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告诉你哪些东西 是文化中最重要的”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访谈录

景海峰

　　暑期的深大校园格外宁静。景海峰教授的办公室窗外一片绿荫。景教授为人谦逊和蔼，颇有儒家的君子之风。他见到记者时，首先抱歉假期一直在外面转，有时手机信号不通。学校一放假他就去了河南汝州，探访了宋代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遗迹，后来又去了希腊。刚刚回来几天，马上就去贵阳参加一个国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他说贵州的有识之士在贵阳的风景名胜之处花溪盖了一个“孔学堂”，比山东曲阜的孔庙还要气派……

　　1985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景海峰被他的导师汤一介带到深圳大学，一晃就在深大呆了将近30年了。这30年里，景海峰没有虚度光阴，他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学研究，硕果累累：专著有《熊十力》、《梁漱溟评传》、《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熊十力哲学研究》等。编著有《当代新儒家》、《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百年中国哲学经典》(5卷)、《传薪集》、《文明对话》、《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拾薪集》等。合作整理校点《熊十力全集》(9卷10册)等。执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4辑)、《文化与传播》(5辑)等。目前在研的课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儒学与诠释学”(项目主持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子项目负责人)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藏》精华本”(子项目负责人)等。在目前的国内，景海峰堪称是国学研究和“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国学有变成中国文化生命力主体的趋势

　　记者：您是研究“国学”的专家。据您所知，“国学”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景海峰：如今“国学热”，社会上各种层面的人都在谈，对国学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1978年读大学时，还不知道“国学”这个概念。大概是在1993年之后，才用到“国学”这个词。后来我们知道，在清朝末年就有“国学”的说法。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个概念，儒家经典《礼记》的《学记篇》里面讲到，周代贵族教育有不同的等级和名称。最基层的就是“家有塾”，就是现在说的私塾。然后是“党有庠，术有序”，实际上周以前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的教育形式。然后说“国有学”，就是最高的国家教育机构，即名之为国学。到了汉代开始有太学，科举时代，一直到清朝的末年，国家都设有国子监，是最高的教育机关。这种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延续了《礼记》里面“国有学”的意思。至于社会上“国学”这个概念开始流行，恐怕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了。很多企业家热衷“国学”，各种“国学班”纷纷开办，媒体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学内容，这些当然都是好事。

　　记者：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讲的“国学”，内涵一直在变化，至少是人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景海峰：确实，国学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也因此有三个形态。首先，在清朝的末年，因为当时从西方传来了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是谓“西学”，也叫做“新学”，而且“西学”的势头很盛，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才开始有了所谓“国学”这么一个说法。这个国学明显是对应着西学来讲的，如果没有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和压迫，就不会有国学这个概念的出场。所以第一种形态或者第一个时期，就是对应着西学来讲的。这时多讲“国粹”。

　　“五四”之后，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人们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有很激烈的批判，认为中国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要全盘抛弃掉。在这个情况底下，所谓“国学”，或者说中国一些有独特价值和形态的东西，也很难再保留了，于是国学便进入到第二个形态或第二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国故”，主要是指过去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材料、典籍等，我们要用现代的方法去整理它。

　　至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国学”，可以说是第三个时期或第三种形态的国学，这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在改变，国学现在逐渐有变成中国文化有生命力的主体的趋势。这个新形态的国学，它必须要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跟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这种形态的国学可以说是方兴未艾，才刚刚开始。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要做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去发展这个国学，如何把国学从学者的书斋里面、从古代典籍整理的状态，引入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同我们的生活实际能够结合起来，变成新的、活的国学。

　　恢复国学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人文性的轨道上来

　　记者：无论是“国粹”，还是“国故”，都是专家的事情，也很难“热”。现在出现“国学热”，您认为这个“国学热”的总体背景是什么？

　　景海峰：今天的国学为什么这么热？我觉得环境的变化就是答案。国际环境的实际意义是，这是中国文化由弱势向强势逐渐演变的一个表现。为什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万事不如人”。我们有一种民族的屈辱感，甚至有一种悲情，这个局面中国人的体会太深了。改革开放以后，新的世界格局逐渐呈现出来，今天的中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重新伫立于世界，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从前所无法想象、无可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对中国另眼相待、刮目相看。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或者世界对中国更大的期待是什么呢？是文化上的贡献和输出。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形态里面，中国当代文化不是西方文化简单的复制品，一定要有自己的创造性，它能体现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而这套东西，是当代中国人最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是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创造积累的成果里面去寻找，在这么一个情景之下，对国学的期望也就油然而生了。所以国学不是怀古念旧的意思，而是基于对中国未来文化创造和走向的一种期待。

　　记者：您在深圳大学一直倡导人文教育。在您看来，国学跟人文教育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景海峰：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安排之下，人文教育其实是很边缘化的。因为人文的很多东西是无法操作的。但从大学传统，或者教育的理念来说，人文还应该是所有的知识都应具备的，因为它是一种带有某种普遍性，不管什么专业都需要这种素养。现在保留下来的，或者经过知识打磨之后的人文学科，它自身也有一些变形。因此，恢复国学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人文性的轨道上来。比如，传统教育讲究“通儒”的培养目标，现在看来是不大可能了，但可以作为一种理想和传统来介绍。其中的精神，我想可以保留在“通识”教育中。在这个操作主义的时代，很多功用的、功利的标准，已经成为潜在标准。那么对人文知识而言，课堂和课程是传递的一个方面。但也要靠一些辅助性的，如学校的社团活动，学校的规章制度的培育，对学生行为的引导，与社会环境的相互配合来完成。所以，与学会某种技能性的知识不一样，不是把甲乙丙丁背下来人文素养就会提高，它是全方位的。但像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它靠这种强化式、灌输式的方式，就会呈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人文素养，除了一些常识性的，可以按标准化模式来传授、背诵、记忆的内容之外，有很多东西是处在一个不断地适应变化和环境的情况之中，它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国学要强调要体悟、觉知，它跟人文教育强调的整体性、综合性、终极性有很多地方是相同或者相通的。

　　对国家统一哲学的呼唤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么理解主流文化跟“国学”之间的关系呢？

　　景海峰：国学跟主体文化或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确实到了一个必须要去思考和回答的关头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重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什么是主流文化的形态，实际上这10多年也在悄然变化。当代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每隔几年，都会提出新的口号，实际上都是在与时俱进，就是根据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提出新的问题，并尝试给出新的解答。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已经不是什么禁区了。我是做哲学的，在哲学里面，传统上分成三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就跟国学关系密切一些，以往的情况是大家各做各的。以前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后来慢慢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地位提高了，就有一点井水不犯河水，各研究各的。甚至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研究马哲的人，不管你中国哲学，也不管国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也不太去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慢慢就有一点分家的味道。但是这几年的情况也在变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对国家统一哲学的呼唤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这个统一哲学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应该融合了新的时代特点，既包含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些东西，也包含了中国古典哲学，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优秀元素的聚合，时代应该创造出新的形态来。

　　当然从不同的角度说，理解也不一样。有的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原则，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有的学者可能说，应该以中国作为主体来吸收和消化外来的东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观点的争论在学术界已经是非常热闹，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共同的答案。我前几年在深圳大学就组织过一个中西马哲学专家论坛，讨论的大概就是这个主题。我们从哲学这个方面来讲，想办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进行对话和融通，而不能再各吹各的调，各行各的事。它不是跟现实生活很遥远的东西，要跟当下这种社会发展、变化统一的要求结合起来。实际上也可能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问题以及理解，应该是慢慢来做融合的工作。

　　记者：对于普通人来讲，学习国学一定要去读经典吗？

　　景海峰：这个大概还要从文化的传承来讲。因为这些经典也不是有意分之的，它是在历史长河中积累逐渐形成的。人们称之为“经典”，肯定是在经过不断的诠释和传承之后，形成的一个丰厚的根源性的东西。这对一个文化来讲，一直是带有源头意味的，是源泉活水。所以作为传人，“经典”的很多思想和观念，肯定是跟系统的根源的东西有所连接的。经典可以告诉你整个源头的状态，或者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对现代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现在社会的观念比较纷繁复杂，各种思想各种文化互相交错杂糅在一起，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没有一个系统的，或者是追根溯源的意识，这个时候，经典告诉你哪些东西是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具有深厚根源性的东西，它实际上可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