量，简直是毫无秩序的粗野蛮力……”日俄战争后这一系列抗议浪潮的主力，乃是城市下层民众、学生和小型工商业者，且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初期以宣泄愤懑为主，非为和平而反战，更多是期待下落差的宣泄；后经新闻记者等知识分子的引导，斗争矛头指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藩阀政治。这引起了山县有朋等大佬的强烈反对，伺机翦除那些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明治流星雨》的结尾，作者写道：“哈雷彗星飞向那黑暗尽头的明治四十三年(1910)六月，近代日本转向另一个转角。而漱石则在该年八月，在下着豪雨的修善寺徘徊在生死边缘。”

　　夏目漱石的出道作兼成名作《我是猫》写于日俄战争期间，书中还写到主人公猫(这猫没名字)的饲主曾收到贺年卡写有祝攻陷旅顺字样云云。虽然社会上因为战事得利的消息而欢欣鼓舞，许多知识分子也鼓吹国权的扩大、国家的强大即是个人的扩大与强大，这气氛也不免反映到小说上来，整部作品充满了戏谑的欢乐气息(漱石写小说的缘由是为了治疗神经衰弱，让自己得以放松)，但漱石对日俄战争的结果显然保持着不安，并将这些情绪写进完成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一日的《趣味的遗传》中，个中滋味，三言两语难以阐明，给人的震撼不亚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决定性瞬间。

　　历史学者小岛毅在《父亲讲给孩子的日本近现代史》“漱石的忧郁”一节中敏锐地指出：“当三四郎询问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时，广田老师的回答有如预言般地准确。老师回答道：‘毁灭吧’。”

　　漱石写《三四郎》时，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去世时是大正五年(1916)。漱石本身的年龄与“广田老师”(这个角色的某部分便是以漱石本人为模特)相当，并没有经历昭和二十年(1945)的“无条件投降”，不知“广田老师”(或者说夏目漱石)凭着何种实感，说出了“毁灭吧”这样的话，料中了40年后日本的命运。

　　小岛毅与关川夏央、谷口治郎一样，都极为重视夏目漱石之于日本近现代史的意义。小岛毅感叹：“漱石以小说家的身份活跃的时间，只有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很短的10年。不过，我认为这10年是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有很大变化的10年。漱石小说(和同时期活跃于文坛的鸥外小说)之所以被视为近代小说的经典而一直被阅读，就是因为他的小说象征了这个转换期的情绪(不是社会的大部分，是极少数比较敏锐之人的情绪)吧！”

　　“少爷的时代”第五部《闷闷不乐的漱石》便再次以漱石为中心人物来向明治时代告别。终章，幸德秋水等人被处刑，虽然“离明治帝去世还有一年三个月，然而事实上，这个同时拥有光荣与黑暗的伟大时代，也就是‘少爷的时代’，已经宣告终焉”。

　　在修善寺养病的夏目漱石大量吐血，羁留于生死边缘。漱石在《杂忆录》中写了5次“不能忘记的二十四日”，还写了一次“不能忘记的吐血800多克”，显然明治四十三年(1910)八月二十四日的体验，给予他强烈无比的印象，甚至在他而言有“彻头彻尾清醒的神智，实际上昏死了长达30分钟”。加之他养病期间正在阅读威廉·詹姆斯“小说般的哲学”《多元的宇宙》，反复提及读后感，更由此想到死后的意识。“少爷的时代”的两位作者安排昏迷中的夏目漱石走马灯一般与明治人物一一对话，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夏目漱石面对山县有朋说出：“可是这样一来，日本早晚会灭亡的”。

　　然而小岛毅的思考更进一步，他将日本流行的“明治维新的改革是正确的，但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路就走偏了”这种解释斥为扭曲的“司马史观”，因其代表人物乃《龙马行》《坂上之云》等书的作者、通俗历史小说大家司马辽太郎。坂本龙马，这位其名不彰的人物后来被视为维新大功臣，就有他作品之功。司马辽太郎的主张虽广为人接受，但在专业的历史学者眼中，仅仅是“单纯而容易理解的历史”，小岛毅认为，没有比“单纯而容易理解的历史”更危险的东西了。虽然《坂上之云》里也有批评攻打旅顺乃是无谋之战、侥幸获胜后更被冲昏头脑缺乏反省、这样的结果与昭和的悲剧脱不了干系等类似的意见，但其观点还是建立在全面肯定明治维新的历史观上。如果以延长线的眼光来看，丰臣秀吉的小田原征伐乃是统一日本的正确之战，之后的朝鲜征伐则是侵略，可这两场战争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明治维新是历史进步，日俄战争、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是错误，历史是走上岔路了吗？

　　所以从明治时代来检讨昭和的悲剧是极为必要的，即使在一条延长线上，应该也存在着走到某一点时，可以改变方向的可能，从关川夏央、小岛毅等不约而同地强调日俄战争后的数年来看，也许今时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重新回望、检视明治时期，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夏目漱石及其在作品中的预言，或许是比较方便的门径。

　　然而，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在情报的操弄下，人们不是因此相信“暴支应惩”的口号，普遍认同持续战争是正确的吗？还有，当时日本人不也相信日本在珍珠港取得巨大胜利，并抱着能从“鬼畜美英”的手中解救亚洲同胞的使命感吗？小岛毅的发问并未停止，他不认为一声“我们被骗了”就可以免罪。尽管有着政客的操弄、战争的实态被遮蔽，但民众缺乏思考、放弃思考是事实。他们甘愿被煽动，因为早已见识过战争获胜后的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纺织业不就是靠打开中国和朝鲜的市场而免于破产吗？

　　一句“当时被骗了”，换来的是几十年的劫难，整个世界都未能幸免。“难道有了这样的理由，所做的事情就能被饶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