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小说的主角就是香港，而不是其中的个别人物，这是香港文学的重要元素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8月04日10:35 来源：羊城晚报 何晶 黄振山

　　简介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毕业，曾任中学教师。1992年开始发表文章，现专职写作，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香港文学。

　　其代表作有：《名字的玫瑰》、《地图集》、《V城繁盛录》、《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源始·贝贝重生》等。

　　刚刚落幕的本届香港书展，推出的“年度作家”是董启章。

　　他说：“获得年度作家不是我个人的事情，通过这个机会，可让香港读者和大陆过来的读者，以我为例，看看香港文学是怎样的，一个作家在香港怎样从事文学写作。这不是对我的奖励，而是一个身份，一份纪念的‘奖状’。”

　　相比前几届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董启章显得年轻，尽管他也已经47岁。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董启章这个名字相对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并不易读，但部部精雕细刻。在他的文学世界里，香港还是那个香港，又早已不是那个香港。董启章认为，写作应该打破既有模式和刻板印象，因为“香港不一定如此”。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家族史的写作方式勾连出香港历史，董启章笔下的V城和维多利亚港构成似真似幻的关系，王德威因此称“香港有了另类奇观”。

　　上图为董富记的账本。

　　“董富记”是促使董启章写下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直接来源。董启章的祖父早年在香港开办了“董富记”加工厂，专门生产缝纫机零部件，当时生意火爆，忙不过来，账本记得密密麻麻。1960年代的香港有很多类似的加工厂，也因为制衣业的繁荣，为香港制造业带来了鼎盛时期。后来随着内地不断开放，许多工厂搬迁到了内地，“董富记”也办不下去了，于1998年关闭。

　　壹

　　从《星岛日报》走上写作之路

　　我的第一篇习作投稿，是也斯老师传真给编辑的

　　羊城晚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成为作家的？看你之前的访谈好像没怎么谈过“出道”的经历。

　　董启章：我从小喜欢读书，但并不是很有文学修养。到了中四后才比较明显地发觉自己喜欢文学。中四时我们要分文理科，我读的是一所传统教会办的男校，男生一般看中理科，觉得前景好，成绩好的一般都选理科。我成绩算是比较好的，还是主动选了文科。当时我的思路并不清晰，就觉得自己喜欢有关文学、语言、历史类的科目，经常看些比较抒情的文学作品，比如徐志摩的，何其芳的作品，对古典文学，比如章回体小说也有涉猎。

　　羊城晚报：那时就开始自己创作吗？

　　董启章：会写一些文章，但算不上是正式创作，比如给学校校报写些散文。

　　羊城晚报：你在199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又是怎样的机缘？

　　董启章：考入香港大学念本科时，我先是在中国文学系，一年后我转到比较文学系。我在大学读到外国文学作品时，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在中国文学中前所未见的表现形式，让我感到很震撼。其实当时中国文学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我没有了解到，比如战后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已经走过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出现了现代派的写法，但我当时的认识不深。

　　1989年我本科毕业，继续读比较文学的硕士，做些研究。加上当时比较文学系教授们采取的教学方法不同，是非常开放式的，包含很多背后的文学理论，从中我受到很大启发。这让我离开读者的角度，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1992年发表的文章《西西利亚》是1991年底写的，当时我读硕士第二学年。

　　羊城晚报：最早的作品是发表在《星岛日报》？

　　董启章：1992年《星岛日报》副刊开办了《文艺气象》的版面，每天全版刊登原创文学作品，编辑也很乐意发现新人和新作品。也斯(梁秉钧)老师当时看到了一些我和硕士同学们的作品，觉得不错，他和编辑很熟，就拿去发表了。我第一篇在那发表的小说《西西利亚》是也斯老师帮我传真过去的。接着，在一年时间里，我发表了六七部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每篇一般要连续三天刊登，占的版面也很大，这种连载对一个新人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当时还有一点点稿费，大概2毛钱一个字吧，我的创作就是由此开始推动的。

　　贰

　　文学是读者自主的形式

　　当我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生存状态本身，只有长篇作品能够达到

　　羊城晚报：一开始你写的都是短篇，后来为何转变到长篇创作？尤其这些年来，全都是厚重的长篇小说。

　　董启章：其实我很早前也写过，1994年第一次写长篇作品《双身》。1992到1993年，我的作品都在《文艺气象》版面发表，后来版面停办了，在香港我突然没有空间发表作品。当时也有留意台湾文学界，他们办文学奖非常有经验，是很有公信力的文学奖。那时我就打算参评，于是1994年同时写了短篇、中篇和长篇三种作品参评。中篇《安卓珍尼》获得了“联合报文学新人奖”，短篇《少年神农》获推荐奖，长篇只是入围了，没有得奖。评审对这部作品有一定意见，后来我进行了改写，1995年又重新拿去参评，也是入围，还是没得正式奖项，不过获得“特别奖”，大概是安慰性质的。

　　当时评委有陈映真先生，两届的评委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了解到我改写过，可能认为我挺坚持的，作品也能看出进步，所以给了个“特别奖”。其实一年后这部小说《双身》在台湾出版了，后来联经出版社再版，现在还能买到。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长篇作品，不太成熟。我真正开始写长篇作品应该是2000年之后，写了《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现在特别喜欢长篇小说？是否还有打算写些中短篇？

　　董启章：因为现在想表达的内容更多了，这当然也会伴随表达方式的转化。长篇是很特别的，它起源于18、19世纪，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比较有空闲，然而到了今天，很多人不能适应它的长度。可从篇幅来看，它是唯一能让读者、艺术欣赏者长时间进入并停留于这个空间的作品。短篇小说、诗歌、电影都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长篇可能比较像电视剧，不过由于大众媒体的关系，电视剧的长度和沉浸深度虽然跟长篇作品相近，可往往是娱乐性的。因此要实现艺术性而非娱乐性的表达，并让读者长时间进入其中，只有长篇小说能够达到。

　　当我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生存状态本身，那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形成一个世界的构造，这只有长篇作品才能办到。

　　羊城晚报：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阅读长篇是非常耗时费心的事，大家可能更愿意读报纸上的专栏，或者是看看微博、微信，长篇阅读被轻阅读取代了。

　　董启章：这并不奇怪，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是不同的。长篇小说的语言不受欣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很灵活地融入日常生活。比如看电影，需要你坐在剧院或电脑前看，需要比较完整的时间，而正式的音乐欣赏也是现场演奏，需要特定的场景，欣赏是即时发生的。文学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你什么时候看，重新看某个部分，都可以，前后移动是自由的。因此文学是读者自主的形式，长篇小说的阅读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调整。

　　其实人生也如此，我们未必能准确记忆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依然生活下去。我觉得长篇小说更像人生本身的流程，但这种流程不像真正的人生过去了就不能重温，它是可以重新体验的。

　　叁

　　长篇的意义和价值应有人承担

　　在大陆长篇作品销量好，这是一种反世界潮流

　　羊城晚报：你现在在写什么呢？“自然史三部曲”系列已经出了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第三部的上半部《物种源始·贝贝重生》(又名《学习年代》)也已经出版了，下半部却一直没有见到踪影，你现在的进展如何？

　　董启章：还没写完。原先构思是三部曲，第三部出版了上半部《学习年代》，但现在下半部的构思发生了变化，增加了一些想法，可能会写不止一部，后续会有一定延续性。

　　羊城晚报：我看到香港书展“文艺廊”的年度作家展示区有你在动笔前画的人物架构图，有很完整的思路。在你写每部长篇作品之前，是否已经有整体的构思？

　　董启章：动笔之前，脑海里需要花时间去构建一个框架，像建筑的设计图。随着一些新的意念出现，作品的内容会在创作过程中有改动，只是说仍然在这个框架体系下。比如人物设定会改变，会有新的人物，一些人物会变得很重要。创作的灵感会经常突然出现的，但创作前需要构建大致框架，而不是抓住一个小细节就开始自由发挥。

　　羊城晚报：大陆很多作家都偏爱写长篇，我们曾讨论过关于“长篇崇拜”的话题，不知你怎么看待？

　　董启章：港台和大陆的处境正好是相反的。大陆的阅读市场比较特别，长篇作品的销量比较好，这是一种反世界潮流，很奇怪。但在大陆就存在这样的现象，读者喜欢长篇作品胜过短篇。但在港台地区情况明显不同，长篇作品是不合时宜的，读者相对较少。我在香港创作长篇作品，并不觉得这是很受追捧的，主流的，需要跟其他作家投入竞争的类别。我只是认为，香港没什么人写长篇，这种篇幅也不很切合时代，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该消失，应该有人去承担。

　　肆

　　“故乡”之于香港人有点奇怪

　　他们对于工厂机器的感情，就像别人对大自然花草树木的感情一样

　　羊城晚报：我看你的作品感觉有很浓的香港味道，但你也谈到，现实中的香港人并不是你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差？

　　董启章：我并不追求写典型的事物。有人觉得文学艺术需要表现典型性，能够代表某个地方，某个阶层，我更倾向写一些非典型，不那么主流的观念。这并不代表缺乏真实性，现实中的确存在另类的、非主流的人和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也能够映照出真实。“典型”给人的感觉是缺乏可能性，它是可预见的，人们也认为应该如此的状态。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就会受到封闭，对香港人的看法也会形成定势，比如有一些特质，很聪明、很灵活、很世故，人物会被封闭在这样的形象里。我认为应该打开这样的模式，香港不一定如此。

　　羊城晚报：你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写香港，莫言曾经说故乡是作家创作摇摆不了的存在，你对故乡的定位是什么？

　　董启章：“故乡”这个词用在香港人身上可能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基本是在城市里成长，所以香港人的意识都是城市的意识，香港文学也是城市的文学。香港很多作家非常刻意去写香港这个地方，大家觉得香港是故乡，这很有趣，这种所谓乡土的元素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

　　城市乡土和一般的所谓乡土不一样，城市是人为的世界，不是大自然，我们的空间感就是城市的空间感，里面的物件跟自己的成长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人为的东西产生的亲密感构建了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会费尽心思地去讲述其中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香港文学里重要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物件、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从西西开始都是这样子，好像小说里面的主角事实上是香港，而不是其中的个别人物，我觉得这是香港文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里面就是人与物的关系。一般我们说人在社会里被物化、被异化，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我写到祖父跟父亲这一代，他们已经活在现代社会里，机器化的社会里面，他们跟机器、工具、物件很有感情，这些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对于工厂机器的感情就像是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花草树木的感情一样。

　　羊城晚报：你还在大学上课讲香港文学吗？

　　董启章：是，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文学欣赏”，这是一门通识课，修读的同学都不是中文系的，所以没有太多文学背景，讲的内容相对较浅，主要是介绍香港的短篇小说，大概10来篇。从1950年代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说起，有刘以鬯的《对倒》、西西的《我城》、也斯的《剪纸》，讲得比较深的是韩丽珠和谢晓虹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