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扎根于现实

　　作为一个作品数量屈指可数的写作者，如果必须说出自己的文学主张，那么应该是：“写作必须立足于现实。”这一直是我所追求的诗歌创作立场。

　　在这个“文艺”都成了一个流行词汇的时代，文学要“立足于现实”这一说法似乎略显“陈旧”，甚至散发着某种”俗套”的味道。但是，置身于一个浮躁的时代，朝鲜族作家们面对本民族文学作品读者较少的现状，以及随之衍生的物质方面的失落，很多人都会感到困惑不已。因此，回头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立场，显得尤为迫切。在我看来，当写作无法获得外在的回报，我们必须在写作行为中寻找到意义。而“立足于现实”，正是我们能够寻找到意义的基点。

　　关于这一点，朝鲜族评论家金宽雄在1997年就提出过“民族现实主义”的概念。他说，民族现实主义应该是“扎根于中国朝鲜族的生存现场，以民族性、现实性、批判性及建设性为其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后来的一些评论文字中，他又多次诠释和充实了这一概念，强调朝鲜族文学在题材、技巧等方面都应该具有开放性，使得其更加具有创作上的可操作性。

　　可是，纵观后来近20年的朝鲜族文学的范本取向，似乎还是没能走出以韩国文学为主的藩篱。中韩建交伊始，朝鲜族作家们对韩国文学的趋之若鹜、顶礼膜拜，固然有它语言表述的亲近感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新鲜感所促使的客观原因。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中国本土文学话语的熟视无睹，导致一些朝鲜族作家对国内文学发展状况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又无法让朝鲜族作家在韩国文坛上谋得一席之地。所以，在经历了多年的“哈韩”以后，朝鲜族作家还是在自身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沟壑中彷徨着。再加上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朝鲜族文学自然面临着文学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一边是作家作品遍地开花的“繁华景象”，一边却是文学期刊编辑们到处组稿，却总是苦于找不到好作品而闷闷不乐的境地。

　　现代化的无限膨胀，使得向来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朝鲜族社会，开始以城市化的名义“分崩离析”。这体现在：赴韩国的劳务输出和移居中国内地城市或国外所导致的农村荒芜现象；出现大量的空巢家庭和留守儿童；男女比例失调，农村小伙难以娶亲；生源逐年减少导致的民族教育后续问题；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而产生的精神焦虑、道德崩溃……这些何尝不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朝鲜族群体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呢？

　　面对这样的现实，新一代的朝鲜族青年作家要有所作为。特别是“70后”和“80后”的朝鲜族作家，应该属于具有责任感和挑战性的一个群体，不应该沉浸在孤芳自赏的文字游戏中无法自拔，而应该沉下心来，仔细观察现实，写出有力度的作品。

　　令人欣喜的是，很多的作家不管出于自身的敏感嗅觉也好，还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也罢，写出了一些颇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如小说家许莲顺，朴玉男等。还有一些作家近期正热衷于传记文学的写作，为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东奔西走、笔耕不辍，如李慧善、崔国哲、金革等。诗歌方面，如长期置身于中国生存现场的金赫日，以不乏锐气的现代视角，以充满质感的诗化语言，喷发着个人及群体积蓄已久的情感能量。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

　　对我来说，民族现实主义是目前朝鲜族作家、尤其是诗人，必须重新咀嚼的话题。小说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诗歌回到内容和技巧的返璞归真，这才是已经漂浮在现实土壤之上许久的朝鲜族文学，可以重新落地并开花结果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