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启示

　　没有历史，何以有现实；没有现实，何以有未来。

　　没有骄人的历史，何以有伟大的现实；没有伟大的现实，何以有辉煌的未来。

　　中国文化天生就是一种特别重视历史，或者说特别注重历史与现实及未来衔接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惟中国文化不曾发生历史性断层，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那么，当下文学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学习些什么，就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我以为，有三个层面的历史经验尤其值得注意。这三个层面的经验同时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三大品性和成就。

　　独一无二的吸化能力

　　所谓吸化能力，就是对传统的吸纳与化用能力，化用其实就是创造。但中国古人少讲创造，他们更喜欢讲敬天法祖、重道亲仁。对于历史，中国传统历来尊重。这样的文化品性，就是在北京大学这么一座在中国当代历史起过非凡作用的学府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北大的著名教授喜欢讲的一句话是，照着说和接着说。何为照着说，就是把先人的东西先原汁原味地学过来，先有照着说，后有接着说。照着说得对，才能接着说得好。这个就是厚积而薄发。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国人喜欢接着说，西方人则倾向反着说，他们显然更重视批判性思维，我也曾就此专门写过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是：二者可以相互借鉴，不可以相互拒绝；可以相互补充，不可以相互诋毁。接着说有类于海纳百川，反着说更容易一针见血。

　　中国儒学经典影响最广泛的是《论语》。《论语》全书20章，第一章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非孔子所编，但内容是他教育学生时的言论。之所以编《学而》为第一章，我想在更深的层次显然存在着中国文化的某种内在性逻辑。

　　梅兰芳先生有一句关于改革的名言，叫做“移步不换形”。何为“移步不换形”？“形”说的是京剧自身的规律与形态，这个是不可以改的；改了，就不是京剧了。但京剧又是要发展的，从台词到唱腔，从服装到化妆，从舞美到舞台调度，从剧情到音乐，样样都要发展。这个就是“移步”。一方面，是“移步不换形”，其实就是渐变；另一方面，渐变的结果很可能就导致突变，移步又要换形。唐诗变成宋词，就是一种换形；宋词变成元曲，元杂剧变成明清传奇，也是一种换形；明清传奇发展为昆曲，也是一种换形。如果永不变形，京剧就无法诞生，京剧如果只强调传统，那么它的未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很大的瓶颈。

　　这样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我们读梁启超的文章，就会想到韩愈。梁先生与昌黎先生相距多少年，读韩愈文章又会想到孟子，昌黎先生与孟夫子又相距多少年。但那文章与文气确实是一脉相通的。我们读林语堂的文章，就会想到苏东坡，二人相距有多少年。读东坡先生的文章，会想到庄子，二人相隔的时代又有多远。不仅如此，举凡中国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都可以找到他们前辈的影像，或者说文化的根。换一个角度，中国古典戏剧中最伟大的作品首推《西厢记》。《西厢记》虽然是一出元杂剧，但它的文学元素可谓无所不能，唐诗宋词应有尽有，典故俚语比比皆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最伟大作品当然是《红楼梦》，而且直到今天有哪一种小说可以超过它的吗？《红楼梦》是一座无尽的宝藏，其伟大之处不但在于发展和创造，而且在于包容与继承，它所表现出来的文的能力、诗的能力、词的能力及各种各样的文体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人的这种吸化能力尤其表现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和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唐代三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和王维。李白称为“诗仙”，杜甫称为“诗圣”，王维称为“诗佛”。作为诗人，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赞誉。因为他们不但在诗的技术层面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在认知层面和文化层面也做到了一个诗人可能达到的历史巅峰状态。从一个诗人角度理解，李白最合乎道教文化的典范，杜甫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儒学的理想者和践行者，而王维对佛学的了解和诗化程度也与他的艺术创造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所以才有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样的艺术境界。

　　尊贵无比的高位伦理

　　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具有高位伦理性。高位伦理是文学的价值表现，不管何种文学，也不管哪一代的文学，如果在价值方面不能或者无法得到最充分的展现，这样的文学成就就无法达到它原本可以达到的历史水准。

　　说到高位伦理，还应补充几句，伦理价值其实是一个系统，或者说是一个结构体。它既包含高位内容，也包含中位和低位内容，最核心的部分才可以称之为高位伦理。

　　高位伦理又是一种历史性的价值表达，它具有相对性。当不同的伦理系统相遇的时候，就会有高位、低位之别。那些最具魅力、最具亲和力、最具生命力的伦理，一定是高位伦理的。

　　中国古典文学在高位伦理层面显然占据明显的历史优势和地域优势，至少在16世纪之前，这样的优势从未遇到过真正的挑战，也从未被任何内在或者外在的力量所动摇过。

　　苏东坡有一段名言：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降，就与儒学生发出千丝万缕的血肉关联。儒家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对中国古典文学在价值层面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二者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但水乳交融，而且血脉相通。

　　以《三国演义》为例，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那么大的作用，除开艺术方面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高位伦理表达。明君贤相、忠义双全。何为明君，代表人物就是刘备。刘备在新野打败，但他不肯自己逃走，也不肯为了保存军队实力而抛弃跟着他逃难的数十万百姓。这样的爱民精神，就是高位伦理，他的这种坚持不是一种外在性力量，更不是一种利益算计，而是一种精神追求，所以就是他最信任的人劝他放弃这些百姓，他也是不听的。《三国演义》和几乎所有中国历史小说不同，它所表达的价值高尚、人文伟大。《三国演义》最核心的人物被称之为三绝。曹操称为奸绝，诸葛亮称为智绝，关羽称为义绝。这样的概括不免有些皮毛，实际上《三国演义》特别写了一对宰相和一对将军。最著名的宰相是诸葛亮和曹操，但这两个人的价值表现恰恰相反，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著名的两个将军，一个是吕布，一个就是关羽。吕布的勇猛天下第一，但他不过是个小人，用一个字形容他就是贱，卑贱的贱，他人格卑贱，认丁建阳作父，又杀了丁建阳；认董卓作父——那完全就是认贼作父，却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私情与私利，后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刺杀了董卓。另一位将军就是关羽，关羽的武功似乎不如吕布，否则为什么要三英战吕布呢？但他的伟大确是一万个吕布也无法企及的。用一个字形容关羽，就是义；用一个词形容关羽，就是义薄云天。

　　所以自《三国演义》问世之后，其影响日益放大，不但在汉族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传播力和感染力，对于很多少数民族甚至海外民族，如大和民族的影响也毫不逊色。满族人入关本来是胜利者，但在文化上他们又是落后者，他们在高位伦理上基础不够、积淀不够，但有很强烈的追求。所以他们非常热爱中原文化，很快就投入儒学的怀抱，对于《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也是情有独钟。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古典著作，今天看来，有多少腐朽在其中。但在当时，和游牧民族的文化比，和少数外侵文化比，它们无疑都处于伦理高位。抚今追昔，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清代文学史上，有两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一个现象是清代最伟大的诗人和词人应该是谁呢？整体上看应该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是纯正的满人，但他完全汉化了。他的词写得非常好，情景交融，冠绝一代。这说明优势文化和高位伦理必定为那些最优秀的人士所追求。

　　另一个例证就是《红楼梦》。《红楼梦》则更鲜明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高位伦理品征。《红楼梦》为什么伟大？我们可以列出十数项，甚至数十项原因与根据。但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它所体现的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称之为石破天惊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想。鲁迅先生评说古今，尺度极严。但他是怎么评价贾宝玉的呢？他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贾宝玉呼吸到什么，又领会到什么了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以为他呼吸到了造成大观园种种悲剧的最深层社会原因与文化原因。有哲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认为构成那制度的基础在四权：神权、政权、族权和男权。换句话说，受迫害最深的则是女性。贾宝玉呼吸到了这种文化空气的悲凉与悲哀，所以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女性特别是深受压迫和扭曲的女性具有最深广的同情。贾宝玉领悟到了什么呢？他领悟到了男女婚姻自由的价值与理想。而且为了这价值与理想，他确实做到了死也无惜。

　　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这种高位伦理表现，才使得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它的影响与魅力也必然千秋百代、永不褪色。

　　威尔·杜兰先生在给他那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世界文明史》第10卷作序时曾说：我们主要的兴趣是心智发展史。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古典文学或者说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强项。

　　开放无极的创造精神

　　汉语无疑是最丰富、最美丽的人类语言之一。这种丰富和美丽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劳动和创造。中国古典文学在其中所占的份额显然是非常巨大的。据说中国大陆的中文专业对于发展方向有着长期的争论，一种认为中文的重点应该在语法，另一种认为重点应该是美文。二者其实缺一不可，没有语法何以有中文，但没有文学即没有审美，又何能有汉语。汉语的发展至少从商周以降，可以誉为一条巨大的文字长河。它不但段落分明，而且前赴后继。以我的观察，汉语自春秋以来可以分为几个重大的语言阶段。最具标志性的文体则是诗。春秋战国时代四言诗是它的标志，而且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可能，我们甚至可以把那个时期诗意地称之为汉语的四言诗时期。两汉时期，五言诗初兴，有杰作；至魏晋南北朝时蔚为大观，成就也最为显赫。因为诗的形式变了，整个语言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至少我们会直观地感到魏晋六朝人的文章，特别是他们的语句变得更长，更复杂，也更丰富了。唐代无疑是七言诗独步天下的时代，虽然五言诗也有极高的成就，但最主流、最时尚和最具时代风流的乃是七言诗。这是汉语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标志。宋代则是长短句处于最主流、最前卫也最时尚的时期。词原本被称为诗之余，主要在坊间和民间流传，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它终于经过近200年的努力，而走到了历史赋予它的黄金发展段落，长短句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汉语的重要标志。元代则以曲胜，元曲自然也是长短句，然而却是宋代长短句通俗发展的极致。它的包容性显然更大，而它的传播力也更具有民间特质。到了明清时代，各种文学要素，包括散文、韵文、传奇、杂剧、诗歌词曲乃至各种话本相互融合，蔚为大观，终于达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状态。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则是《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所谓六大文学名著。

　　此外，还可以从一个重要的维度看到汉语的发展历程。汉语的语词结构最初以单音节词为主，后来以双音节词为主。这样的语句发展和诗歌的发展正好相互推动，相互印证。

　　从汉语另一个层面，即音韵层面考虑，汉语发展又和汉文化的开放具有深刻的内在性联系。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原本就经过三次大的开放和整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次大开放，那是华夏民族内部的地域性开放，秦汉文化则是第一次大整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次大开放，这一次开放的主要标志是汉文化与所谓胡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而隋唐文化显然是这一次大开放的整合与放大。第三次开放则是自1840年以后的世界性开放，而当下的中国仍然处在这样的开放与整合的巨大历史段落之中。

　　汉语和西语的重要区别是汉字具有四声，但汉文化对四声音韵的自觉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最突出的时期则发轫于魏晋南北朝时段，这时候的音韵学真正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文学开始自觉，艺术开始自觉，音韵也开始自觉。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一点有趣的反证。比如现代汉字中不是每个字都有四声的。很多汉字只能发三声，或者发两声，甚至发一声。比如“扔”这个字，就只有阴平音，阳平音下面是没有这个字的，上声也没有这个字，去声同样没有。又比如“能”，发阳平音，但阴平音没有，上声和去声也没有相应的字。只有其音，未有其字。再比如“阔”，阴平、阳平、上声都没有相应的字，以普通话为标准，有的音干脆只可以拼出或者说出，在一般字典中是查不到字的。例如“kei”，音是有的，但在一般字典中无论哪种发声都找不到相应的字。有些人能找到，除非去请教齐如山一样的民俗大专家。

　　汉字古代音韵的成熟和开放具有莫大的关系，据一些专家考证，它和佛经东来有关，也就是说和梵语有关。在这儿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汉语的发展得益于佛教多矣。古代白话的传播和唐代以来的讲经故事关系非常密切，或者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播，汉语所走的历史路径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这也就是说，古代汉语包括古典文学的发展，完全离不开开放。而人类的历史至少可以在三个最重要的层面予以阐释。人类历史首先可以概括为解放史，从肉体到精神，从阶级到个人，从民族到国家，从国家到国际，历史正是一个不断走向和达到解放的发展过程。

　　第二个层面，人类历史可以概括为民权发展史。所谓启蒙运动，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从神权、王权向民权与人权的过渡。启蒙运动之前，一切文化的核心在于王权和神权，而启蒙运动之后一切进步文化的核心只是民权和人权。中国人所谓的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是讲王权和王道的；《水浒传》呢，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西游记》走的是另外一个路数，和尚可以和皇帝称兄道弟；到了《红楼梦》，似乎一切都被颠覆了，所以写到贾宝玉把北静王送他的御赐的香串儿转增给林黛玉时，林黛玉马上给扔了回来，并且评价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稀罕。

　　第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开放史。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但是一个不断的解放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开放过程。解放需要开放，开放促进解放。近500年的人类历史，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个词就应该和必然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地扩大市场，不断地传播文明，不断地整合民族与文化。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的显著发展轨迹就是全球化。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已经可以从种种重大文化事件与文化符号中初见端倪。

　　对中国人而言，开放到了民国初年，直至所谓黄金发展10年，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与境界。那个时候的著名文化人，甚至可以说人人学贯中西。那些著名的文学人物，无论是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还是诗人，大多具有海外文化背景。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玉成了他们。他们的得天独厚在于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又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接触到了西方文化，这使他们的眼界、认知和创作都远远优越于历代前人。从鲁迅开始，中经曹禺、老舍、沈从文、钱锺书、胡适、冯友兰、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周作人，直到王国维、辜鸿铭，不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激进者、革命者、变革者、改良者，还是保守者，在开放这一点上完全保持同流而又同质。就此可以得出结论，开放乃是比之左中右更高文化层面的历史潮流。左中右只是不同的树种，开放才是整个森林，虽然开放不能保证每个树种都得到阳光和水源的青睐，但封闭却肯定导致整个森林的窒息与死亡。以王国维为例，有人说他是前清遗老，也有人说他是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学问家和文艺批评家。这两种观点恐怕都有些道理，否则溥仪皇帝被轰出紫禁城，为什么只有他因此而触发自尽的决心。胡适先生对那种做法也很不满，曾在日记里愤然写到，那是民国以来最不名誉的一天。尽管如此，王国维依然是一位具有开放头脑、开放胸襟和开放学识的大批评家，表现在对元曲的研究上，他写成了元曲研究中奠基性质的《宋元戏曲考》；表现在对《红楼梦》的悲剧研究上，他写成了影响深远的重要批评文章；表现在对宋词的研究上，他写出了那部极为脍炙人口的《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的作品以中国文学为基本研究对象，但方法却是现代的和西方的，在这些著名的研究中，我们都能分明看到叔本华的影响和范式。

　　除去上述三点以外，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还包括多元风格，个性表达，道化思维，生命意识以及文艺批评等诸多方面。

　　站在今天的文学角度看，当代文学创作应该特别在技术、艺术和价值三个维度突破自己，走向世界。遗憾的是，现实状况不但读者并不满意。单以文学批评这一点看，金圣叹、脂砚斋、张竹坡、毛宗岗那种样式的古典批评，早已乘风归去，就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烈的文学争论与争吵也已经非常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