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龄 章谊：从父亲致许广平先生的一封“集外书信”说起

　　《文艺报》3月21日“经典作家之未名社篇”专题中，载有葛涛先生的《未名社成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一文，文中引述的七封书信中，有三封是父亲曹靖华的书信。其中一封致许广平先生的信：

景兄：

　　潘德枫先生为中苏文协老同事，忠实可靠，奋力前进。拟将豫才先生事迹，写为短篇故事。在苏联有左琴科等所写之列宁故事，颇为读者所称道。在中国可为创举。现潘先生奋勇尝试，已成数篇，特为介绍，望兄费神赐教。

　　再叙，祝安！

　　弟  丹

　　九，十八

　　信中提到的潘德枫(1908～1988)，湖南洞口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广州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起义失败被捕，在狱中学习过日语、世界语。1936年前后在武汉同世界语学者汤逊安、叶纲宇等组织武汉书报流通社，开展与推动世界语与抗日活动。抗战时期与父亲同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胜利后，又先后随同协会复员南京，故父亲称其是“老同事”。信中并附有潘致许先生信：

景宋先生：

　　我今天很荣幸地第一次给您写信。

　　这次承曹先生鼓励，使我有勇气来试写鲁迅先生故事。我曾对曹先生说：假如我试写的万一有发表的可能，则我有一诚恳的要求：就是在未发表之前，务恳您和曹先生审阅以后方付排。想先生一定允许我这由衷的恳求吧。肃此敬颂撰安！

　　晚  潘德枫  谨上

　　九，十九

　　据葛先生的《考释》，从此信信封落款：“南京汉中路牌楼巷51号曹寄”可看出，这是曹靖华1946年5月随中苏文化协会自重庆迁南京之后写的，但因邮戳模糊，无法辨认。考虑到曹1948年7月即因接到警报而只身离开南京北上任教，因而可断定此信是1946年或1947年写的。他倾向于前者，即1946年9月18日所写。理由是：曹本人即信中所提苏联作家左琴科撰写的《列宁的故事》一书的中译者。他说：曹“从1942年1月20月开始翻译左琴科《列宁的故事》之一的《逃亡》，后来他又把所翻译的列宁的故事和一些苏联的民间故事一起编成《列宁的故事》(苏联民间故事选集)，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在1946年出版”。据此猜测：潘 “或许就是受到曹靖华译的《列宁的故事》的启发，加上194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上海等地都在筹备纪念活动，由此萌发了撰写《鲁迅的故事》一书的设想”。

　　对父亲写此信的时间，我们也认为应是1946年9月18日，但依据并不完全同于“考释”。

　　自打抗战胜利，蒋介石便把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撇在一边，一面在美国帮助下往各解放区周边调运兵员、装备，着手发动“三到六个月内铲除共党”的全面内战；一面筹划召开伪“国民大会”，实行独裁统治。1946年5月父亲自重庆到南京后，协会的“复员”工作毫无着落。由于物价飞涨，一家人仅靠从各出版社预支的一点稿酬，连最低的生活也难维持。会长孙科只忙于竞选副总统，对协会根本不过问。父亲与先期抵达进行筹备工作的侯外庐、先锡嘉找副会长、国民党立委邵力子商议，邵同样以“顾不上”推脱，弄得他们一筹莫展。正如父亲致友人信中说：“……已会孙、邵各三次，气候不佳，心情各异，协会毫无人管，势恐瓦解。弟虽踏破铁鞋，恐无能为力也。”他甚至说：“拟向孙、邵及常务理事会辞职。”后来，周恩来让齐燕铭转告他：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正想把协会从孙科手中弄去。并指示他：孙科与邵力子仍要争取与团结，要利用他们的影响，保住协会这个阵地，不能让它落入陈立夫手中。父亲这才清楚，围绕协会存废，国民党内部高层还有这样一场争斗！后来，在周恩来具体领导与运作下，由白崇禧的高级幕僚刘仲容担任协会秘书长，意在加强孙科地位，抵制陈立夫势力。通过人员分流、缩编，缩小了协会规模与开支，总算将党在国统区领导下的这个有作为与影响的文化机构保存了下来。在各方努力下，协会“复员”工作渐入正规，并于1946年七八月间，将会址选定于南京汉中路牌楼巷51号。由于缩编，协会仅维持《中苏文化》与《苏联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苏文化》由父亲和郁文哉负责编辑，潘德枫、先锡嘉负责校对、出版；在重庆时的原编译委员会委员，仅剩父亲一人驻会，叶以群、戈宝权以及原与协会有联系的出版机构多在上海，因而，父亲便经常来往于宁沪之间，商议、筹划新编译书目，联系译著者及洽谈出版事宜。而每逢去上海，总要看望许广平、戈宝权、葛一虹、叶以群等老友。在叶以群、戈宝权等协助下，协会相继将戈宝权译的《伊萨科夫诗选》，茅盾译的《团的儿子》，袁水拍、徐迟合译的《巴黎的陷落》，董秋斯译的《托尔斯泰传》，以及父亲译的《城与年》等选目列入出版计划。早在1930年，父亲在列宁格勒时，便将《城与年》木刻插图原拓寄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约他尽快将《城与年》译出，但父亲忙于教学，实在挤不出时间，同时也深感作者散文诗般的叙事风格，译起来难度很大，只好应鲁迅先生要求写了《城与年概略》，供鲁迅先生编写《城与年之图》时参考。1944年他在重庆译完《保卫察里津》后，决心翻译《城与年》，以了却鲁迅先生当年的夙愿。并通过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BOKC)，请《城与年》作者斐定提供插图木刻原拓，得到的答复却是：不仅木刻原拓无法找到，连带插图本的图书也都毁于战火。父亲带着译稿复员南京后，便想着当年寄给鲁迅先生的插图本或许还能找到，后来和许广平先生一起，在鲁迅先生书柜中，不仅找到了插图本和全套原拓木刻，更珍贵的是每幅插图都附有鲁迅先生亲笔在宣纸上写的说明。带全部插图的《城与年》终于在1947年9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也算了却了鲁迅先生未尽的夙愿。这些都说明，1946年，父亲由于业务往来，经常去上海，与许广平先生联系、见面机会也较多。《考释》中提到的1946年8月，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父亲是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仅参加了纪念大会，还会同许广平先生，以及戈宝权、叶以群、葛一虹及BOKC代表罗果夫等祭扫了鲁迅先生墓。

　　基于这些情况，我们亦倾向于《考释》推断的父亲致许广平先生的这封信是1946年9月18日写的，而非1947年。因为自1946年入秋以后，国内时局已生巨大变化：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在苏皖、苏中、晋冀鲁豫各解放区点燃战火，大规模内战已全面爆发。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华北重镇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不顾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反对与抵制，悍然下令召开伪“国大”，并加紧布署攻占延安……与此同时，在国统区国民党各特务机关，也加强了对中共办事处、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迫害与监视。协会举办的报告会、展览等，常被特务 “砸场子”，甚至连我们小孩子出门，身后也长起“尾巴”。进入1947年，特别是2月底中共代表处被迫撤离南京后，白色恐怖更甚，协会正常工作已无法开展。父亲即便去上海，为许广平先生及其他友人安全计，非必要接触外，也都避免节外生枝。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还会向许广平先生推介诸如编写鲁迅故事这类“不着边儿”的设想。

　　《考释》说父亲“从1942年1月20日开始翻译左琴科所写的《列宁的故事》之一的《逃亡》，后来他又把所翻译的《列宁的故事》(苏联民间故事选集)一书，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由此推测：“或许，潘德枫就是受到曹靖华翻译的《列宁的故事》一书的启发，再加上1946年是鲁迅逝世10周年，上海等地都在筹备举行纪念活动，由此萌发了撰写《鲁迅的故事》一书的设想。”据我们手边资料证实，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作于1940～1941年，原著在刊物发表时，父亲即将其陆续译出，并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刊载，并于1941年即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并非如《考释》所说是1942年1月20日才开始翻译。另，《考释》说的“左琴科所写的《列宁的故事》之一的《逃亡》”，亦未见于左琴科所写的19篇相关文章中。父亲于1979年4月为叶君健、严文井、陈伯吹、高士其、冰心等翻译家、科普与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之一的左琴科著的《列宁的故事》，撰写的《新版后记》中说：“当年在苏联有许多作者依据同样的史实，写了不同的少年读物。而关于列宁的故事，在写法上，我以为左琴科的手笔是比较高明的。同样的史实，而艺术手腕之高明与否，对读者的感染力是大不相同的。”当时苏联另一位作家斯·米列尔也曾以《列宁的故事》为题创作过类似的文章，父亲亦曾译过四篇斯·米列尔创作的《列宁的故事》，其中《小船》《三次会面》与左琴科创作的《列宁送玩具给一个孩子》《列宁和炉匠》依据的是同一史实，但写法与风格各异。而《考释》列举的《逃亡》，我们推测，很可能就是斯·米列尔创作的《流亡生活的结束》，错当成左琴科所著了。当时，苏联民间尚流传着一些十月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以及草莽英雄夏伯阳的故事传说，那是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了。父亲也曾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发表在《中苏文化》《文艺阵地》上，并收入1942年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的《鲜红的花》(苏联民间故事选集)中。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重庆中共办事处人员，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回延安公干时，常把重庆出版的《中苏文化》等进步刊物和父亲编译的有关苏联反法西斯文艺作品带到延安，由延安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机构翻印出版。《考释》中提及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是当时敌后根据地中较大的一家出版机构，有的根据地没有这种条件，便用手工刻蜡版，用油印机在很粗糙的土纸上油印。林伯渠同志有一次从延安到重庆，就曾带给父亲一些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翻印的他翻译的《虹》《粮食》《保卫察里津》等书籍，也有油印的《第四十一》。《考释》提到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出版的《列宁的故事》，估计也是依据由重庆带去的版本翻印或编印的。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看不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出版的书籍的，而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正是蒋介石向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之时，无论重庆或南京，都不可能读到那里出版的书籍。因而，倘潘德枫读过《列宁的故事》这本书，应是在重庆时就读过。或许正如《考释》所说，他由于受这本书的启发，曾萌生编写鲁迅故事的念头，到南京后，得知父亲去上海常有机会见到许广平先生，便向父亲提出尝试编写鲁迅故事的愿望，根据父亲一贯的鼓励、提携年轻人的习惯，当他得知潘有这种设想，定会热情鼓励与推介的。这或许便是这封“集外书信”的由来。只是后来时局的变化远远超出父亲他们的预料，即便当初有这种良好愿望，也曾为之做过努力，但由于形势所迫，也只能不了了之。

　　对潘德枫计划写鲁迅故事一事的原委，我们未曾听父母说过。原在南京与父母一起共事的那一代人都已过世，就连最后一位郁文哉先生的夫人刘惠阿姨，也在前不久以99岁高龄谢世。因而此事恐已无从查证。据我们所知，潘德枫先生在协会一直担任《中苏文化》刊物校对、出版、发行等事务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苏友协或对外文委，担任的也是文化服务部与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行政工作，未听说有何著述。这封信，无论在父亲的《书信集》《译著文集》及2007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为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编的《曹靖华纪念集》中的《佚文·书信》栏目中，均未收入，确系一封珍贵的“集外书信”。我们将会遵照考释者葛涛先生的建议，今后在增补父亲文集时将其补入。这不仅因为它是父亲“在鲁迅生前和逝后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保持联系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而且也可从信中了解在那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一代人曾经的所思、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