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类型融合(柳冬妩)

　　现代类型学既强调归类的必要性，也指出任何整一归类的局限。 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学类型既放大了作品的意义，也遮蔽了作品更为原本的内涵。一个人的写作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一个单一的文学类型往往并不能概括一位作家的丰富性，也不能解释一部作品所具有的复杂性。

　　因此，一位作家或一件文学作品可以划入不同的文学类型。比如郑小琼，无论是80后诗人的概念，底层或打工诗人的概念，抑或女性诗人的概念，还是先锋诗人的概念，都曾把她作为代表性诗人来加以分析。这有些像当年某些“知青作家”创作的小说，成了“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的混类，比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归类具有多面性，属于某一类型的任何文本也可以属于另一类型。一个作家无法用一种“类型”来“定位”。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某一类型或类型中的某一作品的特性，而是意味着对这种特性的分析需要对类型在过去的发展和它现在与相关类型之间区别的了解。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的类型理论不但不强调种类与种类之间的区分，反而把兴趣集中在寻找某一个种类中所包含的并与其他种类共通的特性，以及共有的文学技巧和文学效用。”1 在类型融合的语境下，“打工文学”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和可能性。这要求我们不能单向度的评介“打工文学”，无法先验地为写作树立一个统一的艺术标准，因为单向度的世界必然会失去意义生长的原动力。

　　一、打工文学与先锋文学

　　受先锋派文学和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打工文学”存在着复杂的先锋艺术因素。这里所指的先锋文学，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波澜的现代派写作。中国先锋文学的繁盛期，正是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时期，由于受到多种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与渗透，中国的先锋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的混合体。先锋文学带有明显的模仿和贩运外国现代派写作的痕迹，但事实上模仿和贩运本身就是一种功绩。而一些深受外国现代派和当代先锋文学思潮影响的“打工作家”无意中继续充当了先锋的使命，他们贩运过来的现代派的一招一式，都具有锐利的锋芒，使文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别人的城市》、《深南大道》、《白斑马》等打工小说中，线形、整一的故事时间被弄得支离破碎，叙事时间能指化倾向十分明显，完全可以归类于“先锋小说”。周崇贤1995年出版的首部长篇打工小说《隐形沼泽》把一个深沉的故事撕裂成为一块一块的碎片，所有的人物都隐藏在那些蒙太奇式的叙述中，创作出了与传统小说和现代先锋小说交织的艺术实体。曾楚桥写过一篇小说《王十月写秋风辞》，有意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让真人真名出现在作品中，既互相指涉，又互相拆解，使作品拥有了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艺术效果，这种小说技法在“先锋小说”那里被称为“元叙事手法”。谢湘南、张绍民、郑小琼、辛酉等人创作的“打工诗歌”，也是当代先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小琼曾荣获《诗选刊》2006·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在台湾唐山出版社出版的大陆先锋诗丛中，郑小琼也名列其中。他们正是凭借成熟的“先锋诗学”，使诗歌恢复并拓宽了介入处理现实、历史深广度的能力，获得了自由叙述的维度和可能的发展空间，最大限度地打开了存在的遮蔽，建立起诗歌与当代生活的更加广泛的关系。2010年以大散文《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荣获人民文学奖的“打工作家”萧相风，著有《中国现代诗歌普及十讲》，曾自印诗集《噪音2.0》，也是一位先锋诗人，他对北岛、多多、杨炼、于坚、余怒、雷平阳、蒋浩等人的现代诗歌有深入研究。对于本来就是先锋作家的残雪，她的打工题材小说《民工团》毫无疑问是属于先锋小说写作，与她的小说《黄泥街》、《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一样，仍然用怪诞离奇的意象、非理性非逻辑的情节、性格扭曲的人物演绎怪诞的主题。残雪以她那惯用的怪异与冷峻将小人物之间在“死囚”般生存处境里还相互告密和互相压迫，为了追求一己利益而力争强权等道德错位和灵魂缺失进行了揭露。虽然她采用的是一种变形的写法，让我们觉得另类，但其借用“民工团”这一底层组织来展开，又让你感觉到其对道德拷问的严厉以及对人性追问的犀利。

　　“打工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下了“先锋文学”不可磨灭的影响烙印。无论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具体的文学技巧层面上的，都进行过仿效、移植、吸收并创造性转化。“打工文学”既有受“先锋文学”有形无形影响的一面，也有立足自身主体性上“反影响”的一面，而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当年先锋文学的形式变革，其挑战的对象是多年来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的霸权。但当它逐渐成为一个主流概念以后，演变为对社会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实际触及的“最安全”的文学，缺少对社会变革的干预和对现实的介入。主流的先锋文学概念因此具有了保守性和封闭性。而“打工文学”

　　没有被局限于形式的翻新，顽强地保存了主流之外的自由、草根性和先锋性，特别在题材的开拓、思想的突破上，都扩展到了更真切的历史语境。而先锋就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倒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先锋性”的文学。

　　二、打工文学与乡土文学

　　威廉斯曾将英国十九、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当作一种城乡研究，诠释乡村田园文学模式如何转变为都市文学模式，这一研究理路对于当下的“打工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性。“乡土中国”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的“乡土中国”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中国”的特征已经凸现。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和家园，涌入城市，让当下的乡村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乡土经验日复一日被改变，被重写。乡土中国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与张力，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有一种文学方式，能够把农业文明的消失、颓败或者整合、抵抗呈现出来，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一种新的经验方式和类型，这应该是文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打工文学”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在一些重要的“打工文学”文本里，已表现出对传统乡土叙事及其经验方式的颠覆与消解，产生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

　　以形象模式类型划分，一批“打工小说”也可以划分为“后乡土小说”。“打工小说”不割断与经典乡土小说的联系，而是一种继承和延伸。2006年由《佛山文艺》、《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莽原》、新浪网共同发起和主办了

　　“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迟子建《花牤子的春天》荣获最高奖。根据人物形象分析，这篇小说划入“打工小说”或“后乡土小说”似乎更为准确，同样那次大赛如改为“后乡土文学征文大赛”可能会更符合一些作品的类型特征。在《花牤子的春天》里，主人公花牤子是一个花痴似的人物，后来去深山伐木，被一棵大树砸倒，“把他男儿的零件打得稀烂”，成为一个精神萎靡的废人。但等到这年春天，这个废人变成了有用之人，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他们让花牤子帮着他们照顾家，尤其是监视他们的老婆。花牤子虽然不是打工人物，但他与那些外出打工的男人、村里的留守女人的联系却蕴藏着巨大的戏剧性，由此展现出人性的变迁。在打工时代，整个村庄、整个时代都变了，以前千百年相沿成习的道德伦理，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逐渐崩溃。陈斌先的《留守女人》、宋唯唯的《长河边的小兄弟》、谯楼的《走到最后》等“打工小说”，写“留守儿童”、“留守女人”、“留守老人”的生活，与他们在城市打工的亲人有着因果关系。这类小说既可以划分到“打工小说”里，也可以划分到“后乡土小说”里。大而言之，所有描写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小说，都可以称之为“后乡土小说”。乡土小说范畴内的其它小说类型并不拥有“打工小说”特定的叙事对象。“打工小说”与“乡土小说”有着渊源与交叉关系，又有自己的类型特征。

　　在很多“打工小说”里，作家们都在尝试还原一个历史性的后乡土场景，而不是什么“新乡土”。罗伟章的《大嫂谣》这样描述打工时代的乡村破败：“房子彻底垮掉，到处是朽木烂瓦，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茼蒿，我路过的时候，几只肥野鸡从那茼蒿丛里扑楞楞地飞起，嘎嘎地鸣叫着，飞到了遥远的树梢上。”罗伟章的另一篇小说《我们的路》以久别归来者的眼光见证了乡村的沦落。在大宝的眼中，乡村的住房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小学的木房“木板全都霉烂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裂缝，格子窗再也没有一根木条，白亮亮的大开着”，年轻的妻子显得苍老疲惫：“现在只有二十六，但看上去怎么说也是四十岁的人了，额头和眼睑上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又深又黑，触目惊心。”乡村秩序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是村落的形态面貌的惊人变化以及其固有的表面张力和秩序的反差体现出来的。同时，表面的变化和破败只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是原来的道德秩序和生存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颠覆式的变化。

　　与“打工小说”一样，“打工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是可以称为后乡土诗歌的，是乡土诗在新时代的延续。不少诗人在经历了都市生活之后再反观自己的乡土，其参照的视角发生了变化，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自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时，我在多年前已经注意到，“打工诗歌”中的乡土书写，不仅与“打工诗人”的故乡有关，也和城市中的“异乡”“城中村”有关。例如，郑小琼笔下的东莞“黄麻岭村”、张守刚笔下的中山“坦洲镇”、谢湘南笔下的深圳“城中村”，都是典型的后乡土时代的空间形式。我在一系列研究“打工诗歌”的论文中有过充分阐述。总而言之，后乡土写作成为“打工文学”一个重要的书写主轴，以不同的形式与想法镶嵌在各式各样的文本中。

　　三、打工文学与都市文学

　　“打工文学”在人口的大迁移、文化的大碰撞中产生，让传统的“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划分变成了一个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打工文学”是“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一个新的共同体。在后乡土中国，乡村与城市的边界已经失效，人的身份正变得游移不定，人的经验日益复杂，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的题材划分很难为继。当下的城乡已经前所未有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实生活中，两者已经不是单纯的对立。打工文学就是这种冲融经验的产物，是乡村与城市繁复关系交错碰撞的产物，是都市文学的一种过渡形态。罗伟章在小说《我们的路》结尾说：“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是如此对峙又如此交融……所有乡里人，都无一例外又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和交融的浪潮之中。为此，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王十月在第一部长篇打工小说《烦躁不安》的后记中写道：“从十六岁离开家乡第一次步入城市打工，我就感觉出了内心的孱弱与对周围世界的敬畏、惶恐。对于城市的敬畏与不安，远远胜过了内心深处对城市生活的渴望。走在陌生的城市，就如同在无知的少年时代，在暮色苍茫的黄昏里闯入了黑压压的森林”。“打工文学”以其尖锐的生活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都市书写的新的向度。随着“打工文学”的发展，它与“都市文学”越来越显示出两者的关联性。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处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在都市经验的表达与传统的乡土抒写之间，“打工文学”具有了特有的过渡性、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多变性、未完成性。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城乡杂糅时代，“打工文学”留下的都市书写经验和问题，都是它的研究者所需要面对的。

　　我们在“打工文学”里也看到了一座座特殊城市与文学的相互关系。“打工文学”为什么会最早诞生深圳？是因为深圳作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最集中的体现者之一，最能激发作家和诗人的想象，为文学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中国迅猛推进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深圳萌生和造就了一种青春时期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新的城市精神。从“打工小说”《别人的城市》、《深南大道》、《亲爱的深圳》、《烦躁不安》、《深圳胎记》、《一城歌哭》，到“打工诗歌”与“打工散文”对深圳的书写，文学保存并拯救了人对城市的复杂体验。与深圳一样，东莞也是最能激发作家想象，最具吸引力，最成问题，最令人矛盾、焦虑和困惑的城市。从打工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到郑小琼等人的诗歌，东莞作为一座制造业名城，不仅仅是历史的鞭笞物，而且是真正的审美对象。打工文学对城市的话语化，不断赋予实体的城市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并影响着我们对真的城市和城市之真实面貌的认知。“打工文学”作为现代化与城市化趋势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主体性书写，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互写和互塑的关系。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打工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隐含了各种丰富的语义。

　　“打工文学”其实是关于中国现代性城市叙述的一个丰富而细致的侧面，是以文学为方式对当代中国城市所作的一种想象性的构建，赋予转折的时代以启示和意义。

　　四、打工文学与儿童文学

　　打工大潮催生演化了进城儿童与农村留守孩子这样特殊的儿童群体，并且数量日益扩大。留守儿童与进城儿童因生活的不确定性，由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心灵上的激荡或许要甚于其他儿童，因此也有着更加复杂、微妙和广阔的文学表现空间。

　　一亿左右的中国留守儿童与进城儿童，相当于英法两国加在一起的人口规模，面对偌大的、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特殊儿童群体，儿童文学作家的人文良知与艺术敏感突出体现在“打工子女成长文学”的创作上。“打工子女成长文学”从农村写到城市，从小说写到诗歌，从不同维度讲述着一个个充满偶然性的打工故事和打工子女的成长际遇，透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命运交响，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儿童文学作家的满腔挚爱与对农村孩子生存现状的忧思关切。这也是“打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就表现个体身份与具体处境而言，这类文学文本可以分为“留守儿童”与“进城儿童”两大类。2010年，在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品中，四川作家邱易东的报告文学《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江苏作家王巨成的长篇小说《穿过忧伤的花季》，是“留守类”创作的优秀之作。2009年，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28部文艺作品中，儿童文学有7部，而其中“农民工子女成长文学”就有2部，即安徽作家伍美珍、刘君早的长篇报告文学《蓝天下的课桌》(福建少儿出版社)，江苏徐州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徐玲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希望出版社)，这两部作品都是“进城类”作品的优秀之作。2013年，胡继风荣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鸟背上的故乡》是一部描写农民工孩子留守与迁徙生活的短篇小说集。

　　关注“打工子女”的生存状态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趋向。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小说选刊》2006年第8期)是一篇关于农村留守孩子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社会思考意味。小说开篇第一句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男人都走了，去外面的世界打工。”作者通过这句话要表达的是小说发生地是在一个几乎没有男人的村里，这是一个男人集体缺失的历史性文本。乡村的主体——壮年男子集体缺失，留下的是一个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后乡土世界。小说讲述的是父母外出打工，留下两个读小学的女儿大秀、二秀在家陪奶奶度日。然而一起始料未及的“偷钱”事件，让姐妹二人卷入其中。大秀、二秀因一袋饼干而被店主谩骂羞辱，进而被诬陷为偷窃了一百元钱。面对难以说清的冤情，姐妹俩只得跳塘自杀以示清白，并留下一封遗书，留下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反思漩涡。人们不禁要问，一袋饼干，两条人命，究竟是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毕亮的 《继续温暖》(原载《长江文艺》2008年第2期)也是一篇写留守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小说写马家的瞎眼爷爷与年幼的孙子马达相依为命，爷爷悉心照料孙子，孙子懂事孝敬爷爷。在春节时，爷爷思念在南方打工的儿子儿媳，马达思念父母。懂事的马达学会高超的口技，在春节早晨用口技表演爸爸妈妈的声音，给爷爷拜年。留守儿童马达噙满泪水，爷爷也泪流满面。农民务工背井离乡，空巢老人和孩子的孤寂，在温暖中继续尖锐生长。毕亮在《继续温暖》中塑造了马达这样一个懂事的留守孩子形象，但在另外一篇小说《绝活》(《黄河文学》2010年第7期)中，刻画了一个叫马路的令人担心的留守孩子形象。姚鄂梅的中篇小说《少年之家》(《上海文学》2009年第1期)里，诊断为抑郁症的老人稀里糊涂中为乡村留守儿童办起了“少年之家”，原本毫无所求的行为，却在儿子朱郁的运作、媒体的热捧中，逐渐羼进杂质走了味道。

　　宋唯唯的《长河边的兄弟》、谯楼的《走到最后》等“打工小说”都写到了“留守儿童”，虽然从作品的主人、视角甚至个别语气都或多或少与儿童相关，不是相关，而就是主体。但是它们不属于儿童文学范畴，这些作品的立意与通行的归类法中的“儿童文学”指归相距很远，甚至在内容与文风上均可负责地打上“儿童不宜”的警示，戳记下一块孩子视野外的暗色。

　　五、打工文学与网络文学

　　网络文化对印刷文化的冲击，如同印刷文化对书写文化的冲击一样是革命性的。当数字媒体的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之后，笼罩在传统纸媒身上的“死亡咒语”已经变成现实。2012年12月，月发行量曾达到30万册的老牌打工文学杂志《江门文艺》出版最后一期，宣布正式停刊。早在两年前，月发行量曾达到40多万份的《打工族》(原名《外来工》)已经正式停刊。对于网络时代发生的这些重要文化事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默默消失悄无声息。《打工族》、《江门文艺》等打工纸刊的停刊，并不意味着打工一族不需要文学、不需要文化、不需要精神诉求，并不意味着“打工文学”的式微，恰恰相反，“打工文学”正活跃在一个由网络统治的新世界里，“打工族”已经成为不停按动电脑键盘和手机键盘的“拇指族”。

　　天涯社区东莞版最近几年，推出了多部畅销全国的长篇打工小说，如洪湖浪的长篇网络打工小说《牛小米外企打拼记》、韩宇的长篇网络打工小说《东莞不相信眼泪》等。房忆萝(杨海燕)于2006年5月开始在天涯网上连载《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短短几个月该帖跃为天涯第一帖，月点击量超过百万，后来以《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一)》出版，并成为手机阅读中最受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之一，区域推广效果最佳，单日信息费最高收入突破5万元。从文学类型来看，这些网络“打工小说”大都属于“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类型。

　　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网络文学”是对纯文学的巨大冲击，他们仅仅把“网络文学”与“大众文学”等同起来。实际上，网络对“纯文学”作品的传播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2010年年初，萧相风的散文《南方词典》在奥一论坛上贴出，2010年第10期《人民文学》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为题发表。王十月的长篇打工小说《烦躁不安》等，也先是在网上贴出，后来才公开出版。很多写“纯文学”作品的“打工作家”，在网上都非常活跃。十几年前，我对谢湘南、张绍民等“打工诗人”的关注，最早也是在网上。当然，纯文学的受众，无论是纸上还是网上，都无法与“大众文学”相比。杨海燕的新浪博客访问量高达200多万人次，在纯文学写作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博客访问量也只有其四分之一。因此，我们对“打工文学”的批评标准应该严格依照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而不依照网络点击量或其它市场数据。

　　网络对文学作品的传播，还体现在它的互动性上。2003年，我在一个诗歌论坛上读到辛酉的《七月诗抄：打工者手记》，让我产生深刻的感应，立即把这组诗中的《我们这些鸟人》、《到南方去》、《明天，我就要到南方了》引为“打工诗歌”批评文本。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是打工时代最深刻感人、也最令人心酸的表达：

　　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 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 又以生活的名义 /背叛了黄土地的人 /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 奉献汗水，挥洒青春/ 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 //我们这些东游西荡的人/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 却被称为农民的人 /我们这些返回到家乡 /像是走在异乡的人 /我们这些两栖的人 /我们这些两不栖的人/ 我们这些中间人 /我们这些被抛弃了的人// 腊月底的火车站台上 /我们这些攥着一张北归车票的人 /春意浓浓的正月里/ 我们这些纷纷奔赴南方的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我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我们这些打工的人 /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 /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鸟”人 

　　《我们这些鸟人》这首诗因为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探询和质问一下子打动了我。这首诗在语言上将口语和诗衔接得非常自然和谐，诗人是以在场的、具体的方式使自己的诗歌体现出生活的本真状态。自在随意的表达，在平淡中以求真味，表现了诗人较高的艺术探求和高度的诗歌智慧。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徐敬亚等十多位评论家从我的评论中转引了辛酉的《我们这些鸟人》，还被收入了吴义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50年》(修订本)。无论面对网上的“打工文学”，还是纸上的“打工文学”，作为批评家，都要对文本进行审美的甄别、臧否和分析，在垃圾中筛选金子，真正做到化腐朽为神奇。

　　对于“打工文学”，我们还可以把它与其它类型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女性文学、底层写作、通俗文学、纯文学、后现代文学等等。对“打工文学”进行类型融合研究，具有引发问题深入探讨的可能性。种种不同的、有时彼此互不相容的学术思想与观念学说，在对“打工文学”的阐述中可以得到对比与分析。“打工文学”有很多不同的“场”，实际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文学。“打工文学”写作，在艺术主张和审美追求上呈现了极其复杂和多元的形态。

　　注释：

　　1 [美]勒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9页，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