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历史的“空巢”——关于薛忆沩新作《空巢》的对话

　　对话

　　编者按：“电信诈骗”已经殃及并且还在继续殃及无数的中国家庭。薛忆沩的长篇小说《空巢》以这现代的人祸为线索，通过一位“空巢老人”受骗的一天，透视整整一代人扭曲的一生，进而叩问个体生命和个人生活的意义。下面的对话就围绕着这部直面现实又充满哲理的作品展开。

　　申小申：《空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女性的“空巢老人”，而小说的主线是一宗“电信诈骗”案。作为一位极为在意“审美距离”的作家，你为什么突然会写一部如此“贴近现实”的作品？

　　薛忆沩：首先我想说，《空巢》虽然贴近现实，它对审美距离的要求和把握仍然非常严格。事实上，正是因为找到了最精准的审美距离，这部作品才得以成为我个人文学档案里的成果。其次我想说，我的写作从来都是“贴近现实”的。当然，我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的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现实、内在的现实。《空巢》的关注点仍然是这种内在的现实。

　　回到你的问题，我要承认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生活：2010年9月14日中午，我独居在深圳的母亲突然从“公安机关”打来的电话里得知自己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在巨大的恐慌之中，她听从“警官”的安排，将存款(包括她为我代收的全部稿费)集中起来，转移到了“公安机关”的安全账号上……

　　母亲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教龄的退休中学教师。在得知自己成为“电信诈骗”的受害者之后，她陷入了一生中最深的幻灭。她懊悔莫及。她羞愧难当。她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方面反复调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努力将她带离那灾难的阴影，同时我也在仔细观察她的种种变化，并且试图找到灾难的原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要将这一段亲身经历提炼为文学的想法。灵感的出现的确非常突然，它出现在去年圣诞节那天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加航班机上。我刚坐下，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的头脑中。在飞行的前三个小时里，叙述的线头不断坠落在我随身的笔记本上。

　　申小申：《空巢》中有两条并列的主线，除了现实的主线之外，还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它一直伸延到了叙述者生命的源头。那就是你寻找原因的方向吗？

　　薛忆沩：在罗素的自传里有一个这样的细节：罗素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赵元任一路上担任他的翻译。在一次闲聊中，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与当时还只是一个青年教师的赵元任谈起了他正在写作的政论。罗素说出那篇政论的题目后，赵元任做出了迅速的回应。那睿智的回应给极富英式幽默的罗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它当成是中国人颇有幽默感的例证。罗素政论的题目是“当前混乱的根源”。而赵元任回应说：“当前混乱的根源就是从前的混乱。”

　　赵元任的幽默值得严肃地对待。现实必须与历史联在一起来思考。当前的受骗很可能就根源于从前的受骗……现实的灾难很可能重复的就是历史的悲剧。

　　不过，启发我将历史的空巢纳入小说结构中来的并不是赵元任的幽默，而是我母亲在接到诈骗电话之后的反应。她突然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想起了自己一生的光荣和遗憾。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面对如此冲动的回忆。第一次发生在我十岁的时候。当时，一位从哈尔滨来的亲戚在我家里生了重病，她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一天下午，我独自坐在她的病床边，她突然开始冲动地回忆自己的过去。那激情的场面让我马上就懂得了回忆与死亡和幻灭之间的关系……当时，我只有十岁。

　　申小申：现实和历史两条主线的交叉对比是《空巢》最显著的结构特征。从这种结构看，这部作品既可以说是一位空巢老人“一生中的一天”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她“一天中的一生”的故事。这种“一天”与“一生”的结合具有很强的震撼力。

　　薛忆沩：我一直相信，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天是最重要的，是与他或者她的一生有最大关联的。这大概就是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那样写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的作品得以成立的人类学根据。而《空巢》也是一部野心勃勃的作品，它写了完整的“一天”和完整的“一生”。所有空巢老人在受骗之后可能的本能反应，为我探索“一天”与“一生”的神秘关联提供了机会。我将这部作品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因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申小申：我一直觉得你的大部分作品都有自传性的特点。不管你的人物生活在什么年代，我觉得他们都与你自己有精神和气质上的相似。甚至在《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中的“怀特大夫”的身上，我都可以看见你自己的影子。你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自传性”？

　　薛忆沩：我相信，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自传性的。将“别人变成自己”或者将“自己变为别人”是写作的基本功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能在这里展开。在《空巢》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沉在生活的本质上，始终都在倾听身体的反应……在写到痛的时候，我真的能够感觉到痛，这可能就是它的“自传性”。小说中无数的细节也都来源于生活，比如在第一章里，“我”与出租车司机的对话就基本上是我在北京的出租车上与那位懊悔莫及的司机的对话。当时，出租车正行驶在西长安街上，出租车司机为“认识”父亲太晚了而懊悔莫及。他的感叹深深地打动了我。

　　申小申：《空巢》里有许多的奥秘，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你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空巢》是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称”的视角已经有一定的难度，“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对于一位男性作家当然就是更加严峻的考验。谈谈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应该说不是我选择了这样的视角，而是这视角选择了我。在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加航班机上，当灵感突然爆发的时候，我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作品中的“我”。在随后的六十四天里，我也一直就生活在“我”的恐慌、疑惑和懊悔之中，最后，当“我”母亲的幽灵对她说“你过来，孩子……我带你走”的时候，我也像她一样感觉到了真正的解放。这完全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其实很多年以来，我都一直想用第一人称写我们家族里的女性，比如我的姨外婆。她有优越的出身、惊人的天资以及强烈的求知欲，却是“封建”和“革命”的双重受害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这位不堪一击的女性却没有被任何力量击垮，她现在已经九十七岁了，仍然在玩魔方和做数独，仍然在读沈从文，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长恨歌》等古典诗文……她向我显示精神的不可摧毁性。我一直都想用第一人称写她的故事，没想到，灵感却会从另一个方向喷发出来。

　　的确，写女性人物是对男性作家的最大考验。也许正因为如此，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女性人物都出自男性作家的笔下。直接用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写作的固然不多，但是，福楼拜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我相信，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也有一定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