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讲故事而已

　　“文学”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字眼，我不习惯被称为“作家”，我也不具备大多数文学爱好者都具备的孜孜以求的文学精神。因此，我不敢妄自称自己“从事文学写作活动”，只能说自己是“码字的”。对于我来说，写作不是创作鸿篇巨制，只是讲述身边小事。

　　我接触到的第一种文学体裁是随笔，而决心转向写小说的契机，源自内心的伤痛。正当我自认已经对随笔技巧可以做到驾轻就熟时，我一直敬重的一位小说家和哥哥先后离世，均不到“五十知天命”的年纪。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恨苍天不开眼。由于无法排解内心的伤痛，我想不管运用任何方式，都要讲述他们的故事，从此开始写小说。小说处女作是发表在《延边文学》2008年第五期上的《饥饿的女人》。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美丽，当时因为哥哥去世，我又不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经常感到茫然。也正因此，我常把自己融入到创作的作品中。通过似我非我的人物形象，我感到了一种满足。刚开始，我忙于让作品印成铅字发表，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思索为何要进行小说创作。身边的人通常认为，作家应该具有民族使命感，反映社会问题。而我的小说往往限于“小我”，反映不了社会和民族问题。后来，我有意识地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上，赋予一些民族因素和社会因素。我认为，反映怀揣炫丽“出国梦”的出国人员和留守家乡的人们的生活是我们朝鲜族离散文学的一部分。但是，我创作的作品中始终缺少些什么。而且有的时候因为被催稿，越写越感到无从下笔。因此，我一度苦恼不已，写作停滞不前。

　　苦恼中，我又拾起了书。我开始读韩文的书、中文的书，有关小说、随笔创作的书，有关人生修养的书，甚至包括法律方面的书籍。后来，我终于开悟，文学是人类学，人是社会人，具有社会性。我通过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而人物栩栩如生，就具有了社会性、真实性。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创作也就有了支撑点。我决定把讲故事坚持下去。发生在我身边的和我听过的平凡故事、边缘人的艰难生活、活得开心和不开心的人们林林总总的经历，都可以纳入笔下。我书写身边亲朋好友身上发生的故事，那些很多人都会经历的故事，我的小说开始变得有血有肉。在《风》和《排泄障碍》中，我描写了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30岁年轻妇女的彷徨以及对欲望的渴求；在《签字》中，我讲述了老年人凭借一纸契约，就结成半路夫妻的故事；在《呼吸》中，则叙述了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职场生活。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就在于这些故事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

　　归根结底，坚毅生活着的个体的故事、家庭的故事、社会的故事都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叙述这样那样的故事，也就是编故事。不能说有情节就能成为小说，也不能说有了人物就是小说，但我认为，小说必须有情节。有了情节，才能彰显小说的故事性，有了故事性，小说才会有趣味。因此，我在动笔前，往往会构思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只有在故事情节中灵动的人物形象才能成为生活化的人。我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各的不同，比如《螳螂》中身患自闭症的吉男、《看见声音了吗？》中看口型就知其意的哑巴小贤的妈妈、《断》中不愿与人打交道的离婚女民英、《肥皂泡泡》中因代孕而被摘除子宫的“我”，都各具特点。我讲述向社会妥协的人们的故事，也写那些远离喧嚣世俗生活的人们的故事，让读者理解人生、了解社会、感受人情冷暖。我坚信，生活中有故事，即便我不写，小说也在那里。

　　时至今日，我与我所叙事的平凡琐碎故事中的主人公仍然在一同呼吸，讲述世间百态。尽管我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只要有人倾听，相信就一定会在他们心中掀起波澜。(靳 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