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山山：再上高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7月31日09:44 来源：裘山山

　　摘要

　　在西藏，边防军人的故事总是很多。但我听到的这一个故事，是边防军人亲友团的。

　　某一年阳春三月，一个新婚的军嫂从四川进藏探亲，请了两个月的假，想好好跟丈夫聚聚。她丈夫在聂拉木下面的小镇樟木。不料一到拉萨，她就被剧烈的高原反应击倒了，住院整整一个星期。出院后从拉萨到日喀则走了三天，这就耗去了10天。哪知当她好不容易从日喀则坐长途车到聂拉木时，遭遇了春天的暴风雪。大雪整整下了六天，去边境的路彻底中断。她就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小镇上住了半个月。直到四月份道路开通，她才抵达樟木。那时离她出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她在樟木呆了二十多天，留下一周作为返回的路程。

　　其实我很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你进藏多少次了？每次我都含含糊糊说，十几次吧。因为，即使不跟西藏军人比，在我们成都军区，进藏几十次的大有人在，甚至一年就跑六七趟的也大有人在。若是跟西藏军人比，哪怕是今年的新兵，我也弱爆了，十几次累计起来也不过一年，真没什么可吹的。

　　不过我也有我的优势，那就是跑的地方多。尤其这一次，我带了6个人一起进藏，被戏称为“师徒七人西天取经”。我们兵分三路，昌都，山南，日喀则。我去了日喀则，并选了一个从没去到过的边境小镇：樟木。好让自己在行走地图上多插一面旗。

　　1

　　樟木

　　我去了很多次日喀则，但始终没到过樟木。

　　樟木是中尼边境的一个小镇，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通商口岸。海拔只有2300米，青山绿水，完全不像西藏高原。我从日喀则一到樟木，呼吸就顺畅了，脑子就清醒了。难怪樟木边防连的指导员跟我说，我们在这里很幸福。他说的幸福，是相对于他原来所在的岗巴营，那里海拔4700米，完全是另一个不宜人类生存的世界。

　　曹德锋长了一张娃娃脸，说话总是带着笑意。西藏的紫外线没让他变黑，但已经有了“红二团”。虽然从军龄上说我是老兵他是新兵，但就进藏而言他可是老西藏，已经15年了。我问，你八几年出生的？他看我拿个本子在做笔记，就说，我是八二年出生的，但你就写八一年吧。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兵的时候年龄不够，我自己改大了一岁，档案上现在都是八一年了。

　　如此，曹德锋是17岁入伍的，而且是背着父母偷了户口本去报名的，而且是主动要求到西藏部队的。那是1999年。说到动机很简单，一是他三叔是军人，给了他很多向往；二是家里困难，当兵可以给父母减轻负担。当武装部把通知发到他家时，他父母大吃一惊。父亲很生气，母亲却开明地说，去吧，男孩子，闯闯也好。

　　可是这个“闯”，却非同一般。在日喀则新兵训练的三个月，曹德锋苦到哭，给父母打电话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住土坯房，高寒缺氧，这些都不够列入苦的名册。每天顶着风沙训练，摸爬滚打，曹德锋的胳膊和膝盖都受了伤，依然一瘸一拐地参加训练。怕老兵骂他装蒜。后来胳膊上的伤口化脓感染，血水渗透了棉袄，才得以去卫生队包扎。曹德锋伸出他的双手给我看，个个都指头关节偏大，他说，这是在沙砾地上做俯卧撑做的，变形了。

　　这么苦了三个月之后，甘也没来，新兵训练结束，曹德锋直接被分配到日喀则海拔最高的边防营：岗巴边防营。驻地4700米，是一个我去了绝对睡不着觉的地方。由于文化程度高，人机灵，他当了通讯员兼文书。第二年便申请考军校，去了分区举办的文化补习班，即高考复习班。曹德锋在补习班名列前茅，对于考上军校信心满满。

　　但是，挫折再次降临。上面忽然说，他的档案有问题。原来，当兵体检的时候，一个医生给他填体检表，把学历写成了初中，曹德锋看到了及时纠正说，我是高中。那位填表的医生满不在乎地随手将“初中”二字涂掉改成高中。就是这么一涂，变成了“档案有问题”。因为，组织上有理由怀疑是他自己改的。

　　负责补习班的干部很同情他，说给你三天时间吧，你打电话让家里想办法去改过来。曹德锋说，我上哪里去想办法？我父母都是农民，我一个当官的也不认识。而且，那个时候通信联络也非常不便，找个人都找不到。他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了高考，打起背包回到连队。

　　听到这里我真是觉得又心酸又生气，那个可恨的医生，真可谓草菅人命啊。同样是高考，同样是医生，我的命运要比曹德锋好太多。我当年作为战士高考，考上了，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怀疑为浸润性肺结核。复查的那位医生看着我的X光片说，姑娘，照理说我该把你打入另册了，但你考得真不错，不上大学太可惜。这样，我现在不写诊断，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去治，治好了说明是肺炎，治不好那只好认了。我千恩万谢，回到部队打了半个月的青链霉素，果然好了，果然是肺炎，于是进了大学。

　　其实曹德锋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当两年兵就回家这一点。

　　成为士官的曹德锋，开始进行他人生的第二场战役，即成为一名军官。既然通过考军校成为军官的路，被档案上一个潦草的涂改堵死了，那他就走另一条路：从战士直接提干。

　　这条路非常艰难，不亚于攀登珠峰。有几个硬杠杠是必须满足的：入党，当班长，立两个三等功，加上民主评议。曹德锋开始默默地一样一样地努力。这个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人生导师指引，全凭一股子本能，开始了攻坚战。当兵第三年他调到了生产营任司务长(相当于班长)，连队的生产建设在他的努力下一举成为先进典型，立了一次三等功，并且入了党。接下来，他代理排长，管理有方，工作成绩突出，再立一个三等功。这期间的艰辛和努力，我这一百字远远不能表达其中的万分之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也许可以替他表达一下。

　　2005年，曹德锋作为优秀班长，终于直接从战士提干了，整个分区就四名。他终于打赢了这场他主动发起的进攻。

　　2

　　聂拉木

　　樟木是属于聂拉木县的，故从日喀则到樟木，必经聂拉木。

　　聂拉木县海拔4300米，就在318国道旁。距离县城30公里处，也有个边防连，和樟木那个连是兄弟。最初我们没打算去。坦率地说，它太艰苦了，我如果只是去路过一下，对不起连队，如果住下来采访，又吃不消。

　　可是没料到，我最终还是去了，为了氧气。

　　氧气这个词，只有在西藏才会被频频提起。你若在成都，在北京，在上海，谁会想到氧气？它因为无所不在而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在西藏，氧气这个词是凸显在人们生活中的，尤其凸显在每一个进藏的人的生活中，通常它会和“缺”或者“吸”一起组成常用词。

　　在我前十余次的进藏经历中，缺氧的感觉并不强烈。记得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我一到拉萨，就会借辆自行车在大街上闲逛。现在这记忆已成为我的“好汉当年勇”了。有人问我，是不是你经常去西藏就没有高原反应了？我连连摇头。不是的不是的，年纪越大反应越厉害。真是很奇怪，是不是因为年轻，就自带几分氧？上了高原可以反刍？

　　前面我说，樟木青山绿水，完全不像西藏。但还有一句话必须补上，那就是抵达青山绿水的路程是很西藏的，必须翻越两座海拔5千米以上的雪山，一路上全是光秃秃的山峦和沙砾地，看不到一点绿色。缺氧，干燥，气紧。

　　去的那天，我们到达5280米的嘉措拉山顶时，大家都顶着大风下来拍珠峰。我也很激动，天气好，珠峰仿佛近在眼前。可是我刚咔嚓两张，忽然就站不稳了，眼前发黑。残余的理智让我连忙爬上车，快速解开缠绕在氧气瓶上的塑料管，把管子对准鼻孔。哪知驾驶员过来说，里面没有氧，出发前来不及灌。那一刻真的很绝望。

　　没别的办法，只能立即下山。下山后到了岗萨，也就是老定日县城。陪同采访的分区聂干事急忙跑到街边的小店去买氧气，两罐像灭害灵那么大的圆筒，我抱着圆筒迅速吸入，几分钟后就感觉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同行的年轻女作家纪莹连连说：红了红了！她说的“红了”是我的嘴唇，刚才我的嘴唇一直发黑。聂干事，纪莹，加上司机小蔡，三个人同时呼出一口长长的气：你吓死我们了！

　　若吓死他们，我肯定已临近死亡。当时我脑子里忽地想起一个朋友说的事，他们去攀登珠峰，返回时，一个同伴走着走着就倒地而亡。心脏在缺氧的时刻，不知何时就会到达极限，因极限而崩溃。

　　最难受的时候我想，若真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就太给他们添麻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让他们往哪里送？当然我也想，真要报销就报销吧，也许很痛快。

　　心有余悸的聂干事提议，我们还是到聂拉木边防连去休息一下吧。因为前面还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雪山。以我过去的习惯，不打算采访人家的话就不去打扰。但彼时已经顾不上了。

　　一进到那个连队指导员的房间，我就躺倒在了沙发上。躺倒的原因还有腰疼，我的腰椎已经出问题一个月了，怎么也弄不好。指导员叫来军医(但凡独立驻守的边防连队都配有军医)，军医除了让我吸氧没有其他招数。只是氧气瓶比我在车上用的大很多，像发导弹，让人心安。我告诉他我喘不上气，憋闷，他很淡定地说，就是缺氧导致的高原反应。

　　他早已见惯不惊了，高反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甚至是他们亲友团的家常便饭。我躺在沙发上，还是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对纪莹说，你赶紧采访吧。纪莹就和连长指导员聊了起来。指导员张良，汉族，连长普珠，藏族。两个八零后小伙子，都已戍守西藏十年以上了。这一路上，我见到好几位藏族青年军官，他们有个共同点，总是笑眯眯的，露出一口白牙，普通话很标准。

　　在西藏，边防军人的故事总是很多。但我听到的这一个故事，是边防军人亲友团的。

　　某一年阳春三月，一个新婚的军嫂从四川进藏探亲，请了两个月的假，想好好跟丈夫聚聚。她丈夫在聂拉木下面的小镇樟木。不料一到拉萨，她就被剧烈的高原反应击倒了，住院整整一个星期。出院后从拉萨到日喀则走了三天，这就耗去了10天。哪知当她好不容易从日喀则坐长途车到聂拉木时，遭遇了春天的暴风雪。大雪整整下了六天，去边境的路彻底中断。她就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小镇上住了半个月。直到四月份道路开通，她才抵达樟木。那时离她出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她在樟木呆了二十多天，留下一周作为返回的路程。

　　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偏僻的举目无亲的高寒缺氧的小镇上住半个月，会是什么感觉？绝望？伤心？还是愤而离去，打道回府？所以听到这个故事时，我一个劲儿追问：这次探亲没影响他们夫妻感情吧？那女人见到丈夫时哭了吗，抱怨了吗？讲故事的人说，没有，她见到丈夫时只说了一句，你们太不容易了。

　　在我常常自认为很坚强的时候，总会有人让我自惭形秽。

　　我一边吸氧，一边听故事，眼角的余光却注意到茶几上有两瓶漂亮的绿色植物，是蒜苗。瓶子下面是白生生的整齐的根须，瓶子上是郁郁葱葱的叶片。上下都跟他们的内务卫生一样整齐划一。

　　我问指导员，谁种的？指导员说是他种的。我立马请教：加营养液了吗？他说没有，就是清水。我连忙拍下来它们，发在微信圈里，并告诉大家，这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室内盆栽，海拔4300米的蒜苗。

　　半小时后，我们告别聂拉木边防连，继续出发。再翻越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去樟木。在西藏，5千米以下的山不能算山，所以，这座刚刚挨边儿5千米的山，羞涩得连个路碑都没有。我四处打听，才知道了它的名字：拉隆山。下山，就再也没山了，全是沟。从海拔5千米一口气下到海拔2千米，简直就是往氧气瓶里走。

　　晚上八点，我们进了“氧气瓶”樟木。

　　我在樟木住了三天，真的叫休养生息。

　　3

　　定日

　　何海斌斜斜地靠在越野车旁，跟几个走过他身边的藏族小学生打招呼，逗他们，小学生嘻嘻哈哈地反过来逗他。我一眼看见，心里一动：如果不是那身衣服，他可真像个土生土长的西藏人。黑黝黝的脸庞，加上一副自在的神情。

　　何海斌是拉孜县人武部政委，上校军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所以，当我在路上发生严重高反，被同行的三位坚决阻止继续往前走时，他立即说他来接我回去。

　　所谓“往前走”，就是去海拔更高的边防团；所谓“回去”，就是返回日喀则。我自然是服从了。

　　我们的线路是这样的：从樟木出发，经聂拉木、岗萨、定日，拉孜，最终到日喀则。定日是中间站，我们便停下来吃午饭。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很饿。

　　定日海拔4300米，是去往珠峰必经的县。换句话说，珠峰就在定日县境内。所以定日的旅游口号是，到定日看珠峰。定日又分老定日和新定日，前面我们经过的岗萨，就是老定日。

　　对于老定日，我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首次进藏，和另外三位部队作家一起，坐了辆老式北京吉普去樟木。当车子开到老定日时，坏了，轮胎漏气。我们便在老定日唯一一家修车店补胎。等补好了轮胎，师傅告知我们没电充气。他扔了个打气筒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打。于是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我们开始玩儿酷，用自行车打气筒给汽车轮胎打气。我们五个人是这样分工的，男的每人打100下，女的每人打50下。凭我们的一双手，还真把轮胎给打足了。年轻真是好，我吭哧吭哧打了50下一点儿事儿没有。不过等我们继续前行时，更多的问题出现了，水箱漏水，发动机故障，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于是，樟木这个著名的边境口岸，我迟到25年后的今天才得以抵达。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何海斌听，他哈哈大笑说，我当时要是在，一定不让你打。我说，你那时候在哪儿？读中学吧？他说是，读高中，我1991年进的大学。

　　1995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何海斌，幸运地遇到了西藏部队去学校招收军官，他立即报名，过五关斩六将，穿上了军装，来到高原。在教导队集训三个月后就当了排长。因为思乡，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些关于边关和故乡的短句子，被领导无意中瞥见，立马作为写作人才，弄去当宣传干事了。以后他又回连队当指导员，又上机关当股长，又回营里当教导员，又到机关当科长，上上下下，始终都在艰苦的日喀则地区，那张黝黑黝黑的脸就是明证。樟木的八零后指导员曹德锋，就曾经是他的部下。

　　可是，等我们在拉孜人武部面对面坐下时，他居然木讷得要命，啥也说不出来，路上的那个话痨不知哪儿去了。我只好回家查资料，一查还查到了。何海斌在岗巴营任职期间，光是带队巡逻就150多次，行程近两万公里。行万里路的同时读万卷书，他的阅读量很大，凡是关于西藏的关于军事的书都喜欢读，由此带动了整个岗巴营，他们营党委是全军先进基层组织，是中央军委命名的“岗巴爱国模范奉献营”，他本人还是西藏军区的优秀党员，立过一个二等功，三个三等功。像戏曲里唱的：是一个好呀么好青年。

　　4

　　拉孜

　　到达拉孜是下午四点半，第二天，何海斌带我浏览拉孜，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仿佛身后跟着的不是内地来的中年妇女，而是个西藏小战士，气喘吁吁的我，又在拉孜人武部坐下。刚喝了两口何海斌泡的滇红，屋子里就进来一个结结实实的汉子，一张脸极为充分地体现着西藏紫外线的威力，黑而亮。他笑眯眯地说裘老师你好，我叫周联合。原来，他就是拉孜人武部的周部长。

　　周联合也是七零后，外貌没有何海斌那么挺拔。我马上注意到他的嘴角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就问，你嘴上的疤是到西藏落下的吗？

　　其实我问的时候，完全是没话找话的心态。所以他回答的时候，也是一副闲聊的口吻：

　　是的。我当班长那年，有一次执行任务，遇到了歹徒，居然冲过来夺枪！我马上就跟他们拼命。老子心头想，我兄弟四个，就是光荣了爹妈也有人养。结果就挨了这一刀。

　　用那句俗话说，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追问，后来呢？

　　后来当然是把他们制服了。

　　那你呢？

　　我送到医院缝针呗。医生打麻药之前我就问，你这麻药会不会影响面部神经？医生说，会有一点儿。我说，那就别打麻药。结果把老子痛惨了！里面缝了12针，外面还缝了8针。

　　原来，这是个有着严重英雄情结的军人。他曾有两次机会进机关工作，都被他自己放弃了。他说，我喜欢和兄弟们在一起的感觉，不喜欢虚头巴脑的事。

　　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正午的阳光赤诚热烈到让人受不了。我往树荫下躲，周联合却站在白热化的中间地带，脸上滋滋冒汗。他指着眼前一座不长一棵树一棵草的山对我说，我觉得我们男人就应该像这座山一样，坦坦荡荡，毫无遮掩。

　　我说，你这么喜欢西藏，以后回内地了，一定会很想念的。

　　他点头，若有所思地说，当我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但我一定会回头多看几眼。

　　我的眼眶一下湿了。

　　按他的句式，我也想说，当我以后想起拉孜小城的时候，一定会想起这座没有一点儿绿意的山，和仰望山的周联合。

　　作者简介

　　裘山山，祖籍浙江。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4部，小说集《白罂粟》等6部，散文集《从往事门前走过》等6部，长篇纪实散文《遥远的天堂》《亲历五月》等2部，长篇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等2部，以及电影剧本2部。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冰心散文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以及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等若干奖项。现为《西南军事文学》主编。